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的光影转世-行业好书-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自文学诞生之日起，纸上文本便与说唱、戏剧等等现实搬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现代电影电视艺术的产生，更是将这种跨媒体的文化实践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欧洲经典文学名著历来是影视作品改编的不竭源泉，很多电影本身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于是，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的跨媒介生产，并由此观察背后彰显的社会与文化，理解内中蕴藏的历史和政治，便成为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研究的饶有趣味的议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戴锦华先生携多位青年学者就“欧洲名著改编电影”展开思考与讨论，以对谈的形式，将文学与电影、文本与历史等等复杂关系逐一分析，娓娓道来，集合而成“对话戴锦华”系列。《简•爱的光影转世》即为该系列之一。

两位作者从2011版《简•爱》的观影体验谈起，逐渐引出对文学原著的阐释，对勃朗特姐妹乃至19世纪英国文学的把握，并推进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剖析，以小见大、深入浅出，为读者提供一种“细读”文本，重读世界文学名著、思考历史文化的新颖视角；与此同时，运用专业的眼光、通俗的语言，引出对各个时期众多《简•爱》电影的分析与探讨，对“改编”和“原著”、“视觉”与“文字”的相互关系展开颇有意味的辨析，进而延伸至现代影视艺术和当代流行文化的探究和批评，为读者描述了多种名著改编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

一次极端投入的光影游历，一次自娱娱人的阅读游戏

从《简•爱》出发，重新叩访文本、历史与理论

步入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不失为极其有趣的阅读/观影经验：看不同的面孔与身体演绎同一稔熟的故事，犹如幽灵魅影或轮回转世。更像是长长的回声或拖尾，扫过退行中的新世界。

——戴锦华

2012年，老师执教三十周年，我和孙柏入师门十周年。我们一直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庆祝一下，但“对话戴锦华”系列的出版却实属“无心插柳”。在与我们对谈当中，她所展现出的专注、严谨时常令我们汗颜。有师如此，幸莫大焉。

——滕威

作品目录

缘起/戴锦华
第一篇
《简•爱》依然？
第二篇
叩问文本与历史
第三篇
理论与追问
第四篇
2011版电影的意味
第五篇
《简•爱》的光影“轮回”
第六篇
《简•爱》的中国之旅
延伸阅读书目
后记感戴/滕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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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锦华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993年起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参与中国新乡村建设建运动。曾在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访问。著有《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雾中风景——中国电影文化1978-1998年》等十余部专著。专著与论文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和韩文出版。

滕威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99年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赵振江教授；2002年回到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戴锦华教授，2005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研究、西班牙语文学与文化。著有《“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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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戴锦华：80年代初年在电影学院内部，曾有对译制配音的专业性批评：认为面对麦克风对口型的声音录制破坏了原作声音的空间呈现与透视，纯美的语音损害了原作演员以其千差万别的音质所携带的表意。但今天，我想引申的却是另一个层面，当这些纯净优美的声音集中在欧美电影形象上，尤其是当它们剥离了影片，以“电影录音剪辑”的形态存在时，它便不期然地具有了某种幽灵性质：某种欧美想象的幽灵，浪漫、普范而优雅。而当1979年，1970版《简·爱》投放中国电影市场时，其被放大了的、今天几乎难于想象的社会影响，正在于它投放在中国社会一个未死方生的时代，一个社会文化的空窗期。在经历了“文革”结束，中国电影院最初的狂欢热络之后，第四代青涩登场之际，正是中国主流电影开始陷于政治文化的困顿之时。对战后欧美世界的热望和无知，分享“内参片”/文化政治特权的热情，令这部美国电视电影受到了空前热情的拥抱。或许并非偶然，它同时极度紧密地亲和了此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两个特定的趋向与超载表达：一为爱情，一为反道德的道德主义。这似乎可以彼时两部家喻户晓、口耳相传、人人争睹的短篇小说为例：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情”似乎成了启动新时期启蒙叙事和话语的通关密语之一，爱情成为个人、权利、乃至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代名词。

——引自章节：《简•爱》的中国之旅

戴锦华：当然，形而下地说，如此众多、各具短长的译本出现，首先是因为勃朗特一家没有留下后人，所以已没有版权问题：于是当然成为率先成功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的廉价资源；但深究其社会因，当然不这么简单。考虑到1970版《简·爱》的中国公映时间——1979年，那么参照的文化事实则是在同一年造成中国文化震荡的表述：“狄更斯已经死了！”这一今日读者看来匪夷所思的表述，在当时有着极为清晰地社会内涵：狄更斯已经死了，野蛮资本主义、贫穷、饥饿、犯罪的欧洲早已成为过去。其潜在的表述，便是彼时彼地我们拥有的世界图景是一幅虚幻的、甚或谎言的图景。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叙述被视为一道屏障或屏风遮蔽了“真实”世界。岔开一句，要过很多很多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在反省中意识到80年代激动了几代人的时代口号—“走向世界”具有何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性。在后见之明里，我意识到，此间包含着某种逻辑的谬误：“走向世界”，意味着我们此前置身于“世界”之外，世界之外的何处？飞地？还是蛮荒？（笑）这当然是抬杠。彼时彼地，我们的确置身于“世界”之外，西方世界、欧美世界之外。也可以说，我们也置身于冷的“世界版图”之外，对峙于西方世界，自绝于苏联、东方阵营。但我，也是我们在80年代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在冷战的双重包围与隔绝之中，中国也不曾自外于“世界”，或者说，中国参与或主导一个世界的形构与浮现：第三世界，亚非拉。我们对欧美世界开启国门之际，正是对第三世界落幕之时。当“狄更斯”在欧美（较点儿真，是西欧北美）“死去”的同时，“他”却在第三世界瘟疫般地蔓延。但1979年，1970版《简·爱》的中国热映，却提醒我们问题的另一面向。当狄更斯，或日批判现实主义的苦难图景在中国的世界想象中破裂、消隐，《简·爱》所负载的激情与新教伦理（直呼为“资本主义精神”）却正“骑马归来”。这两则...

——引自章节：《简•爱》的中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