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记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对文坛观察和思考的笔记，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的一部个人化记录，内容涉及1990年代文坛的一系列文学事件、文学现象、创作倾向、审美潮流以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面对这些现象，作者进行了或宏观或微观的深入考察，记下了当时历史的事实，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因而既可以提供一个年代文学的侧影，又可以看到处于边缘的学人以文坛旁观者的姿态进行思考。作为笔记，本书没有虚玄的理论和抽象的逻辑论证，行文直白，观点鲜明，文字简明扼要，既适宜于文学研究者参考，又适宜于青年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记 本书特色

中国有句古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类在20世纪生了一场大病，文明的肌体长出了恶瘤，即使做了切除手术，也不能保证迅速康复。我们在迎接一个新的世纪，但人类文明的天空并没有因为所谓历史的终结而成为一片蔚蓝，而是仍有种种邪恶的乌云翻滚，让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惧。我们在为告别旧世纪而欢呼，旧世纪的阴魂却紧紧地趴在我们的背上……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记 目录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记 节选

《收获》第2期同时发表了冯骥才、王朔和林语堂的三篇文章，主题都是批判鲁迅的。林语堂的旧作不必说。王朔文章的标题是《我看鲁迅》，冯骥才文章的标题是《鲁迅的功与“过”》，“过”字加了引号，可见冯骥才的慎重，不像王朔和另一些青年作家，常常故意追求刺激性。这些文章与网上的文章一起形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 “批鲁”浪潮。
这个现象本身算不了什么，但现象背后的东西却很值得重视。
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对鲁迅如此反感？他们反感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鲁迅？那个鲁迅是不是真正的鲁迅？事实上，一些人并不了解鲁迅，既没有系统地读过鲁迅的书，也谈不上了解鲁迅的为人。显然，他们所反感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鲁迅，而是那个被歪曲、神化和利用的鲁迅。鲁迅在代人受过。需要考虑的是：鲁迅为什么会代人受过？鲁迅在代谁受过？既然鲁迅曾经被神化和妖魔化，既然鲁迅曾经被当作旗帜和棍子挥舞，人们怎能只是对他充满敬和爱？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鲁迅研究界的反思：我们给了一般青年读者一个什么样的鲁迅？我们的研究是弘扬了鲁迅还是危害了鲁迅？毫无疑问，近20年的鲁迅研究成绩是不可抹杀的，但也无须讳言，我们至今仍然常常在几十年前制造的鲁迅神像上涂抹新油漆，仍然习惯于把鲁迅与一些历史罪恶纠结在一起，仍然常常把鲁迅牢牢地捆绑在某些帮派的战车上。
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文学的一般功能是适宜于巩固旧文化，还是适宜于创造新文化？
我有一个怀疑，因而很想提出一个未经论证的课题：审美惰性论。
从文化史的角度看，更多的文学艺术作品在历史上呈守旧状态，文学在更多的情况下并非致力于新文化的创造，而是致力于旧文化的巩固。从文学的功能看，文学用于巩固旧文化是容易的，而用于创造新文化是困难的。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与读者的复杂关系，在于接受过程中主体的接受机制。一方面，文学若要发挥作用，就需要有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文学要想拥有更多的读者，就必须适应读者的审美心理。
考察文学传播的事实，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品往往是审美意识和观念比较陈旧的作品；承载新思想新观念的作品往往不会拥有广大读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在于文学被接受的过程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一部作品被读者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作品本身，而是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机制，也就是取决于读者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
受读者欢迎的作品是适应读者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的作品，这从通俗文学的热销中即可看出。那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原因往往不在其“新”，而是在其“旧”，在于它符合传统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在于它表现的是传统的审美理想，因而能够迎合人们的心理期待。
有两类文学较受大众欢迎：一是英雄传奇；一是庸常人生。两类作品受欢迎，都因为大众需要得到虚幻的满足。大众需要青天，需要除暴安良的英雄来满足自己的幻想，同时，也需要看到别人的烦恼以满足自我安慰的需要。前者使人在虚幻世界里得到帮助，后者使人在现实世界里得到满足。传统培养了一种心理，也培养了一种习惯，造就了读者的接受机制。这种接受机制往往只与旧物相容，对于陌生的东西往往排斥。
需要承认这一现实：大众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心理积淀都是相对陈旧的。理想是陈旧的理想，观念是陈旧的观念，审美意识也是陈旧的审美意识，文学如果去适应这些，必然要牺牲现代意识，必然要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启蒙立场。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巩固旧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心理，而不可能有利于文化的重铸和民族性格的再造。这种文学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往往是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古代，这种矛盾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古代文学基本上是为巩固传统秩序服务的，而且在于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天不变道亦不变”，旧有的一切只需要巩固，而不需要更新；只需要继承，而不需要变革；文学自然也无须承担变革的使命，而只要自然地“寓教于乐”就足够了。
但是，20世纪的文学面临的却是另一种现实。中国需要的不是巩固旧有的一切，而是革故鼎新，进行文明的更新和再造。文化传统需要更新，民族性格需要重铸，这种新的追求使文学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有责任感的文学家必然要反对文学继续巩固旧文明，而且要以文学的形式进行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再造。这种追求使文学必然要在各方面背弃旧传统而承载新价值，然而，正因为承载—了新的价值，它必然与读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审美心理距离甚远。因此，读者就要在心理上排斥这些与传统文明不合拍的作品，作品所承载的现代意识也就无法到达读者的心中，所谓启蒙和重铸因之成效甚微。
那么，人们自然会想到迁就读者，迎合大众。然而，一旦如此，悲剧性的怪圈又开始了：要想化大众，先要大众化；只要大众化，再难化大众。怎么办？文学应该有路可走。文学获得读者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追求大众的喜闻乐见，就必然要牺牲现代意识，成为守旧的文学。
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现实的危机。
真正的文学家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前驱，是人类未来命运的勘探者，是新的可能性的探求者。在人类历史行进的过程中，不断有欢庆胜利的锣鼓，但胜利的欢呼不属于文学家，那不是真正的文学家的事，他往往于欢庆的锣鼓声中洞见现实之不足，受新的理想之光的召唤又迈步前行了。陈独秀生前对友人说过：“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仅仅是事实迫他不得不如此么？为什么同时代的多数人都能在同样的事实面前安之若素？这大概就是真正的文学家、思想家与一般人的差别。鲁迅说过：“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鲁迅毕竟是真正的文学家。文学的使命是探索，它的指向是未来。在安排就绪的房间里贴几朵窗花，或铺一张床单，这不是文学家的工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作家因承受不住流浪的痛苦而急于寻求归宿，艺术生命却由此终结！又有多少作家在某一驿站永远驻足不前，前进的动力变为阻力，作品从此被人唾弃！
如果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如果希望艺术生命永葆青春，就应敢于承受漂泊流浪之苦，拒绝归宿！
当然，拒绝归宿，并不意味着没有信仰，更不意味着对价值理想的背叛。
无论有多少人站在世俗的立场上向精英文化叫阵，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向着世俗文化阵地开火。我们的炮火只能落在破坏世俗生活、破坏市民社会的阵营，而不能在其诱惑下轰炸世俗领地。一些人正在采用一种战术，把自己打扮成大众的代表、市民的代表、世俗的代表，而把精英知识分子树为大众之敌和世俗生活之敌。这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老战术，那是从战场上逃到老百姓家里去躲起来的战术，是硬要装成人家的丈夫和儿子的战术。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大众的代言人，打扮成世俗生活的代言人，隐身于大众之中，炮火的攻击很可能攻不到他们，而是伤及大众。如果那样，我们就真上当了。因为世俗化正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努力的结果，因为市场正是我们千呼万唤才出现的现代化的*可靠的基础。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是应该的，但我们只是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侏儒化和物质崇拜，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快乐原则和对放弃承担的玩世态度。对于大众，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有此要求。有必要提醒致力于当前文化批判的朋友们，在这一点上，一定要表述清楚。无论出现什么样的论敌，都不要走出自己的作战范围，不要被诱引去与世俗大众作战。
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庸俗，而不是世俗，只是对世俗的崇拜，而不是世俗生活本身。我们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试图让知识分子都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而认同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努力。因此，我们只能是在知识分子自身的队伍里反对精神的萎缩，反对投降，反对躲避崇高，也就是反对精英知识分子自身的世俗化倾向，而不是反对民间大众的世俗。不能对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一切看不惯。相反，应该支持市场的健康发育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壮大。面对世俗化的文学，我们可以做的只是反对它的倒退，反对它对旧意识的宣扬，反对它满足于平庸而没有更高追求的状态，反对它对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嘲弄。
反对那些把世俗文学与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对立起来的理论，尤其要警惕那些俨然以大众代表自居而命令知识分子靠边站的理论家。
三、呼唤什么样的理想
与20世纪80年代告别，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方面的错综复杂并没有改变，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实现对意识形态的重新整合。现实中仍然同时生活着几个世纪，观念的冲突仍然没有停止。这个时代的基本矛盾仍然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理想的冲突。新加入者是所谓“后”。当现实出现危机时，当人们为解决危机而寻找出路时，这种矛盾就必然地充分表现出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是理想的冲突。从王蒙、张承志、王朔、池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理想世界的差别是多么遥远，他们的理想精神是多么不同。
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要不要理想主义，而是要什么样的理想主义，不是文学是否应该表现理想，而是应该表现什么样的理想。批评的任务之一是对不同的理想进行鉴别，从中清除一些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有害的东西。我们有理由要求那些严肃的作家在创作中不要把垃圾和含有毒素的东西交给我们的读者。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应该考虑建设。只是消解已经远远不够。新理想的建构不能不两条战线布防：固守僵尸的传统理想主义是可怕的；嘲弄一切理想的非理想主义也是可怕的。
嘲弄一切理想精神的潮流受益于解构理论，而解构理论的基础是人文主义理想的破灭。一些年轻作家一开始写作就处于一种意义的虚无之中。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承担地进行写作。他们因无承担而使自己轻飘飘。他们往往不在乎写什么而只在乎怎么写，怎么开心就怎么写，怎么不累就怎么写，决不苦苦思考，决不“玩深沉”这与批评界早就呼唤的挣脱政治约束一拍即合。所以，开始时人们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革命，看重他们的解放意义，到后来才意识到它们带来的危害。
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是：新时期文学的理想精神。由此可以看到十几年来中国文学中理想主义的流变。进一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理想精神的流变更是有意义的。
关于信仰，亦应作如是观。
表现日常生活无可指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考虑生活的质量，考虑内容的丰富、新鲜或者深刻。
表现欲望同样无可指责，但生活情趣、生命骚动都带有浓厚的市民趣味。而且这市民趣味得到作者的认同，没有对欲望世界作深入的开掘。
把审美的目光紧紧盯着市民的标准，以小市民的喜怒哀乐为全部的出发点和*后的落脚点。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误区。
那些故事看上去也可以说是光怪陆离，但却缺少博大厚重和必要的深刻。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之下是一片精神的废墟。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文学走向都市民间，走向市民，没有导致文学优化，而是使文学向大众文化看齐，陷入了市民意识的泥沼之中而不能自拔。
原因在于：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认识引导了当前的创作，使一些人误以为会写字的人就可以当作家，什么样的生活琐事都有表现价值。
新市民小说应该表现市民的现代生活。但是，它显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所谓现代性，并不只是描写现代物质摆设，或者让现代生活方式充满作品之中，更不是描写几个城市男女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坐飞机、住高级宾馆、非常随便地发生两性关系就意味着已经是现代了。在近几年的都市小说中，经常看到一些没有灵魂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一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以为是时代的骄子，是城市中*风光的人物，他仃寸或者把自己看成是白领丽人，或者把自己看成是潇洒阔少，但是，却很容易让人看出那时髦的超短裙掩盖下的小市民和小农的双重胎记。那份自恋，那种小家子气，那份为拥有一身像样的衣服或者有一个男人追求而生的沾沾自喜，都没有能够表现都市风采。这些作品不仅在精神上没有提供新的价值，就是对生活本身也缺少比较深刻的反映。那些作者们根本就不知道自身的琐碎之外的任何事物，根本就不知道在自己
结识的那些浅薄少年之外这个城市还存在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眼里，城市就是霓虹灯，就是马路、宾馆和商店，城市人就是整天弄钱或者做爱。
这里没有真正的老板，没有真正的企业家；这里没有都市的灵魂，没有经济脉搏的跳动，没有大都市的气象，有的只是一种小家子气。20世纪30年代已经高度发达的大上海，在今天的市民文学中表现出来，却让人感觉不到任何大都市的气息。为什么一个一个都像躺在城市角落里的下等妓女和街头无赖那样看着世界？这大概就是市民视角的结果。上海是中国*大的城市，也是中国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现代的地方；*大的城市应该有*大的气派，可是，为什么都是一些脂粉和尿臊搅和在一起的生活？这里没有激情，没有生命，没有思考，也没有呐喊，找不到上海心脏的跳动，只有在街头游戏的瘪三和搔首弄姿的女人。

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记 作者简介

李新宇，男，山东青州人，生于1955年。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爱神的重塑》、《新时期小说潮流》、《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挑剔与寻求》等。另有未结集论文150余篇，随笔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