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自1985年起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研究，曾应邀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里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香港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客座教授、高级客座研究员。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英文版由Eastern Bridge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专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获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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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自1985年起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研究，曾应邀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里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香港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客座教授、高级客座研究员。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英文版由Eastern Bridge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专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获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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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解读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决策，必须了解存在着两个互动的层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客观进程与中国领导人追求结盟的认知和行为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包括这两个层次何时被清楚准确地认识到，并开始被联系在一起考虑。种种情况导致中国决策者在结盟过程中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地反映民族国家的利益（尽管还远远不够），并不得不为回应国内（包括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诉求而在结盟最后阶段要求苏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否则，中共以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都将被严重削弱。中国决策者从为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而追求与苏联结盟，却在结盟的过程中为现代国家建设而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且在这方面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让负面感受影响到结盟的进程，但在随后的年代里，那类问题最终发酵为摧毁同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从处理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客观地分析，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仍然未能超越，有些方面甚至没有达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水准。例如，条约没有涉及两国处理边界遗留问题应依据何种的原则，或者为达成必要的准则建立相应的双边机制，等等。这反映了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独特的情况。后来的巨变证明，中苏结盟不过是中苏关系的历史宿命的又一个开端。中国要想完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必须同苏联解决全部的历史恩怨，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特定时期的安全或根据某种理想而推动革命运动的军事同盟。这需要时间。

——引自章节：第一章踏入冷战：与苏联结盟

10月2日电报被公开的部分包括了毛泽东阐述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战略方案，其中包括了要争取达到的最好目标和力争避免的最坏局面。其一，毛泽东表示决心要派军队到朝鲜作战，否则美国占领整个朝鮮，不仅使“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而且美军“将更为猖獷，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其二，中国出兵的目的并不限于斯大林来电所说，只是派几个师帮助朝鲜守住三八线，而是“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战争成败的关键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他提出一次出动十二个师，而不是斯大林建议的五六个师。

——引自章节：第二章同盟与局部战争：抗美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