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这根芦苇 父亲 儿子 孙女-柳鸣九文集-卷12 内容简介

且说这根芦苇，说的就是我自己。虽然芦苇并非珍品，只是野生草芥，但自喻为芦苇，倒还真不是我自己的创意。这个比喻，来自法国17世纪一位哲人，他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是人有别于其他所有一切有生物的标志，由于会思想，人才曾被礼赞为“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才成为地球的主宰。但人亦可以其他性质与特点被喻为其他的事物，那么，法国先哲为什么把人比喻为“芦苇”？我想，不外是因其平凡性与易损性，就平凡而言，人的确如草芥；就易损而言，人何尝不是“一岁一枯荣”？这个比喻，既有由其知性自我意识而来的自豪感，也有因其易损速朽命定性而生的悲凉感。与“芦苇”说相呼应的，在同一个世纪的法国哲学里，还有另一种“人类状况图景”说：“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批人，他们每个人都判了死刑，每天，其中的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互相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此两说来自巴斯卡，相辅相成，在17世纪构成了对人的本质与状况悲怆性的彻悟与认知，于后世颇具影响，特别是后者，到了20世纪更是得到马尔罗与加缪的直接继承，引发出他们超出与反抗人类生存荒诞的哲理。毋庸讳言，与“灵长”之喻、“精华”之喻相对比，“芦苇”之喻，远没有那么意境高远，精神昂扬，心态开朗，情绪激奋，而是要自谦得多，沉郁得多，甚至有些怆悲……坦率地说，我在青壮年时代是衷心而热切地赞赏“宇宙精华”、“万物灵长”一说的，作为奋斗过程中的精神目标，作为沮丧时的“强心针”，也作为“精神危机”时的“救生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却离“精华”、“灵长”说渐行渐远，而日益认同与信从“芦苇”说，特别是随着自己进入年老体衰状态，眼见北大同窗老友不止一个相继作古，自己身边亲近的儿子竟英年早逝，我更是痛感人的易损性、速朽性。时至今天，当我将一些自述的文章收汇成集的时候，自然就采用了目前这个书名，因为我这几十年生命存在，到头来只不过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虽然与其他物种相比，“会思想”可以说是所有人的基本特征，但在人类之中，真正意义上、严格意义上“会思想”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在“会思想”这一点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声称自己作为人是“会思想的”，更不是所有的人，凭借自己作为人的存在都有权宣称“我思故我在”，只有以思想为业，并以其思想的深邃远远优异于芸芸众生，特别是以其思想魅力而具有广泛悠远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作用者，才无愧于“我思故我在”这样的自我认定。坦率地说，我远没有达到这个分上，我不过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对象、工作范畴而进行一些思索而已，由于我从事的是思想含量比较高的文化工作，要能应对下来就必须强迫自己“多思”，而自己也还算比较“勤劳”，于是几十年下来，也就自认为算得上“会思想的芦苇”这个称谓了。

且说这根芦苇 父亲 儿子 孙女-柳鸣九文集-卷12 本书特色

柳鸣九先生是我国外国文学界公认的权威学者，他在文艺批评理论、外国文学思潮研究、法国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翻译等领域均有很高的建树，其影响远远超越了外国文学界，也超越了中国的国界。——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许钧出版《柳鸣九文集》是可贵的社会文化积累，将对社会提供改革开放时期精神文化历程的一个侧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谭立德长期以来，柳鸣九先生是我们法国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亲力亲为，做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编选出版工作，早早地就著作等身。柳先生认真的治学态度、牢靠的理论水平、扎实的文字功底，给我们后辈树立了学习榜样。有柳鸣九先生的里程碑在前头，我们理当一路上多多采集色彩斑斓的域外“桐叶”。——巴黎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院、教授、博导，《世界文学》杂志前主编 余中先在巍峨博大、纷繁复杂的外国文学面前，作者既不轻忽，又不盲从，而以中国学者的涵养、兼容，独立观察，深入解读，发出中国的好声音。——著名的出版家、文化活动家，漓江出版社前总编，韬奋奖获得者刘硕良柳鸣九先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数十年来，孜孜矻矻，悉心钻研，他的学术成就是闻名遐迩，举世公认的。《柳鸣九文集》的出版，涵盖了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史，文化散文随笔，文学作品翻译四大范畴，诚然是文化界，知识界，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著名法语翻译家，散文随笔作家，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香港翻译协会名誉主席金圣华

且说这根芦苇 父亲 儿子 孙女-柳鸣九文集-卷12 目录

且说这根芦苇 父亲 儿子 孙女-柳鸣九文集-卷12 节选

《柳鸣九文集·卷12：且说那根芦苇·父亲·儿子·孙女》：在我灰暗的陋室里，颇为色彩缤纷的是我沙发对面的两个书柜，这两个书柜里装着我论著、译著与编著的成果约有300册书。将近耄耋之年，我常坐在这两个书柜面前，或沉思遐想，或出神发呆，或缅怀回顾…一我常想，将近一生的岁月、几乎所有的心思，不外是写书、译书与编书，似乎只可以简约地归结为一点：为了一个人文书架。人生的目标瞄准着这一点，人生的热情倾注于这一点，人生的精力投放进这一点，人生的乐趣系诸于这一点。可谓是专注而执着，以此，也算得上是一个有人文理想、有人文热情的智者。饮水思源，如果说，时代与时运给我提供了充分实现自我的客观可能的话，那我作为这样一个特定的人，却是在更久远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造就的，而这，就得感谢我曾经所得到过的受教育的条件了。就我的家庭出身与条件而言，我本来是很难受到足以造就一个人文学者所必需的良好的学校教育的，但我却从初中起，就受到了非常完善、非常优秀的正规学校教育。具体来说，我初中所上的三个中学都是当地名校：南京的中大附中、长沙的广益中学与重庆的求精中学。高中更是在全国闻名遐迩的湖南省立一中，从这里毕业，我考进了北京大学的西语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之所以没有辍学，我之所以能进一个接一个名校就读，这不能不感谢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并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的父亲与母亲。我的父亲出身于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农家，小时候仅有机会在私塾里上过3个月的学，11岁多就迫于生计被送进城里餐饮业当学徒。他在厨艺一行中出道甚早，为打工谋生而漂泊各地，早年生活极为艰辛，常常只靠一条长凳睡觉过夜，但他一直渴求文化，在打工生涯中居然练出了一手好书法。他的主顾中不乏达官贵人、富商雅士，他们见我父亲开出的菜单，都说“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出这么一手好字”。他把追求文化的理想寄托在自己儿子的身上，为弥补自己缺少文化的终身遗憾，他一心要使自己的儿子“成为读书人”，他的道理很简单：自己没有文化，一辈子没有少吃苦，他希望3个儿子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为此，他在携家带口为谋生就业而漂泊各地的岁月中，始终为儿子们不要辍学、而且要进正规学校接受较好的教育而奋斗。对于这个虽有“一技之长”，但毕竟是个“打工仔”的厨师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何其难也，沉重的经济负担仅为其中之一难也，但他居然奇迹般地做到了。我作为他的长子，是他希望寄托的首要所在，也是他这一坚定政策与持续努力的首要受惠者。抗战时期，父母携家不断逃难，从湖南耒阳到广西桂林，*后到了重庆，几年颠簸中，我居然把小学的六个年级完整地念完了，只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全家先是在重庆等船东下，后又中途遇险，险些葬身长江，被迫在宜昌滞留了好些时日，因此，抵达南京时，各中学均已开学，我就未能及时进入初中。即使如此，父母亲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不惜多花一笔学费，设法让我临时到一个私立中学听课，第二学期又设法让我到一个市区中学就读，但因为那个市区中学条件不好，我在班上又遇见了一个“天敌”，老把我当“软柿子”捏的“同座”，所以才念了一个学期，又费了不少劲设法进入了当时南京的名校中大附中。这样从离开重庆之后，经过不少周折，终于进入了初中教育的正轨，总共不过耽误了一年，损失还不算大，而进入南京中大附中，对我来说，则标志了一生中“名校旅程”的开始。一中大附中，即当时南京中央大学的附属中学，新中国成立后，已随母体更名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据说，校址没有变，还在原来的老地方察哈尔路，至今仍稳居南京地区首屈一指的名校地位。它是我内心里的**母校，我常神游这片故地，特别是在古稀之年之后，只是记忆里的景象已经不那么清晰了，依稀朦胧，有那么一点像梦，毕竟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我记得当时校区地旷树多，整个校园呈自然之态，无整治修饰之痕，校舍风格各异，星罗棋布在广阔的校园里。人校门后，右侧是一幢老式的多层洋房，那是学校行政教务的重地，对于我们初一的学生来说，就像“白虎堂”一样肃穆，从不敢靠近。再往右，则是几座并排的庙宇式的中式建筑，高中部的教室都集中于此，进进出出的全是穿着黄绿色校服的高年级学生，在我们眼里，他们个个都是偶像。再往右，则是四排宽敞的平房，呈四方形围绕出一块巨大的空地，这就是初中部的教室与活动场所。在它后面，是一个大足球场，那主要是我们初中生的“乐园”，在这里踢足球、比赛垒球，都是我们的所爱，特别是后者，更是至爱了，它作为一种美国式的时尚运动，抗战后在南京的学生中颇为流行。再往校区的纵深方向去，有暗红色的大厅两个，分立在路旁，那是大礼堂与大食堂，在那里曾经上演过高中部的学生所排演的曹禺名剧《雷雨》，不仅招待过本校同学观看，而且还对外公演过几场，可见其水平并非“小儿科”那么低。我看了演出后，饰演繁漪的那个高年级女生就成为我的偶像，我多年都没有忘记她……礼堂附近，还有几个篮球场与排球场，那是高中部同学经常展示球艺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初中生向他们顶礼膜拜、狂热喝彩的地方。……

且说这根芦苇 父亲 儿子 孙女-柳鸣九文集-卷12 作者简介

柳鸣九，1934年生，湖南长沙人，1953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中心会员。长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在法国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散文、名著翻译各方面均有突出业绩，已出版著译四十余种，在本学界有“著作等身”之誉。其作具有理论气势，独创见懈与斐然文采。学术专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主编全书并撰写大部分章节）、《走近雨果》《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左拉》等；理论文集有：《论遗产及其他》《采石集》《理史集》等；评论文集有《从选择到反抗》《法兰西风月谈》等；散文集有《巴黎名士印象记》《巴黎散记》《米拉波桥下的流水》《山上山下》《翰林院内外》等。译著有：《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磨坊文札》《局外人》《小王子》《夜的秘密》《梅里美小说精华》等；编选有：《萨特研究》《新小说派研究》（马尔罗研究》《尤瑟纳尔研究》《法国浪漫派作品选》《法国自然主义作品选》（法国心理小说选》（三卷）、《法国散文选》《法国短篇小说选》等。主编项目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七十卷）、《雨果文集》（二十卷）、《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十八卷）、《加缪全集》（四卷）、《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八十卷）、《盗火者文丛》（十卷）等。其中有两项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一项获中国图书奖。在本学界具有广泛深远影响，起了领军人物的作用，是多次全国性学术讨论的发起者与中心人物，如共鸣问题、质疑与评判日丹诺夫论断的问题、科学评价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的问题、给萨特与存在主义文学以历史地位的问题、重新评价自然主义的问题。这些讨论影响广泛而深远，使他赢得了“具有学术胆识”的名声。曾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担任西方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历时十几年。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国文学专业研究生工作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主持了近二十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负责全面教学组织工作并系统讲课以及指导多名研究生撰写论文。200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被正式选定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