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人》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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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

所以从别的生物体的角度看来，人类颇像一种急性传染病，即使偶尔表现出较少具有“毒性”的行为方式，也不足以建立真正稳定的慢性病关系。

文化的进化开始对古老的生物进化方式施以空前的压力，新近获得的技能使人类逐渐能够以无法预见的、意义深远的方式改变自然平衡。于是，新兴的人类的患病方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但生态平衡易受人类摆布的脆弱性仍是热带以外地区的永恒特征。

显然，在非洲的热带雨林和临近的草原地区——这个地球自然生态中最严峻和最多样化的地区——人类为缩短食物链所做的尝试仍未能成功，并依然以持续感染疾患的方式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说明，为什么非洲与温带地区（或者美洲的热带地区）相比，在文明的发展上仍显落后。因为在其他地区，主流的生态系统从未如此精致，因而也不会与人类的简化行为如此抵触。

所有成功的文明机制都能借助宗教、法律和习惯等力量，来确保人流与物流从农村流向城市。

可以想象，随着新动物的驯养、新植物的种植，以及人口的增长，这类插曲还会不时出现：传染病必定不断地从动物，尤其与人类长期紧密接触的驯养动物中传到人类身上。这种传染自然可以多向度进行，比如，有时候人的疾病也会传染给他们的家畜（禽）。同样，传染病可以在家养和野生的动物之间互换，既可以发生在同类间，也可以跨越物种界限，这是由接触机会以及潜在宿主的易感程度来决定的。

在世界任何地方，满足这些条件的真正稳定的巨寄生模式很少能长期存在，相反，当和平繁荣时期人口增长超过巨寄生的吸收（破坏）能力时，文明史通常显示出剧烈的上下波动；结果是死亡率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而提升了。当对农业人口温和的控制未能保持令人满意的平衡时，总会通过农民起义、内战、外来掠夺，以及相伴而行的饥馑和瘟疫等方式，让人口灾难性地骤减。

除了源自家畜或与家畜（禽）共有的疾病以外，人类也可能因卷入野生动物内部的疾病循环圈而得病。横行于穴居啮齿动物的腺鼠疫、蔓延于猴群之中的黄热病，以及蝙蝠易患的狂犬病，都属于这类较为致命的传染病。

和文明病的接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的损失，而人类的生殖方式必须适应这种损失。

这一历史过程与人类的消化方式颇为相似，即为了让食物的分子和原子融入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会拆解开食物的较大的化学结构。

相较于拥有寒冬以遏止传染病肆虐的地区，在一个微寄生远为猖獗的社会，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现象。

正是这种表面富足、实则贫穷的现象，让印度的国家结构总处在一种脆弱而短暂的状态之中，同时，向往来世的人生观的形成与践行，也就势在必行了。

我们都希望人类的历史合乎理性、有章可循，为了迎合这一普遍的愿望，历史学家也往往会在历史中刻意突出那些可预测、可界定且经常也是可控制的因素。然而，当流行病确实在和平或战争中成为决定性因素时，对它的强调无疑会弱化以往的历史解释力，故而史学家总是低调处理这类重要的事件。

一个人若因身体机能紊乱而无法完成预期的任务，这人就将被同类视为“有病”，而在这类生理机能紊乱中，又有许多源自与寄生物的接触。

这类进化中的突变在生物学上称为“直向进化”（orthogenic），通常意味着进化到新的更有利的生态龛

假设（这很有可能）人类起源于非洲，那么，当猿人缓慢地进化到人类的同时，周围的生命形式有时间调节自己以适应人类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和其他可能性。反之，出现在非洲的人类寄生物的极端的多样性，也暗示着非洲才是人类的主要摇篮。从未见过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调适达到生物上如此的精妙程度。

仅在几百年内，凡是历史上成功地栽培（domesticated）了有价值农作物的重要地区，其人口密度比先前同一地区的狩猎者的人口密度，要高出10～20倍之多。

埃及的瘟疫与法老的专制统治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古代希伯来人没有想过，现代历史学家也从未关注过。

将麻风病人驱逐于正常社会之外这一做法的背后也隐藏着类似的情绪。这是另外一条古老的犹太人戒律，想必它减少了通过皮肤接触而感染的机会。沐浴——无论用水还是沙子，在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仪式中均有重要地位，这可能也有防止传染的功效。

因此，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不仅要求农村耕作者生产出超过他们自身消费的粮食来供养城市人口，而且还要求他们生育更多的子女移居城市以维系城市的人口规模。

儒家文化在帝国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传播，造就了不断限制权力专制或滥用的精英阶层，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将对农民的压榨控制在传统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内。

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史料确实表明，6—7世纪的鼠疫对地中海人民的影响，与更著名的14世纪黑死病可有一比，这场疾病在起初阶段肯定在疫区导致城市居民大批死亡，总的人口损失花了几个世纪才得以恢复。准确的情形自然已难以确知，但普拉克皮乌报告说，在初次暴发的高峰期，这场鼠疫在君士坦丁堡每天杀死10000人，而它在那里横行了4个月。

第四，尽管几乎所有传染病模式的改变，均由人类自身的行为所引起，但在近代医学和公共卫生制度出现和确立之前，人类与微寄生之间形成的稳定关系基本是依靠生物自然调适机制完成的。

究竟是分裂促发的瘟疫，还是瘟疫阻碍了统一？

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

只要人的生物进化同寄生物、食肉动物和猎物的进化保持同步，这张精密编织的生物网（web of life）就不会出现特别重大的变化。

今天在非洲许多地区引发昏睡症的锥虫，就是当时遭遇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病原体。它是寄居在羚羊类动物身上的“普通”寄生虫，通过采采蝇（tsetse fly）传播。它在苍蝇或其他动物宿主身上并不会引发明显的病症，因此属于较稳定、适应性较强、可能也是非常古老的寄生物。但一旦它进入人体，就会造成人体的极度虚弱，事实上，某类锥虫甚至可以在几周内置人于死地。

换言之，生态系统维持的是一种松散的、不断变动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可能偶尔或暂时在时空上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有效地抵制剧烈的、大的变动。

人类虽以胜利者的姿态取得新的生态地位，但总体来说并没有改变生态系统本身。

在走出热带环境的同时，我们的祖先也远离了很多前人已经适应了的寄生虫和病原体，健康和活力也相应得到了提升，于是人口的增加也变得规模空前。

随后的新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得以不断地重演这种轻易地采集和迅速地耗尽资源的边界现象（frontier phenomenon）。

人类这种跨不同气候带的分布，造成了在不同社群间产生出一种可称为“梯度寄生”（parasitic gradient）的现象。毕竟，随着气候上寒冷与干燥的加剧而呈现的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就意味着能够侵入人体的寄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的减少。而且，随着温度（和湿度）的降低、日照时间的缩短，寄生物在宿主间的转移也变得更加困难。于是就形成了如下的感染梯度：居住在暖湿区域内的人口若前往干冷地区，有可能很少遭遇不熟悉的寄生物，而潜伏于南部暖湿区域内的病原体，则往往威胁着来自寒冷北方或干燥沙漠地区的入侵者。

防范同类掠夺的努力正是催生政治组织的主要动力，这一进程至今仍未完成。

公元前3000年左右，随着犁耕的发明，最早的局限首先在古代近东取得了突破。犁耕可以年复一年地有效地控制杂草，从而使土地无限期地得到耕种。

宗教禁食猪肉

在文明历史的早期，成功的掠夺者变成了征服者，他们学会这样掠夺农民，即从后者那里抢走部分的而不是所有的收成。通过试错法可以且确实能够建立起某种平衡，生产者通过生产超过自身维生所需的谷物和其他粮食，在这样的掠夺中生存了下来。这种剩余正可以看作应付人类巨寄生的抗体，成功的政府可以使纳税人对灾难性的掠夺和外敌入侵产生免疫力，正如轻微的感染可以让它的宿主对致病的疫病产生免疫力。疾病的免疫力通过刺激抗体形成，以及将其他生理防御能力提高到更活跃的水平而发生作用；政府则通过刺激食物和原材料的更多生产以供养掌握数量庞大、武器精良的专业武士，来提升对抗外来巨寄生的“免疫力”。这两种抗体反应都会构成对宿主族群的负担，不过比起反复遭受突然而致命的灾难来说，这份负担显然要轻一些。

一个适度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

当文明社会逐渐与那些只能存在于大量人口中的“儿童病”共存共容时，它们便获得了一种非常强大的生物武器，每当与以前封闭的小群体接触时，它就开始发挥作用。一旦在缺乏相关病史的人口中肆虐开来，文明病便很快展现其猛烈的一面，将老老少少一起杀死，而不再是只感染孩子，产生虽然可能严重但尚可忍受的病症。

然而有关跨种姓接触的禁忌，以及在非有意破坏禁忌的情况下有关身体净化的复杂规定，显现了恐惧传染病的心理在维持各社会群体（即后来的各种姓）间的安全距离上面所起的作用。

从雅利安人入侵的公元前15—前12世纪，直到公元18世纪，次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侵者的军事力量与疾病对他们的瓦解力量之间的对比。

个人在种姓制度中的身份一旦确定，自然就会倾向于削弱国家的权威，政治上的忠诚几乎不会超出种姓界限，统治者只是另一个令人反感的种姓，是其他种姓循规蹈矩的成员们尽可能回避的对象。

政治分裂的代价是频繁的战争，但这个代价是欧洲人长期以来愿意付出的。

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兴起和巩固深刻改变了以前的世界观。基督教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宗教之处在于，照顾病人（即使在发生瘟疫的时候）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当例行的服务缺失时，最基本的护理也会极大地减少死亡率，比如，只需提供食物和水，就可以让那些暂时虚弱得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康复，而不是悲惨地死去。而且历经这种护理而存活的人，很可能心存感激并同那些拯救他们生命的人产生相互依存的温馨感觉。因此，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丧失信誉之时，基督教会的势力却得到了增强。基督教作家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力量的源泉，他们有时夸耀基督徒在瘟疫面前的相互扶持，而异教徒却躲避病人并冷酷地抛弃他们。

正是蒙古人的征战跨越了以往足以造成隔绝的距离，才第一次将鼠疫杆菌传给了亚欧大草原的啮齿动物。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一般来讲，宗教朝圣在引发疫病中扮演的角色可与战争比肩。疾病来自上帝的信念可以轻易地转换为，若采取措施有意识地预防疾病，无异于干预神的意志，这无论在战争或在朝圣时，都是不虔诚的表现。朝圣的内涵包括在追求神圣境界过程中接受危险，对虔诚者而言，死在朝圣途中是上帝的安排，以此可让朝圣者从此岸的苦难中超度到与神同在的彼岸。于是，疾病和朝圣在心理和疫病上相互强化。战争亦如此，阵亡的风险（无论敌我）正是战争的精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