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加州大学修辞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现被公认为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家，其反智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特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由于大量有关战争、政治的时论而被视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代表作有《欲望的主体》、《性别困境》、《重要的身体》以及《权力的精神生活》等。

欧内斯特·拉克劳，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左派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核心代表。代表作有：《解放》、《政治身份的形成》、《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

()

作者简介

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加州大学修辞和比较文学系教授。现被公认为美国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家，其反智主义和反基础主义特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由于大量有关战争、政治的时论而被视为当代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代表作有《欲望的主体》、《性别困境》、《重要的身体》以及《权力的精神生活》等。

欧内斯特·拉克劳，英国艾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左派理论家，“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核心代表。代表作有：《解放》、《政治身份的形成》、《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

斯拉沃热·齐泽克，斯洛文尼亚卢布雅那大学社会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

(展开全部)

精彩摘录

如果葛兰西的主体同它自身的物质条件是一种偶然性的关系，那么将会形成下列两个必然的后果：1．不再存在一个必然发布绝对命令的客观现实，因为社会行动者的偶然干预部分地决定了这样一个结构的客观现实。我们最可能拥有的是一个“历史集团”的短暂的客观现实，它部分地稳定了社会变动的洪流，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必然性”，它的意识耗尽了我们政治的或其他的主体性。2．在某种意义，站在“积极的历史主体”这一边，我们仅仅发现了最终的偶然性。但是问题出现了』口个主体在哪里以及怎样构造的?它的构造场所和逻辑是什么，这个构造产生了主体同这种干预的偶然性特点保持一致而应该履行的行为?如鲍比欧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运动假设了：(1)政党要素的首要作用的积极构造(不是在通常社会学意义上，而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首要作用的另一个名称)；(2)霸权要素的首要作用(它等价于制度之上的意识形态优势地位)。这两个首要作用结合在一起排除了一系列的“积极的历史主体”构造的场所。首先，如果霸权包含了一个系列普遍化结果，即构造的场所不可能是“需要体系”——这是黑格尔所言的纯粹特殊性领域。但是，其次，它不可能是普遍阶级的领域——作为一个伦理一政治领域的国家——因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这些普遍化结果阻止它们被归人一个独立领域。再次，因为同样的原因，市民社会不可能被构造为真实的独立场所，因为它同时承担了参与和延伸国家作用的功能。国家将是远远超过其制度边界的那种功能的名称或基本原理。

——引自第44页

在解读黑格尔的《逻辑学》时⑩，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悖论在于，不管一种事物“是”什么，它都是由外部条件也就是说它所呈现的历史条件所规定的，在其中它要求自己特殊的属性：“在我们把一个对象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之后，我们徒然地看到它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不同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成为惟一的、自指的东西”(p．148)。不管怎样，这种发现对象内部定义特征的努力，被上述的认识问题——即一个事情由其外部环境所决定——所阻碍。按照齐泽克的观点，所发生的即是“纯粹象征的、同义反复的姿态……把这些外部条件作为事物的条件和组成部分”(同上)。换句话说，把外在于事物的条件设定为它的内在的和固有的东西。更进一步，同时，把外在的和任意的条件理解为事物的内在的和必要的特点，事物也因这种定义的述行行动而建立和统一起来。这便是齐泽克所谓“同义反复的”“返回事物本身”的含义(同上)。这种“设定”无疑是一种花招，但它对齐泽克来说是基本的和必要的，并且表现为所有自我的普遍性特征的形式。齐泽克继续说明，他暗示了黑格尔的环节和拉康所言的缝合点(pointdecapiton)之间的类似，在这里，一种任意的符号不仅对于它所表示的东西是根本的，而且积极地组织了在这种符号之中的事物。以其独特的幽默和夸张姿态，齐泽克提示，拉康的这个观念很容易用斯皮尔伯格<<大白鲨净(Jaws)中的食人鲨来说明，它“为自由漂浮、矛盾的恐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容器”’(p．149)，在本质上，这些恐惧是社会性的，如政府和大公司侵犯、移民、政治不稳定性等。缝合点即“容器”，它使这些不受约束的社会意义“生根”或“具体化”，并且“阻碍了对社会意义的进一步探寻”(同上)。

——引自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