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GDP史》内容简介

第一次出现测算经济总量的活动发生在第二次英荷战争时期，目的是搞清楚国家有多少余力用于战争。当时，除了向市场征收自身的各种开支外，英国政府基本不干涉国家经济的运行。政府切得越多，国民收入就会变小。大萧条的发生后，政府出手拯救经济成为大势所趋，而其前提就是对经济进行全面的体检。不过，由于传统国民收入的计算方法，使得政府任何扩大开支的行为都会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这严重束缚了政府救济和干预经济的手段。为了解决这一个矛盾，政府开支被解释成为提供公共产品所必须的花费。这种转变使得政府直接成为财富的制造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越来越深地介入到了经济运行当中，并成为能够左右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在这种情况下，GDP既是衡量经济发展状态的指标，又是政府经济政策的目标。
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英国知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英国广播公司（BBC）理事。曾任英国财政部顾问，英国竞争委员会委员，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委员。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一起入围2015年英国《展望》（Prospect）“世界思想家50人”。

作品目录

前言
01、战争与萧条，GDP的诞生（1700—1939）
国家到底有多强，从有形产品到服务
政府角色转型，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确立
GDP的定义与计算
定义：GDP是什么
非洲穷吗
硅谷的统计难题
不列颠有惊无险的1976、生产的边界
02、经济刺激，GDP的狂飙（1945—1975）
凯恩斯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
马歇尔援助计划，国家经济核算体系的标准化
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GDP大比较，探索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03、停滞泥潭，增长乏力时代的反思（1976—1994）
“滞胀”袭来，渐行渐远的经济刺激政策
增长的极限，资源与环境的隐忧
人类发展指数，衡量进步的新指标
04、重获生机，技术革命引爆生产率（1995—2005）
技术元素，重新构造GDP增长理论
新范式，通货膨胀的自我遏止
服务业的崛起，计算GDP的难点所在
特征价格法，测量质量改进的新方式
05、大崩盘，充斥金融泡沫的GDP（2005……）
希腊悲剧：傲慢、愚蠢和毁灭
金融业，从中间服务产出到GDP发动机
非正式经济，GDP无法涵盖的“角落之地”
指标仪表板，超越GDP的新方式
06、新方向，21世纪的GDP（未来）
复杂性激增，产品定制时代的到来
免费的服务该记入GDP吗
可持续性该如何衡量
结论——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统计
致谢
译者后记
GDP：风吹草动总关情

热门书摘

对战争的筹划尤其需要更加优质的统计数据，从而了解单个行业的产量以及它们使用何种材料。

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表示：“只有那些亲身参与过为战争所进行的经济动员的人才会认识到，对20年间的国民收入进行评估并用多种方法进行分类，在各方面都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研究出了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账户和经济核算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通的理论开始在GDP的定义、测量的协调和标准化方面，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克拉克按季度而不是按年度计算了国民收入和支出

1940年，杰出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小册子《如何为战争付账》（How to Pay for the War），他在这本小书中发展并超越了科林·克拉克的方法。

关于乘数的争论尤为激烈，因为额外的政府开支或减税措施（一种“财政刺激”）能否促进GDP的增长取决于它的规模。如果乘数大于1，那么激励措施将会刺激增长

GDP可以通过3种方法进行衡量，它们大体上相互等同。你可以累计所有的经济产出，可以加总所有的经济支出，或者可以计算收入总额。

将企业采购的软件算作一种投资，而不是之前的中间产品购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义国民收入的难点恰恰就在于，一旦定义形成，它们就将说明：哪怕基于战争需要的政府开支会扩大所有经济领域的产出，但是只要可用于消费的私人产出减少，经济就会萎缩。

研究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解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理论中没有做出经济解释的那部分来解释。

GDP和其他经济变量都具有特定的、难以伪造的统计指纹。假如这些数列是随机获得的，那么每个数列其首位数是1的概率并不是1/9，9以内其他数字出现在数列首位的概率也不是1/9。真正随机获取的数据，数列首位数字是1的概率是9的概率的6倍多，是3的概率的2倍多。这种指纹模式被称为本福特定律（Benford’s Law）。

GDP是一个虚构的实体，这个概念的起源只能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

马歇尔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抛弃了亚当·斯密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学说。他坚定地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

如何解释它，既取决于当时的智识氛围，也取决于彼时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需求，因此定义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当局提供和组织的国防、司法、卫生等公共服务无非是全体消费者某种代理举措而已，它的收入和支出应被合并计入消费项目下，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方便。

等到那些战时经济学家们研究出现代GDP概念时，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过去的国民收入概念会剔除国防开支，这将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战争将会导致私人消费支出的巨大牺牲。

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由国民收入消耗者转向国民收入的创造者。

计量概念的变化使得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GDP统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产生了彼此巩固、相互增强的协同效应。

一种替代性的解决方法是按生产要素成本来估算GDP。这种方法会在市场成交价之上，扣除增值税或销售税，同时加上导致价格下降的政府补贴，从而得出一个支付价格。“要素成本调节”是两种GDP总量之间的差距所在。

人们对技术的选择，甚至能够完全改变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

计入这种劳务的价值（见本书第6章的论述）可能会使GDP的估算值增加50%，大大超过政府服务对GDP的贡献规模。

最近的研究证实，购买力平价法低估了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差异。

购买力平价被广泛用于衡量和比较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运行情况，构成了几乎所有着眼于各国如何成长的经济研究的基础。它们也决定了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的政策选择。

直到20世纪80年代，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依然是基本的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包括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除此之外，它还与未经解释的剩余或残留有关，这些剩余或残留被称作“技术进步”。

通过赤字财政来使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极力主张对发达国家使用另一种方法来替代GDP的人，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对于衡量收入和贫困的关注超过了其他任何对象。

如果缺乏可用以比较的私营企业，或者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那么评估其价值的唯一的替代性方案就是，用支付给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来衡量。

对GDP所做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修补，都是在试图将它转变成一种迥异于设计初衷的东西。

丰富性的确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贫穷就意味着选择的稀少，而脱贫对应的就是可能性的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