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海求生》作者引用包括丰子恺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回忆和访谈材料,分析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对难民的政策和态度,“焦土政策”下难民何以自处,以及大量地方官员如何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能。萧邦齐分析了流离失所状态下的教育、工商,以及在战争状态下,上海和浙江如何经由商人、地方势力、军阀、官员维持贸易往来。同时,萧邦齐提到: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给浙江不少地区带来的严重后果。
一段“鬼哭神嚎”的历史,一代中国人zui苦痛的经历。国破家亡里,百姓如何生存、应对、抵抗,甚或死亡?省与地方、汉奸与抵抗者、战士与平民、中国人与日本人、官员与老百姓、教师与学生、党员与非党盟友或敌人,在这个危难时刻,做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不管长途或短途迁徙,用艺术家和作家丰子恺的话来说,当难民就是“苦海”求生。
1938年及此后,金华当局除了推行一些特别工作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以工代赈的尝试。其中一项小尝试是让难民自己充当难民救济管理者。起初,军方负责管理难民中心,但有些人认为这些职责可以由难民自己完成。浙江赈济会组织起考察系统,选择出学历和道德水准较高的难民成立服务处,管理难民救济工作。zui初的目标是选出22—40岁之间的34名难民,对如此庞大的难民问题来说,这个数字极为保守。考试的内容包括普通话和时事,同时还要求体检。通过考试后(1938年4月17日在永康县中学举行了一场考试),还有为期两周的培训。5月初,这些新的管理人员接受任命,派遣到邻近各县。不过,我未能发现可以反映他们对这些地方难民工作产生影响的资料。不过,这种尝试表明,官方希望对那些至少暂时落脚在当地的难民们有一种规范化管理。在1938—1942年流亡的省政府所在地永康县,政府发起了zui重要的以工代赈项目,在芝英镇成立了难民染织厂(见地图4)。由于难民救济费用收支不相抵,政府想设立制衣厂,为省公务员、省级和县级警察以及军事单位提供衣物。赈济会开始筹设工厂,却因为各种涉及法规和程序的难题而备受阻碍。省主席黄绍竑让曾任浙江督军兼省长的吕公望(1870—1954)直接负责这一项目。吕公望说:“曩年在办厂时,事颇棘手,人材物力,并感空尽,机具生财,百无一有。”凭借农业银行贷款10万元和芝英地方精英的帮助,吕公望在1938年4月建立了染织厂,有3800名难民在此做工。工厂的首要任务是让满是虱子、脏兮兮的难民们分批次沐浴。为了容纳难民和工厂,吕公望征用了镇上的寺庙、祠堂。1938—1942年,即吕公望所说的“和平时期”,染织厂和在县城以及金华县内7个城镇的21个工厂每年为三四千人提供工作、救济、教育。为了照顾做工的难民,难民工厂还设立了接收婴儿和13岁以下孩子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部。此外,还为文盲的难民设立夜校进行补习,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那些不能在染织厂做工的年老难民则可以从事其他工作。除了为难民们提供工作场所和住所外,每完成一件成品都可以给工人现金奖励,用以难民们的日常开支。难民中男女各住不同宿舍。吕公望对难民抱持一种强烈的家长式的态度,下发了印制的指导和规章以及军事准备的说明。难民工厂的成功之处在于吕公望在组织、资金和管理中动员当地资源的能力。据说,在难民工厂存在的7年时间里,有140多人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从明代起就是集镇的芝英镇是永康县zui有权势、经济上和政治上zui成功的应氏家族的聚居地。吕公望接到掌管难民工厂的任务后,联络了曾当过芝英镇镇长和区税务所所长的应文龙(1881—1950)。应文龙也是应氏宗祠的管理人,他领头支持吕公望的要求,将大小寺庙挪给工厂所用。他还呼吁其他精英捐资,用于管理工厂、购买机器和材料。起初,地方精英们买了1000台木织机,但随着工作的扩展,需要的机器数量增加到1200台。地方精英还从始至终参与了工厂的管理以及几年后在另外四个城镇中设立分厂的工作。总的来说,在应对难民危机中,这里的地方领导人愿意、甚至急切地充当政府的盟友。尽管据说有些难民拒绝要靠做工获得食物和住宿,但在难民工厂工作和在一个稳定地方带来的安全感,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的对工厂及其体系的认同感。吕公望声称,工厂难民将工厂看作战时家庭,他们对它非常忠诚;他表示,他们成为难民的许多苦楚已经被淡忘。在混乱和不安的气氛中,对难民来说,这种归属感无疑比他们生产的任何纺织品都更重要。……
本书极其出色地记述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难民的苦痛经历。萧邦齐聚焦于人们的真情实感,而非国家宣传。他发现,在难民心底,最重要的是个体关怀,而非民族利益。他还揭示出难民的避难策略受到中国籍 贯文化及与之相连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的深刻影响。在战争的残酷中,有形的乡土依恋战胜了更抽象的民族依恋。
——柯文(Paul A.Cohen),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书通过对难民经历的深刻考察,为我们理解抗日战争做出了标志性贡献。本书的长处在于它集中考察的是作者熟知其历史及地形的一个省。在实现杰出史学家柯博文(Parks Coble)提出的学者们应更深刻地研究抗战对民众造成创伤的号召方面,萧邦齐迈出了重要一步。
——张倩雯(Rebecca Nedostup),波士顿大学历史系教授
日本制造的南京暴行臭名昭著,举世皆知,但其在乔司镇和其他一些籍籍无名的地方制造的屠杀却少为人知。通过考察人们的迁徙和不懈努力的叙述,萧邦齐揭示了抗战初期日本人在中国难民潮中犯下的轰炸、纵火、强奸、劫掠和虐杀等暴行。治人者和受治于人者,教师和学生,商人和顾客,农民和手工艺人,大家都在奔逃。本书记述的是江浙难民如何垒存、应对、抵抗,甚或死亡的历史。萧邦齐带领我们回到一个人、地区、国家和全球命运都尚 待解决的“鬼哭神嚎”的世界。这是段沉痛却又发人深省的历史。
——柯伟林(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
萧邦齐,现为马里兰洛约拉大学亚洲史德勒讲席教授。有大量中国史著作和教材问世。其著作有:《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Blood Road:The Mystery of Shen Dingyi in Revolutionary China)荣获1997年度列文森优秀史学著作图书奖;《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等。
孟森(1869一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於东京法政大学。归国後,於1913年当选为民国临时政府来议院
这本书虽以国共为题,却并不要按照冷战模式去两分世界。它试图说说意识形态以外的东西,试图讲讲人在大环境中的命运。按照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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