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全书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于1940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部分1944 年出版。上部分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部分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变革。
★这是迄今所知民国时期畅销的中国通史之一,上下册累计重印190多次。★吕思勉先生是公认研读文献极多的学者,数遍通读“二十四史”。吕先生是真正的史学大师,他的作品通贯性强,融历史叙述与个人创见于一体——顾颉刚赞他开创中国通史写作新纪元,钱穆喜欢听他的课,余英时读他的书长大,李敖佩服他头脑新,易中天《品三国》频引用。
书中精彩语段:○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历史的定义和价值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彀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那里呢?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唐的开国及其盛世汉与唐,同称中国的盛世,汉之治称文、景,唐之治,则称贞观与开元。唐高祖的得国,本是靠秦王世民之力。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忌他,彼此结党互争。而高祖晚年,颇惑于嬖妾近习。这竞争傥使扩大了,也许可以演成干戈,人民重受其祸。幸而唐高祖封世民于东方之说,未曾实行。玄武门之变,解决迅速,建成、元吉都为世民所杀。高祖亦传位于太宗。于是历史上遂见到所谓贞观之治。太宗是三代下令主。他长于用兵;又勤于听政,明于知人,勇于从谏。在位时,任房玄龄、杜如晦为相,魏徵为谏官,都是著名的贤臣。所以其武功、文治,都有可观。参看二十一、二十三两章自明。太宗死后,高宗即位,初年任用旧臣,遵守太宗治法,所以永徽之治,史称其媲美贞观。中年后,宠信武才人,废王皇后,立为皇后。国戚旧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都遭贬斥。高宗因苦风眩,委政武后,后遂为其所制,唐朝的衰颓,就自此开始了。高宗死后,武后废中宗而立豫王旦。—就是后来的睿宗。—公元六九○年,又把他废掉,自称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中宗初废时,幽禁于房陵。后来因狄仁杰的谏劝,才还之于洛阳,代睿宗为皇嗣。七○五年,宰相张柬之等,乘武后病卧,阴结宿卫将士,迎接中宗复位。武后以一女主,而易姓革命,这是旷古未有之事,自然要疑心人家暗算她。于是:(一)大杀唐宗室,又大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用严刑峻法,以劫制天下。(二)一方面又滥施爵禄,以收拾人心。虽然其用人颇有不测的恩威,进用速而黜退亦速,然而幸进之门既开,仕途遂不免于淆杂。(三)武后虽有过人之才,然而并无意于为治,所用多属佞媚之臣。其嬖宠,如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无不骄奢淫逸。武后亦造明堂,作天枢,所费无艺,民不堪命。(四)一面骄奢淫逸,又要尽心防制国内,自然无暇对外。于是突厥、契丹蹂躏河北。发数十万大兵而不能御。吐蕃强盛,西边也时告紧急。这都是武后革命,及于政治上的恶影响。中宗是身受武后幽废的,论理,当一反其所为,而将武后时之恶势力,刬除净尽。而以武后之才,把持天下二十余年,亦终于失败,则即有野心的人,亦当引以为鉴。然而天下事,每有出于情理之外的。中宗复位之后,即惟皇后韦氏之言是听,任其妄作妄为,不加禁止。而韦后,亦忘却自己是和中宗同受武后幽禁,几遭不测的,反与上官婕妤,俱通于武后之侄武三思。于是武氏的势力复盛。张柬之等反都遭贬谪而死,韦后、上官婕妤、韦后的女儿安乐公主等,都骄奢淫逸,卖官粥爵。政治的浊乱,更甚武后之时。公元七一○年,中宗竟为韦后所弑。玄宗起兵定乱。奉其父睿宗为皇帝。睿宗立玄宗为太子。时韦后及安乐公主已死,惟武后女太平公主仍在。公主当武后时,即多与秘谋,后来中宗复辟,及玄宗讨韦后之乱,又皆参预其事。属尊而势力大,在朝的人,都有些怕他,附和他的亦很多。公主惮玄宗英明,竭力谋危储位,睿宗又不能英断。其时情势甚险。幸而玄宗亦有辅翼的人,到底把他除去。而睿宗亦遂传位于玄宗。这是公元七一二年的事。当睿宗在位时,贵戚大臣的奢侈,二氏营造的兴盛,还是同武、韦时一样。而从中宗时,韦后和上官婕妤、太平、安乐公主等,都可以斜封墨敕授官。仕途的混杂,尤其不可思议。直到玄宗即位,任姚崇为宰相,才把他澄除掉。玄宗初相姚崇,后相宋璟。崇有救时之才,璟则品性方刚,凡事持正。宋璟之后,又相张九龄,亦是以风骨著闻的。武韦以后的弊政,到此大都刬除。自高宗中叶以后,失坠的国威,到此也算再振。这个于下一章中叙述。从贞观到开元,虽然中经武韦之乱,然而又有开元的中兴,总算是唐之盛世。自天宝以后,则又另是一番局面了。……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秦汉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这是一部知识视野开阔,用力很勤,材料极富,独到新见颇多的佳作。尤其是第二编对构成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试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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