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李杨，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光晕——文化政治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即出）等。编著有《读电影——经典艺术电影》《读电影——最新艺术电影》《深圳新文学大系》等。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李杨，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光晕——文化政治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即出）等。编著有《读电影——经典艺术电影》《读电影——最新艺术电影》《深圳新文学大系》等。

精彩摘录

换言之，并不是文化传统创造了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创造了文化传统。或者说，是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创造出“传统”。民族国家认同需要传统的支持，因此，必须把“传统”创造出来。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但文化并不能随时随地创造，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因此民族国家总要回到历史中去寻根。现代国家政治的民族性、文化性依据只能通过学术活动到历史中去发掘，才能制造出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并且通向未来的共同体。但散落在历史深处的文化并不天然地就是这种能符合现代需要的“传统”，它需要学者们根据现代的要求重新发掘、阐释、整理和转换，并最终能够将“传统”同一化和本质化，才能真正为建构现代民族的象征符号提供重要文本。

——引自章节：第六章“中国问题”、“中国方法”与“中国性”315

当文学史推出自己的经典之后，通过教育的手段，这些经典反过来也规定和制约了文学作品的阅读方式，而文学史对经典的解读，也通过教育体制而被一再复制，变成对经典的“经典性阐释”。结果是，文学史在确立经典的过程中，同时也制造了一套特殊的对经典的诠释话语。而对经典的阐释，其重要性决不在经典的确立之下。这就是经典的权威，也是文学史和文学史家的“权力”，经典的建立也就成为一个充满权力争斗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把“文学史”视魏知识和权力联盟的一种形式。

——引自章节：第二章“文学史”与“制度”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