《大国与小民》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社会学经典译著,作者明恩溥在二十多年审慎研究和大量观察的基础上,生动概括、描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实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其观点客观犀利。他写中国人会在墙上挖一个洞,洞里放上蜡烛,这样两个房间就都有光了;写中国家长会给男孩取个女孩的名字,让神佛误认为他是个女孩,这样就很好养了;写人们以放生鱼儿鸟儿来积善行德,至于放生后的鱼儿鸟儿今后怎样生活,那全然不是他们关注的了;写码头工人仅仅用大量可以回收利用的草席就打败了美国某州花费巨资建造的精致粮仓……
《大国与小民》这本活生生的中国百姓全书,客观犀利描述了*真实的中国筋骨与血肉,《大国与小民》影响了整整两代西方人看中国的视角!《大国与小民》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读!
《大国与小民》独家收录中、法、英、美等国顶层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现象的描述和评论,和明氏观点互相补充和对照,《大国与小民》使读者和研究者能掌握更全面、更丰富的知识和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成为了美国在华*为著名的传教士之一。他的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例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等,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风行一时,对西方世界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研究来华传教士和近代中美关系。还是西方近代的中国学与中国观,他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
这是一部湮没百年的社会学经典译著,作者在二十多年审慎研究和大量观察的基础上,生动概括、描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现实和中国人的性格特征,其观点客观犀利。看到文中批判中国人劣根性的一些叙述。有的读者或许会心生反感。但面对一位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作者,我们却不能否认他的用心和诚意。更何况,“面子”、“孝道”、“勤俭”、“忍耐”这些特性依然流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的血液中。
以前的人是怎样的?别人眼中的我们又是怎样的?今天的中国由何而来?几百年时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哪些伟大而深刻的变化?了解和思考这些,对个人的自省自觉,甚至对民族的振兴发展,都是非常有必要且有益的。
我们何其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年代。我们又何其庆幸,有一段真实的过去能够回顾,它让我们看清自身的缺陷和弱点,性格和美德,从而找到未来的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鲁迅先生临终前十四天,他在刊于上海的《大公报》上的《“立此存照”(三)》中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想让他关注了一辈子、怒骂了一辈子、担忧了一辈子的中国读者看一本什么样的书,翻开本页就是答案。
客套规矩多
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礼节有两个方面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一为赞赏,一为批评。我们盎格鲁- 撒克逊人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格,外刚胜于内柔,行事果断却缺少圆融。所以,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在广袤的亚洲大地上,人们化解摩擦,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艺术远胜我们。对此,我们内心充满了敬佩——那是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对驾轻就熟者由衷的敬佩。即使那些对中国人心存偏见的批评家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把礼节提升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若非亲历,西方人根本无法想象。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在中国的传统典籍中,记载着三百条礼节规范和三千条行为准则。在我们看来,一个背负着如此之多的繁文缛节的民族恐怕很难延续下去。而事实上,只要稍稍留心,你便会发现,遵守礼节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沦肌浃髓的本能,一如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天才的中国人,把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和外交活动中才遵循的复杂礼仪,成功地融入到了日常生活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要为繁礼多仪所累。这些礼节就像节日的盛装,总是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被拿出来穿戴上。中国人凭直觉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什么场合该恪守什么礼节。在这些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不能回答九乘以九等于几一样荒谬可笑。
西方人之所以很难欣赏中国人的礼节,是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认为,礼节是“一种真实的善意表达”。西方人的认识来自于一种文明观念:个人幸福就是全体的幸福。但是中国人的礼节却完全与之相悖。中国人的礼节更像是一种专门仪式,这种仪式意义重大,却并非发自人们的内心。这种仪式是个体对大集体的遵从,更像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中国人关于尊称的整套理论和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抓狂,也足以弄得他们一头雾水。这些称谓使得人们有了明确的尊卑长幼之分,而这种等级被视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只要尊卑有别,上下有序,就万事大吉。
在下象棋的时候,先走的人会说:“鄙兵先行一步。”他的对手会回应道:“鄙卒也走一子。”然后一人会宣称:“贱马要到贵象之位,吃掉尊卒。”就这样说着客套话,下完整盘棋。尽管棋局和这些客套话毫无关系,但如果一个人不能运用客套话说出下一步棋,那么他就会被人们所耻笑。对中国人而言,客套话也是下棋的一部分,不了解这些便意味着无知。
与此同时,中国人恪守礼节的程度,城市和乡村相去甚远。在城市,恪守礼节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去到乡下,尽管同样需要遵守礼节,但是不需要像城里人那样精通。
中国人都很温顺,很有人情味。他们举止文雅,风度翩翩,不粗暴粗鲁。这种温顺性格在普通百姓身上特别明显。
——﹝法﹞杜赫德
不过必须承认,也有极少数中国人不知道在特定的场合该如何合适地行事,但即使是这些人,也远胜过一个*有修养的外国人。与他们比起来,这个外国人就像是个尚未离开母亲怀抱的婴儿,除非这个外国人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有时刻注意自己言行举止的意识。很显然,西方人就连中国礼节*浅易的门道都摸不清,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
中国的礼节就像一个气囊,虽然中间空空如也,但是能很显著地减轻颠簸。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很客观地断定,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礼节(与中国人对自己同胞的表现完全相同)更多是为了展示自己是个守礼之人,其次才是真正考虑客人的需要。你不想喝茶,但是他偏偏要为你生火烧水沏茶。结果你被那些冒出来的烟熏得直流眼泪,喉咙被呛得如吞苦药。但是主人却对自己的待客之道充满自信。至于客人的感受,那只是客人自己的事儿。
再举个例子,你在农村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房东认为把房子打扫一下(只是意思一下)是一种礼节。虽然你已经迈进了房间,他却依然卖力地打扫着,满屋弥漫的飞灰让人睁不开眼,你请求他不要再打扫了,但是他依然置若罔闻地忙碌着。或许,这就是《礼记》上所说的,“客从远方来,洒扫庭院迎接之”。
这种礼节性的行为同样出现在宴会上。热情的主人会为客人夹菜,将客人的碗里塞满他认为好吃的食物,以保证自己不会失礼,当然也没人会认为这种行为很不恰当。至于你喜不喜欢吃,是不是能吃完,一点也不重要。如果你不吃,那就是你失礼了。如果一个外国人不懂这些事情,
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跟主人没有任何关系。
也是遵照这种原则,中国新娘去拜见一位外国夫人,行礼的时候她会背对着夫人,面向北方行礼。这种行为令这位夫人又气又疑。之后仔细问了知情人方才明白,原来新娘行礼的方向是皇帝所在的方位。至于外国夫人待在房间的南面还是北面,就不在她应该关注的范围内了。假如那位外国夫人没站对方位,那么新娘也就不必理会这位夫人的感受,她要做的就是让别人知道她懂得往哪个方向叩首。
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给人脸面的方式就是向对方送上一份礼物。礼物样式是固定的。某位和中国人交往的外国人时常会收到一些盒装礼品,里面是一些用红纸包着的油腻点心。那个外国人从来不吃这些点心,他被逼无奈当面表示他根本不会吃,收下的话也只能送给其他中国人,送礼的人还是坚持不肯拿回礼物。
按照礼节,中国人绝对不会对收到的礼物挑肥拣瘦。收到礼物的人通常会说:“这些礼物一定花了不少钱吧!”而客人在告别的时候通常会对主人说:“给你们添麻烦了!让你们破费了!”
一位外国人,受邀参加一次婚礼,喜宴上摆了不少点心。客人们正在进餐的时候,有人端上一盘点心,上面只有两三块点心,端盘子的人夸耀点心热腾腾的(好像人们都喜欢热的)。很显然,外国人是贵宾,盘子首先被端到他的面前。但是这个外国人却谢绝了。不知什么原因,整个婚宴的气氛变得很尴尬,那盘点心没有再传下去,而是被撤掉了。
原来,这是一种习俗,来参加婚礼的客人都要出一份礼金,在客人们还在吃喜宴的时候就开始收了。直接收礼钱好像很不符合礼节,所以便以送点心作为暗示。中国的客人都明白送点心是什么意思,只有这个外国人不知道。所以他的拒绝让别人也不好意思再当面拿出礼金。后来,这位外国人又去参加这家人的另一次婚礼,那个婚宴主持人吸取上回的教训,直接将盘子伸到外国人的面前,说:“请把礼钱放在这里!”这种方式可以称得上是比西方人还直接了。
在批判了中国人的繁琐礼节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方面要向他们学习。在诚信的同时摒弃我们的粗鲁,这并非全无可能。假如将东方的含蓄温雅和西方的独立自主融合一下,那一定是个更好的局面。
……
该书是中国生活在美国中产阶级眼中的经典写照,书中关于中国社会差别的叙述十分引人注目。该书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后来的社会学分析的基础。明恩溥把作为文化差异的“贫穷”与“社会团结”,写得特别精彩。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
明氏毕竟是过来人。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象,可谓观察精密、独具慧眼,而且他那描摹入微、写实逼肖的能力,岂止在西洋人中没有人可以与他比拟,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人中间恐怕也是少如凤毛麟角吧。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
明氏以传教士的地位随意观察中国农民。李先生(李景汉)以社会学家的资格研究中国农民,而所见吻合如此,可见明氏这本作品,也决不能和一班走马看花、捕风捉影的西人著述等量齐观了。
——百年清华四大哲人之一潘光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成为了美国在华最为著名的传教士之一。他的几本有关中国的著作,例如《中国文明》、《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等,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风行一时, 对西方世界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研究来华传教士和近代中美关系,还是西方近代的中国学与中国观, 他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人物。
除了非常非常熟悉中国的国情,明恩溥也十分了解和关注中国民众的生存状况。1906年,他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将清王朝支付给美国的“庚子赔款”用来在中国兴学、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这直接促成了后来清华大学和协和医院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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