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真相》内容简介

作品目录

热门书摘

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是可以通过人们共同认可的规则来得到验证的可靠信息。

一个人只有在愿意暂时不下结论，不怕麻烦地继续研究的情况下，才能拥有反省性思维”。

无论获取何种知识，我们的认知都要有根有据，理由充分（观点真实、意见正确），并且可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就是知识最基础的定义。

互联网正在增强“群体极化”效应，人们在逐渐形成孤立的部落。

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就越容易跟随直觉，让自己已经相信的事情变得更加可信。

我们的政治和知识价值是相互交织的。它们被打造成一只木筏或被编织成一个网络——无论你认同哪种隐喻。认识到这个事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弄清楚我们应该如何改善我们的价值观（认识论、知识和政治价值观），确保真理和自由的相互关照。

完全自主的决定无疑很少见，其实哲学家们长期以来都在怀疑完全自主的决定是否存在。但很显然，我们重视决策的自主性，即使我们只能无限接近，而永远无法触及理想状态，这是因为决策自主性是一个人完全成熟的标志。

由于认知的网络化趋势，独立思考者比以前更加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独立思考者。

互联网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来源，但它只是一个工具，它所提供的不一定是具有真实价值的知识。

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传媒，如林奇所说，它可以帮助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寻找真相，而不是由政府或科研机构来主导真相。

回音室效应指的是意气相投者聚在一起，同声相求，相互反馈，不断互激，因此使人尤其容易放松警觉，轻易盲从

公共理性是个人在参与公共事务时运用于商讨和决策的说理方式和规范，它要求排除那些虽适用于个人决定，但不适合于公共对话或群体决策的动机或行为

们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变得不那么理性了。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互联网放大了这些问题，使解决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

只是思考，但不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不是充分的思考行为。我们需要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让别人充分了解

理性是一种怀疑精神，包括怀疑理性本身，理性不一定把我们引向真理，但能帮助我们抵制虚假信息、宣传、洗脑和自我欺骗。

当我们说一个人具有自主性时，首先指的是他应该具有一个独立的自我，所以他的行动能够有所归属；其次，他应该具有能够有意识地根据理性行动的自我，且这个自我的行为能够解释其行动的目标。

正如过度依赖某一感官会使其他感官发生退化一样，人们对于神经媒介的过度依赖可能会减损他们以其他方式获取信息的能力，使他们一味求简求易，不再努力创新

信息技术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认知范围和认知方式？当我们越来越了解世界，而世界也越来越了解我们时，这个社会将如何运转？审慎之下，这些问题不仅迫使我们思考自己对科技了解多少，以及应该了解多少——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本书核心的哲学和伦理问题——我将就此展开，来论述我们对于危机的漠视。

在数字化的时代，我们获得的信息比以前更多——无论我们是否拥有神经媒介。然而，我们确实在其他方面懂得更少了；数字化生活的四周满是墙壁，阻挡了我们对于真知灼见的洞察；互联网推动了一种更加被动的逆来顺受的认知方式。就像我们假想的神经媒介一样，我们过度依赖某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使其他感官变得迟钝，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柏拉图的对话阐释了三个简单的观点，在思考知识时（希腊语中“知识”一词衍生出了“认识论”这个词，也就是知识研究的意思），我们最好将其牢记于心。这三个观点颇有裨益，值得一提。

理解性认知通常包含其他的认知方式，但又比其他方式更加深入。当我们找到了证明依据，并针对证据的关联性拥有创造性的见解，能够对事实进行解读，而不是单纯依赖于表象时，我们就是在进行理解性认知。

但其实即使没有虚拟人、缸中之脑或无限图书馆，我们也能感受到那份由来已久的担忧，怀疑论者可能是对的——我们自以为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假的。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知识的背后以新面目出现的“老”哲学问题远比上述问题离我们更近。

“Goole认知行为”就是指我们通过网络验证机器来获取信息和知识。这种行为简单、迅捷，但是需要依赖他人

在默认情况下，我们很信任自己的接受型机能——例如视觉或记忆力，这一点可以理解。例如，即使我们知道自己的视觉和听觉可以而且的确会误导我们，我们也离不开这些感知能力，否则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接受型思想缺少反思过程，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因为通常情况下，接受过程都发生在意识层面之下，是一个被动的过程。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我们应该从母亲和洛克那里学到的是，我们在对待网络信息时必须极度小心，不要盲目相信Google的搜索结果。这是我们要逐步推进的方向。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巨大挑战是，如何不受超链接的蒙蔽，自主判断信息的真伪。

证据表明，我们倾听和诉说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小圈子、小群体和同路人。

凡是涉及判断，背后都有价值标准

我们倾向于接受那些能够支持我们原有观点的信息（心理学家称之为证实性偏见）。

我在本章开篇提出过一个问题：互联网是否让我们变得更不理性？我曾经说过，给出理由的过程就相当于在用理由辩护你的观点，而这些理由背后应该是双方认可的认识论原则或标准。我们已经探讨了两个深层次的理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来自古老的哲学悖论。它指出，当分歧发展到了认识论原则的层面，理性就失去了作用。第二个问题来自社会心理学的成果。它促使我们思考：理由是不是真正有效的说服工具。

随着互联网的端口越来越不明显，这里（模拟、碳基、线下）和那里（数字、硅基、线上）之间的界限迅速变得模糊起来，不过这有利于从这里跨越到那里”。

互联网使得人们的期待更容易受到操纵。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互联网相对具有匿名性，而且期待的设定情景也越来越难以追踪。

要想真正了解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越多，反而懂得越少，就要认清现在的认知方式有何不同

至关重要的是，你有能力控制这些想法和感觉的访问入口，可以选择是否与他人分享这些信息，以及何时分享。我们之所以重视这种控制力，部分原因是，它是我们能够做出自主决策和塑造自我的必要条件。

然我们在把隐私用作交换，但如果足够明智的话，我们就不要忘记隐私的重要性。知识可能是透明的，但权力不是。

我们的认知中总掺杂着别人的思想碎片

我们认为群体应当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且因为他们所达成的共同意见。

如果我们的推理网络有理有据，并且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获得知识，那么这个网络上的某些节点就需要锚定在一些别的事物上面——除自身以外的事物

人类要摆脱慵懒，投入切实的体验中去，以此获得锚固的知识。在我看来，这仍然是最好的方式，虽然不是我们数字人类唯一的方式

正如我所指出的，知识和推理过程从结构、来源来看越来越趋于网络化，最彻底的是，我们的认知能力本身也连成了网络。在本质上讲，这种知识的日益网络化无所谓好坏，它只是正在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我们对这个事实做出反应则可能带来好的结果或坏的影响。正如我一直强调的，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是：人们认为知识已经联结成网，而忽略了网络中的节点——个体认知者。

。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因为理论化的过程应用了一系列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组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了理解力，而理解力是人类认知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你理解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他不快乐，还要知道他为什么不快乐。

理解能力是我们在解释某事时所需要的一种认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仅仅给出关联性并不是好的解释。只有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些事情会联系在一起，进而看到，理解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对于苹果树等事物的信息掌握得越多、越连贯，就会对这些事物的本质关联性有更多的反思性和直觉性的认识，于是我们的理解力就会更强。你对整体的把握越大，你就越能够充分地解释某一现象。

但是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言，真正掌握一门技术或技能意味着在我所说的层面上理解这门工艺。

理解与技能的一种关联是，技能的掌握可以催生理解。但是，任何形式的理解，包括理解本身，本质上也涉及一些特定技能的呈现

几乎所有的过程性知识都由经验发展而来，我们需要通过实践，通过与世界的联系获得技能。这并不是说你无法从直接经验中获得理论知识——事实知识

多数情况下，这可能是最好、最快的方式。你可以通过阅读获得事实知识，但是技能的掌握至少需要一些经验。你不能只是阅读相关文字，而是需要做点什么，去练习，去尝试，经历失败，重新开始。

。理解行为和创造行为一样，是你可以和他人共同完成的事情，但它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理解过程中包含个人的认知集成——一个人各种认知能力的结合，其中包括对依赖关系的掌握，以及思维的跳跃和推断能力，它在本质上包括个人认知成就的要素。理解是不可以他人代劳的事情。

。我在这本书中的观点是，我们在通向未来的过程中应当时刻保持警觉，特别是，我们与互联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这样的亲密度在给我们带来舒适的同时，也使我们变得脆弱。

技术的进步似乎从来未曾改变过人类的贪婪和嗜权本性。这是一个教训，希望我们时刻留意，即使我们期待着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