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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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幻想蕾蒂西娅远走他乡，在一个称她心意的地方隐居下来，从此销声匿迹。我幻想的不是死者的复活；我试着去记录生命沉入水底之际，在水面上留下的那些稍纵即逝的波纹。

在19世纪的旧制度之下，性侵受到了极大的纵容。是女人激起了男人的欲望，男人只是将它表现出来而已。这体现在定罪上的颠倒黑白，其逻辑源于一种价值判断，它置“弱势”的性别于强势的性别之下，使“半人”服从于完整的人。在夫妻关系中，暴力的概念是不可思议的。根据拿破仑的民法典，女性应该“服从她的丈夫”。显然，丈夫对性的需求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在新婚之夜，对贞洁而无知的年轻妻子施加的性关系是一种义务。暴力构成了人权的一部分。

为了摧毁某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光是杀死他还不足够。必须首先让他出生在一个暴力横生和混乱不堪的环境里，剥夺他情感上的安全感，破坏他的家庭，接着把他安置在邪恶的寄养家庭里，对他不闻不问，最后，当一切都结束之际，用他的死亡大做政治文章。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女性正遭受着辱骂、骚扰、殴打、强奸和谋杀。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并不拥有完整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受害者忍辱负重，以沉默来回应暴戾和殴打。在闭门庭审上，缺席的总是这些死去的人。

我试着去记录生命沉入水底之际，在水面上留下的那些稍纵即逝的波纹。

没有一个社会能根除犯罪，哪怕是极权主义。恶、犯禁的欲望、渴望、疯狂都是人类的组成部分，零风险是不存在的。

通过声明，政府在事关同情和安全的言论中也暴露出自己的逻辑：对情绪的垄断足以提供一种权力，借此就可以指出有问题的人。

但是没有什么拦下蕾蒂西娅。谁会挽留她？爸爸喝啤酒打人，妈妈吃药睡觉，帕特龙先生教训人、摸屁股。蕾蒂西娅继续走下去。她的创伤记忆暗中指引着她。当好斗的男人向你们发号施令，你们就向他们屈服了；当他们要举手打你们，你们就处于晕厥状态了。危险与恐惧产生了某种冷漠，好像你们的精神蜷曲成了一团。你们的意志停滞了。这事发生在你们头上，但却好像是别人的事。

蕾蒂西娅一案揭示了21世纪里堕落男性的幽灵，男性的专制，畸形的父亲身份，还没有死去的父权制：酗酒的父亲、神经质的人、感情丰富而多愁善感的骗子；猥琐的父亲，眼神直勾勾的恶棍，在角落里乱摸你们、满嘴仁义道德的父亲；吸毒成性、满嘴谎话、试图操控一切的帮派分子、永远成不了父亲的人、用赤裸的双手处刑的兄长；长官、有权势的人、总统、决策者、诱人的权力。震颤性谵妄，过度热情的毛病，致命的爆发，民粹主义罪行：四种文化，四种男性堕落，四种英雄化暴力的方式。

犯罪就是生活中泛起的血淋淋的泡沫、施虐狂的日常活动、冷酷的喧嚣、文盲和长舌妇的消遣，他们沉湎于人们的不幸，热衷于窥视他们肮脏的私生活。

命运如此怪异，一如这转瞬而逝的名望。在世人眼里，她诞生之时就是她死亡的那一刻。

遭受虐待的婴儿，被遗忘的儿童，受安置的女孩，羞涩的青年，自力更生的年轻女子，这就是蕾蒂西娅·佩雷

人员方面做出的巨大牺牲，还有（也许最主要的就是）配偶和孩子方面的牺牲。

没有传媒，没有把耸人听闻的事情传送到全国各地的广播，蕾蒂西娅·佩雷就不会存在。在她失踪的那一刻，上千万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人得知了她的存在。电视、电台、报纸和网络都树立起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她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她的消失，她活着是因为她死去了。

记者有时会变成无耻之徒、目无法纪的唯利是图者、吸血鬼，但是他们的职业是提供信息，因为不论是哪个公民都需要知道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

一个社会新闻发端于公众意识，因为它位于故事、媒体领域、敏感性和政治环境的交汇点。这些“大案件”是弗朗索瓦·德·罗塞特《悲剧故事》的后继者，在大众传媒到来之前的1614年，他就用充满了鲜血和性、残暴犯罪、原始复仇、下毒、强奸、火灾的故事让人心潮澎湃、魂飞魄散，人们只消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就会瞬间身临其境。这些惊悚的、巴洛克风格的故事让人惴惴不安，但它们并不迎合读者的变态心理，而是将它清除掉，这是一种宣泄，帮助读者克服时间的怆痛并驯服死亡。

帕特龙先生，他是代理父亲，还是滥用职权的家庭助理员？他怀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警惕，还是对情人的妒忌？他的严厉有利于迷失的青少年，让人安心，还是说，他对未成年人而言就是暴君？

一桩社会新闻意味着一个有罪之人。一桩恐怖的社会新闻需要一个怪物。怪物必须被关起来。这种分析上的简单化传达出了我们社会深处的一种运动：指定所有罪行、所有意外、所有疾病的必要性，以及一个引来众怒的负责人。伴随着有罪之人身败名裂的是受害者的提升：后者之所以无辜正是因为前者的卑鄙。这种解释力图催生出一个善恶参半的社会。

帕特龙—萨科齐构成了轴心，这是一种因审时度势而订下的政治——情感契约，它表现为一种相互利用的策略，每一方都试图操纵另一方的欺骗游戏。

面对我们的死亡，我们之间存在着隔阂，而他人的痛苦将我们攫取，萦绕和盘桓在我们头上，并挥之不去。对于我们自己，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创伤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生命中的悲剧和常态、我们被驯服了的神经症，我们对此习以为常，就像是面对着某处的残疾。

啊，只想和你们说，看看你们的身边，不再有我这个说谎的人了。

性建立在暴力之上，但是对性的拒绝也会招致暴力。

在我们冒险的日子里，一道难以察觉的微光将我们拯救：我们对父母的爱，对我们的死亡会给他们造成的悲伤的恐惧。我们因此在悬崖边停下了脚步，我们往回走，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但并不后悔在未知世界里迈出去的那些步伐。

蕾蒂西娅作为女性而死去，她身上存在着一个有待被降服、战胜和消灭的女性。杀害蕾蒂西娅的这一罪行既是惩罚也是报复，饱含对女性的厌恶。

但是，我自己不就是一个男人吗？我不只是一个有资质的学术权威，我是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家。我不代表谁，我对你们进行调查，对你们生命中那些惨烈的悲剧进行调查，我投入于你们的秘密中去，我重新打开了你们的伤口，我询问你们的亲友，我试图揭示你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出现在一本书中，看到自己被表现出来、被解剖、被说明、被公之于众，这是一种暴力的形式。

罪犯是如此骇人，犯下了如此残暴的事情，他要高于多数人，为人父母者、大学生、杂货店主、公证处文员，所有这些过着井井有条生活的平庸之辈。因其全部的恶的能力——因其勇气，他凌驾于这些人之上。

凶手对“他的”受害者施加的权力体现在：他不仅夺走了她的生命，还支配了这一生命的轨迹，从今往后，它面向的是致死的会面、无法回头的宿命之旅、夺命的一击、对尸体的凌辱。

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中，社会新闻就是一个地震中心。

在闭门庭审上，缺席的总是这些死去的人。

生命史

女性所承受的那些暴行被记录在案、形诸报告，千言万语，却道不尽如今西尔维娅·拉尔歇目光中痛之入骨的恐惧。这是对嗜酒而暴力的父亲的恐惧，对那些割破你们的皮肤、对待你们犹如处置财产般肆意侵犯的男人的恐惧；这也是对其他东西的恐惧，对权威的恐惧，对人类的恐惧——颓丧和期待交织其中，凝固成僵硬的笑容，表现为害怕做错事，并为了讨好别人而默默地全力以赴。

通过老师、宪兵、法官、记者，词语总是或多或少地被强加到杰西卡头上。我自己则小心翼翼地记录了这些词语，它们既是属于她的，也不是属于她的：一旦它们简化了事情的复杂性和私密性，一旦它们出自其他源头，比如她的律师或财产管理人的建议、刑事法庭的判决、电视报道，它们就化作青烟，从她身上飘过，不再能触碰到她了。

我读过点这方面的书。约翰·鲍比（John Bowlby）开创了1960年代末的依恋理论，儿童精神病科医生莫里斯·伯杰（Maurice Berger）则是他的追随者，他曾写道，儿童需要和一个“稳定、可靠、可预见、容易接近，能够理解其需求和平复其紧张的”成人形象建立关系。没有这样一个照料者（或者说“给予关心的人”），他就没有情感上的安全感，没有信心，没有着落，因此也就没有去发现新世界的能力。

“因为尖叫和打斗，我经常在晚上醒过来……人们在童年遭遇的暴力，就像是一种人们教授给你的母语。”

马蒂诺和图谢，他们直到最后都是调查的双引擎。

人世没有条理可言，大人物争执不休，爸爸和妈妈表现不佳。

幼稚、头脑不清，还是死亡的晕眩？

在18世纪，丢弃幼儿被当作是一种产后避孕的方式，到了工业革命时期，它成了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年轻女性通过这种手段来保住饭碗，继续苟活下去。

尽管面对着信息发布的急迫性、收视率的竞赛和语言的格式化，但每一个人都在使用着一种类似于轻柔的裹尸布一样的语言。

美丽就是品位，一种个人天赋，但也是一种报复。发育停滞会让女孩在青春期变得消瘦。她们一边吃着薯片、品客、麦当劳等垃圾食品，同时还保持着苗条的身材。美丽是一种保证——光彩、微笑、体贴、愿望，这些都会取悦旁观者，打消他们的顾虑。对于商业和服务业行当而言，它提供了客观上的优势。针对平民阶层出身的西班牙年轻女孩，莫雷诺·佩斯达涅说道，“对身体的投资”是一种避免其阶级命运的方式。

按照萨特在《词语》结尾的说法，蕾蒂西娅就是一个21世纪的女孩，是被所有的人所创造出来的，男女和女人、女孩和男孩，她等于他们所有人，又和任何人都不等同。

蕾蒂西娅的每一张自拍都表达了尽善尽美的欲望，希望引起某一个人的重视，从这样的生活中，从被朋友组成的“公众”的观看中获得满足。

男人，就是那些用剪刀解决争端的人，用拳打脚踢让你们惊惶不安的人，让你们拿着餐巾纸好让他们把精液射在上面的人，刺伤你们的人，就像处理鸡肉一样捣碎你们脖颈的人。在他们眼里，你们要么是被用来取乐的东西，要么是出气筒。还有就是那些部长、领导，也就是那些在电视上讲话的人，他们下达命令，他们是有理的，他们谈论到你们，谈论着你们，对你们夸夸其谈，就你们夸夸其谈。最终，赢的总是这些男人，因为他们把你们变成了他们想要的样子。

杰西卡，我们的女儿。她早上起床，她出门上班，她练柔道，她努力考取驾照，她有一个女朋友，这已经是对金科玉律的一种胜利，对绵延至今的臣服机制的一种不易察觉的消耗。一个背着背包行走在城市里的无名年轻女子。为了两个人而坚持的抵抗者。但愿她能原谅我们。这本书是献给她的。

人们喜欢这种让人安心的对立，谋杀的纯粹性，不留余地的残暴；但是，一个相信圣人和怪物的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它需要神性的传递以便获取对自己的一点点信任。政客深知这一点，便致力于攫取受害人身上的光晕。

这些可怕的日子让人筋疲力尽。人们一起等待、发冷、战栗。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人们逃出布列塔尼亚的议会，惊讶地观察到，街上有人、有车、有店铺、有露天咖啡座，而且，生活还在继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我思念死者，我就会为生者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