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幻想蕾蒂西娅远走他乡,在一个称她心意的地方隐居下来,从此销声匿迹。我幻想的不是死者的复活;我试着去记录生命沉入水底之际,在水面上留下的那些稍纵即逝的波纹。
在19世纪的旧制度之下,性侵受到了极大的纵容。是女人激起了男人的欲望,男人只是将它表现出来而已。这体现在定罪上的颠倒黑白,其逻辑源于一种价值判断,它置“弱势”的性别于强势的性别之下,使“半人”服从于完整的人。在夫妻关系中,暴力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拿破仑的民法典,女性应该“服从她的丈夫”。显然,丈夫对性的需求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在新婚之夜,对贞洁而无知的年轻妻子施加的性关系是一种义务。暴力构成了人权的一部分。
为了摧毁某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光是杀死他还不足够。必须首先让他出生在一个暴力横生和混乱不堪的环境里,剥夺他情感上的安全感,破坏他的家庭,接着把他安置在邪恶的寄养家庭里,对他不闻不问,最后,当一切都结束之际,用他的死亡大做政治文章。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女性正遭受着辱骂、骚扰、殴打、强奸和谋杀。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并不拥有完整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受害者忍辱负重,以沉默来回应暴戾和殴打。在闭门庭审上,缺席的总是这些死去的人。
我试着去记录生命沉入水底之际,在水面上留下的那些稍纵即逝的波纹。
没有一个社会能根除犯罪,哪怕是极权主义。恶、犯禁的欲望、渴望、疯狂都是人类的组成部分,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通过声明,政府在事关同情和安全的言论中也暴露出自己的逻辑:对情绪的垄断足以提供一种权力,借此就可以指出有问题的人。
但是没有什么拦下蕾蒂西娅。谁会挽留她?爸爸喝啤酒打人,妈妈吃药睡觉,帕特龙先生教训人、摸屁股。蕾蒂西娅继续走下去。她的创伤记忆暗中指引着她。当好斗的男人向你们发号施令,你们就向他们屈服了;当他们要举手打你们,你们就处于晕厥状态了。危险与恐惧产生了某种冷漠,好像你们的精神蜷曲成了一团。你们的意志停滞了。这事发生在你们头上,但却好像是别人的事。
蕾蒂西娅一案揭示了21世纪里堕落男性的幽灵,男性的专制,畸形的父亲身份,还没有死去的父权制:酗酒的父亲、神经质的人、感情丰富而多愁善感的骗子;猥琐的父亲,眼神直勾勾的恶棍,在角落里乱摸你们、满嘴仁义道德的父亲;吸毒成性、满嘴谎话、试图操控一切的帮派分子、永远成不了父亲的人、用赤裸的双手处刑的兄长;长官、有权势的人、总统、决策者、诱人的权力。震颤性谵妄,过度热情的毛病,致命的爆发,民粹主义罪行:四种文化,四种男性堕落,四种英雄化暴力的方式。
犯罪就是生活中泛起的血淋淋的泡沫、施虐狂的日常活动、冷酷的喧嚣、文盲和长舌妇的消遣,他们沉湎于人们的不幸,热衷于窥视他们肮脏的私生活。
命运如此怪异,一如这转瞬而逝的名望。在世人眼里,她诞生之时就是她死亡的那一刻。
遭受虐待的婴儿,被遗忘的儿童,受安置的女孩,羞涩的青年,自力更生的年轻女子,这就是蕾蒂西娅·佩雷
人员方面做出的巨大牺牲,还有(也许最主要的就是)配偶和孩子方面的牺牲。
没有传媒,没有把耸人听闻的事情传送到全国各地的广播,蕾蒂西娅·佩雷就不会存在。在她失踪的那一刻,上千万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得知了她的存在。电视、电台、报纸和网络都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她的消失,她活着是因为她死去了。
记者有时会变成无耻之徒、目无法纪的唯利是图者、吸血鬼,但是他们的职业是提供信息,因为不论是哪个公民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
一个社会新闻发端于公众意识,因为它位于故事、媒体领域、敏感性和政治环境的交汇点。这些“大案件”是弗朗索瓦·德·罗塞特《悲剧故事》的后继者,在大众传媒到来之前的1614年,他就用充满了鲜血和性、残暴犯罪、原始复仇、下毒、强奸、火灾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魂飞魄散,人们只消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就会瞬间身临其境。这些惊悚的、巴洛克风格的故事让人惴惴不安,但它们并不迎合读者的变态心理,而是将它清除掉,这是一种宣泄,帮助读者克服时间的怆痛并驯服死亡。
帕特龙先生,他是代理父亲,还是滥用职权的家庭助理员?他怀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警惕,还是对情人的妒忌?他的严厉有利于迷失的青少年,让人安心,还是说,他对未成年人而言就是暴君?
一桩社会新闻意味着一个有罪之人。一桩恐怖的社会新闻需要一个怪物。怪物必须被关起来。这种分析上的简单化传达出了我们社会深处的一种运动:指定所有罪行、所有意外、所有疾病的必要性,以及一个引来众怒的负责人。伴随着有罪之人身败名裂的是受害者的提升:后者之所以无辜正是因为前者的卑鄙。这种解释力图催生出一个善恶参半的社会。
帕特龙—萨科齐构成了轴心,这是一种因审时度势而订下的政治——情感契约,它表现为一种相互利用的策略,每一方都试图操纵另一方的欺骗游戏。
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而他人的痛苦将我们攫取,萦绕和盘桓在我们头上,并挥之不去。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创伤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的悲剧和常态、我们被驯服了的神经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就像是面对着某处的残疾。
啊,只想和你们说,看看你们的身边,不再有我这个说谎的人了。
性建立在暴力之上,但是对性的拒绝也会招致暴力。
在我们冒险的日子里,一道难以察觉的微光将我们拯救:我们对父母的爱,对我们的死亡会给他们造成的悲伤的恐惧。我们因此在悬崖边停下了脚步,我们往回走,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并不后悔在未知世界里迈出去的那些步伐。
蕾蒂西娅作为女性而死去,她身上存在着一个有待被降服、战胜和消灭的女性。杀害蕾蒂西娅的这一罪行既是惩罚也是报复,饱含对女性的厌恶。
但是,我自己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我不只是一个有资质的学术权威,我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家。我不代表谁,我对你们进行调查,对你们生命中那些惨烈的悲剧进行调查,我投入于你们的秘密中去,我重新打开了你们的伤口,我询问你们的亲友,我试图揭示你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出现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己被表现出来、被解剖、被说明、被公之于众,这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罪犯是如此骇人,犯下了如此残暴的事情,他要高于多数人,为人父母者、大学生、杂货店主、公证处文员,所有这些过着井井有条生活的平庸之辈。因其全部的恶的能力——因其勇气,他凌驾于这些人之上。
凶手对“他的”受害者施加的权力体现在:他不仅夺走了她的生命,还支配了这一生命的轨迹,从今往后,它面向的是致死的会面、无法回头的宿命之旅、夺命的一击、对尸体的凌辱。
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社会新闻就是一个地震中心。
在闭门庭审上,缺席的总是这些死去的人。
生命史
女性所承受的那些暴行被记录在案、形诸报告,千言万语,却道不尽如今西尔维娅·拉尔歇目光中痛之入骨的恐惧。这是对嗜酒而暴力的父亲的恐惧,对那些割破你们的皮肤、对待你们犹如处置财产般肆意侵犯的男人的恐惧;这也是对其他东西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对人类的恐惧——颓丧和期待交织其中,凝固成僵硬的笑容,表现为害怕做错事,并为了讨好别人而默默地全力以赴。
通过老师、宪兵、法官、记者,词语总是或多或少地被强加到杰西卡头上。我自己则小心翼翼地记录了这些词语,它们既是属于她的,也不是属于她的:一旦它们简化了事情的复杂性和私密性,一旦它们出自其他源头,比如她的律师或财产管理人的建议、刑事法庭的判决、电视报道,它们就化作青烟,从她身上飘过,不再能触碰到她了。
我读过点这方面的书。约翰·鲍比(John Bowlby)开创了1960年代末的依恋理论,儿童精神病科医生莫里斯·伯杰(Maurice Berger)则是他的追随者,他曾写道,儿童需要和一个“稳定、可靠、可预见、容易接近,能够理解其需求和平复其紧张的”成人形象建立关系。没有这样一个照料者(或者说“给予关心的人”),他就没有情感上的安全感,没有信心,没有着落,因此也就没有去发现新世界的能力。
“因为尖叫和打斗,我经常在晚上醒过来……人们在童年遭遇的暴力,就像是一种人们教授给你的母语。”
马蒂诺和图谢,他们直到最后都是调查的双引擎。
人世没有条理可言,大人物争执不休,爸爸和妈妈表现不佳。
幼稚、头脑不清,还是死亡的晕眩?
在18世纪,丢弃幼儿被当作是一种产后避孕的方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它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年轻女性通过这种手段来保住饭碗,继续苟活下去。
尽管面对着信息发布的急迫性、收视率的竞赛和语言的格式化,但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着一种类似于轻柔的裹尸布一样的语言。
美丽就是品位,一种个人天赋,但也是一种报复。发育停滞会让女孩在青春期变得消瘦。她们一边吃着薯片、品客、麦当劳等垃圾食品,同时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美丽是一种保证——光彩、微笑、体贴、愿望,这些都会取悦旁观者,打消他们的顾虑。对于商业和服务业行当而言,它提供了客观上的优势。针对平民阶层出身的西班牙年轻女孩,莫雷诺·佩斯达涅说道,“对身体的投资”是一种避免其阶级命运的方式。
按照萨特在《词语》结尾的说法,蕾蒂西娅就是一个21世纪的女孩,是被所有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男女和女人、女孩和男孩,她等于他们所有人,又和任何人都不等同。
蕾蒂西娅的每一张自拍都表达了尽善尽美的欲望,希望引起某一个人的重视,从这样的生活中,从被朋友组成的“公众”的观看中获得满足。
男人,就是那些用剪刀解决争端的人,用拳打脚踢让你们惊惶不安的人,让你们拿着餐巾纸好让他们把精液射在上面的人,刺伤你们的人,就像处理鸡肉一样捣碎你们脖颈的人。在他们眼里,你们要么是被用来取乐的东西,要么是出气筒。还有就是那些部长、领导,也就是那些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有理的,他们谈论到你们,谈论着你们,对你们夸夸其谈,就你们夸夸其谈。最终,赢的总是这些男人,因为他们把你们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杰西卡,我们的女儿。她早上起床,她出门上班,她练柔道,她努力考取驾照,她有一个女朋友,这已经是对金科玉律的一种胜利,对绵延至今的臣服机制的一种不易察觉的消耗。一个背着背包行走在城市里的无名年轻女子。为了两个人而坚持的抵抗者。但愿她能原谅我们。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人们喜欢这种让人安心的对立,谋杀的纯粹性,不留余地的残暴;但是,一个相信圣人和怪物的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它需要神性的传递以便获取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政客深知这一点,便致力于攫取受害人身上的光晕。
这些可怕的日子让人筋疲力尽。人们一起等待、发冷、战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人们逃出布列塔尼亚的议会,惊讶地观察到,街上有人、有车、有店铺、有露天咖啡座,而且,生活还在继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我思念死者,我就会为生者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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