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六十七岁以前的治学历程为线索, 精选其有关历史学研究及中外文明比较的内容, 反映出作者长期关注和思考的主题, 对读者认知中国历史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主要内容包括: 为何要有历史学、复合变数、独立变数等。
1. 史学名家精粹之作:
本书汇集许倬云先生多部著作中精华内容,既有对历史学功能的阐释,也有中西文明的比较研究,还包括个人治学历程与人生经验的回顾,体现了作者精深的历史学思考与宏阔的世界性眼光.
2. 全新装帧,增补新序:
全书统一修订文字,采用纸面精装、全包护封,便于赏读收藏.许倬云先生特别为本版撰写了新的序言,坦承他的治学历程与写作心路.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
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
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越是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方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大的收获了.
**个启发我这一点的是一位叫柴勃尔的美国朋友.他大约也是我**个交结的美国朋友了.当我**天上课,走进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史课堂时,我发觉自己到得太早了.可是室内居然还有一位更早的仁兄,胖胖的身材,塞在椅子里颇有把椅子胀破的可能.注视着他发光的秃头,我一时猜度不到他的年纪.交谈之下,我才知道他是一家小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适逢"六年休假"的假期,特来芝加哥大学选修几个学分,使自己不致完全禁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课后我们又一起去咖啡间各取了一杯咖啡,谈了一个钟头.
对于这一位老前辈,一个初履异邦的外国学生当然想讨教一番.等我问到他该如何读书时,他反问我是在美长住还是短住.我告诉他只是来此读书而已,他的答案是:"那么,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后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此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了他这句话的影响.我愿借他这句话转赠将要出国的青年朋友们,到美国以后,别把时间都放在书本上去,也要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式背后的精神.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着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
1957 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接受**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他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爱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台湾当局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
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本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占足身份.
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
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着,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
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上.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许倬云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于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许先生不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独特的比较历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而且提倡跳出中国圈看中国经验,给众多中文普通读者带来启迪。他的代表作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
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
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越是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美国文化中的容异与存疑精神
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方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大的收获了.
**个启发我这一点的是一位叫柴勃尔的美国朋友.他大约也是我**个交结的美国朋友了.当我**天上课,走进东方研究所的埃及史课堂时,我发觉自己到得太早了.可是室内居然还有一位更早的仁兄,胖胖的身材,塞在椅子里颇有把椅子胀破的可能.注视着他发光的秃头,我一时猜度不到他的年纪.交谈之下,我才知道他是一家小大学的政治系主任,适逢"六年休假"的假期,特来芝加哥大学选修几个学分,使自己不致完全禁囿在自己的小范围内.课后我们又一起去咖啡间各取了一杯咖啡,谈了一个钟头.
对于这一位老前辈,一个初履异邦的外国学生当然想讨教一番.等我问到他该如何读书时,他反问我是在美长住还是短住.我告诉他只是来此读书而已,他的答案是:"那么,把读书的时间留下一些来看看你四周的人与物吧,因为你将来可以在台湾的图书馆找到这里该读的参考书,但是你回台湾后可再找不着一个活的美国社会让你观察了."此后,我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无时不受了他这句话的影响.我愿借他这句话转赠将要出国的青年朋友们,到美国以后,别把时间都放在书本上去,也要张开眼睛,看看人家生活式背后的精神.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James Henry Breasted)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提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着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
1957 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接受**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祷,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为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他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爱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台湾当局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
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本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占足身份.
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
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着,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
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上.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分了.
许倬云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于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许先生不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独特的比较历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而且提倡跳出中国圈看中国经验,给众多中文普通读者带来启迪。他的代表作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许倬云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台北中研院院士,曾于2004年荣获美国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许先生不仅以深厚的学术素养、独特的比较历史研究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而且提倡跳出中国圈看中国经验,给众多中文普通读者带来启迪。他的代表作有《汉代农业》、《西周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万古江河》、“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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