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增订版）-行业好书-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编辑推荐】

★“中央研究院”院士、思想史大家王汎森代表作全新增订，葛兆光、罗志田特别推荐

★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发现晦暗不明的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断裂、跳跃、游移、烦闷，人真的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吗？

★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始终不曾消失的紧张，背负生命危机感的个体，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徘徊挣扎

【内容介绍】

为什么现实中的“礼学大家”在日记和未刊著作中会有极端反叛的面孔？晚清以来，面对时代的困局和挑战，中国民间社会又有什么反应？为什么有的西方主义要反西方，有的传统主义却是反传统的？历史记忆是怎样被压制下去的，又是怎样复活的？近代中国，为什么学术会逐渐沦为阐释现实的工具？何以知识精英会自问“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

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士大夫和民国知识人的学术追求、思想世界乃至个人命运与时代剧烈碰撞，从应对“传统学术与思想内部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纠缠与徘徊”，再到建立“学术社群”的努力、学术世界主义与学术民族主义间的两难选择，思想与学术的系谱贯穿其间。而在原有秩序已经崩解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思想都有机会脱颖而出，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须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巡回往还于“史家的逻辑”与“事件发展的逻辑”之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发现晦暗不明的思想与人物，倾听多元竞逐的声音。

【名家推荐】

关于“近代”、“思想”与“学术”，原本那些宏大而牢固的论述，构成了一个强大的脉络，既规定了历史叙述的边界，也限制着我们理解的视野。汎森兄读书多、用心细、思考深，最善于重新探究历史底层和发现隐没资料，在“坚如磐石的堤防上凿洞”（用他自己的话），也最善于巧妙地选择“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本书中，他不仅使原本有关近代思想与学术的论述“去脉络化”，也总能通过特殊的资料选择、别致的切入角度、清晰的文字表述“再脉络化”，从而可能重建一个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教授）

本书以动态而非静止的眼光考察世局对读书人的困扰以及后者的因应，使时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学术的关联互动得以凸显。文字晓畅通达，辞足达其所欲言；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又体现出作者对晚清学术传统内在理路的深刻把握，且所著皆“见之于行事”，并不以“空言”似的泛论出之，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必会成为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研究的典范之作。

——罗志田（四川大学杰出教授）

作品目录

自序
引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第一编　旧典范的危机】
方东树与汉学的衰退
清季的社会政治与经典诠释——邵懿辰与《礼经通论》
道咸年间民间性儒家学派
汪悔翁与《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第二编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从传统到反传统——两个思想脉络的分析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
“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 ——戊戌前后的几种日本因素
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思潮与社会条件 ——新文化运动中的两个例子
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第三编　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
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从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到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
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
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
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
“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
【附　录】
思想史与生活史有交集吗？——读“傅斯年档案”
傅斯年与陈寅恪——介绍史语所收藏的一批书信
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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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明清至中国近代的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等。

精彩摘录

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思想家对知识分子所持的论点，在后来基本上是延续未变，并且形成国家政策。任何一种有关中共知识分子历史的研究中，都很清楚指出，虽然中共领导人承认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动力之一，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对待基本上是不行的。在不行中仍然有起有落，知识分子有过两个“春天”，但也有无数的压抑，中共领导人们有的傾向压抑“戴眼镜的”（如李立三、张国焘等），有的持较宽大的态度（如周恩来、邓小平等），但是无论宽严，其理想仍是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宣示，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改造”，而所谓“改造”，就是改造成工农阶级的一部分。只要稍一阅读相关的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凡是想为知识分子争取比较宽大待遇的，就反复论证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的一部分了。如1950年，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说当时全国二百多万知识分子中，大多数属于“职员”，而“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周恩来于1956年发表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部分”，邓小平在1977年至1978年所主持的一系列会议，反复论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了1983年，胡耀邦也是借着宣告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提高知识分子之待遇。凡是要打压知识分子的时候，则每每要从各方面阐释知识分子仍不能算是属于工人阶级，譬如毛泽东在1957年7月9日的上海干部会议上有名的讲话，强调知识分子不是工农的同盟兄弟，而是工人、农民请来做服务工作的，要听工农使唤。不管是要整知识分子或善待知识分子，在理念的展现上，仍然与“四民皆工”或“我为什么还不是一个工人”的想法相一致，足见它早已由早期的思想讨论变成为国家政策。使书人自已造自己的反，自己贬低自己，其后果当然是很明显的；自贬久了，统治者就要把你彻底踩在地上了。读书人既然这么贬低自己，统治者...

——引自章节：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的转变

1969年中山大学的一份“形势报告”中有一段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最后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极为重要之原始资料——“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陆键东表示，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中，用了这样的评语，陈寅恪是唯一一人。如果这份“形势报告”多少可信，那么陈寅恪则是到死都不愿调和“真谛”与“俗谛”之间的对立与紧张

——引自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