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另一面-行业好书-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著名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何处是“江南”？》之后，另辟新径之作——

跨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元领域，融入对五四重要议题的全新思考，展现最为新锐的史学前沿研究。

☆五四一百周年纪念热潮中的理智冷静之作——

有意淡化纪念五四的仪式感，反对老调重弹、拘泥旧话题的“纪念史学”套路。

☆重新定位五四，发现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变革，到民初社会革命，直至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长程中，进行重新定位。将五四视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机，下启社会变革风潮的重要历史环节。以关注历史运动的动态视角，呈现五四丰富的意义。

☆探索五四的另一面：社会变革风潮——

创造性地指出，五四除了是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外，它掀起的社会变革风潮也不容忽视，甚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究五四时期“社会”观念如何产生，各类社会改造组织纷纷涌现的原因，发掘长期为人忽视的重要历史遗产。

☆关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抉择——

以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和毛泽东为代表，勾勒出不同类型中国近代知识群体的面貌。从近代知识人不同活动区域和地方思想传承路线的角度，比较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产生的差异。

☆纵贯古今，理清中国现代历史转型的内在逻辑，发现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价值——

将五四前后涌现的各种概念、主义、思潮，置于中国具体的历史状况中进行分析，以此剖析五四后兴起的各类“主义”的思想来源，并考察它们和传统价值之间的关系。

☆五四研究面面观——

清晰梳理、有力反思既往各流派五四研究的各种观点。分析不同研究观点的形成原因，解码隐藏在观点背后的不同意识形态动机。

☆拓宽研究视野，重新思考政治史的活力——

充分考虑政治与各类社会文化因素的关联；尝试打通“思想”争论与基层实践的关系，探寻群体政治行动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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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入了五四的社会改造面相，指出当时涌现出的各种“社会改造”构想是五四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作者将五四看作一场具有多维试验角度的社会文化运动，同时，通过把五四发生及延续的时段拉长至20世纪40年代，深度考察了五四一代成长起来的“新青年”面对各种时势变迁做出的反应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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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称自己“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对已构成中国生活常识的部分历史观提出质疑和修正，想办法克服一种刻板僵化的认识，激活鲜灵的思想，是杨念群一贯的追求。

——《南风窗》

在中国史学界里，杨念群一直是个“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

作品目录

自序
第一章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引言
对自由主义“五四解释学”的批评
修正途径：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
第二章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文化”作为一场新兴运动是如何出现的
东西文化之争如何演变成了“归约主义”的游戏
第三章 “无政府”构想：“社会”观念形成与传播的媒介
对“国家”偶像化的批判和质疑
“社会”观念的引入与新型“自治”组织的建立
以基层“社会革命”替代上层“政治革命”
第四章 “ 个人主义”兴衰史：“个体”是如何消融于“社会”之中的
五四前后极端“个人主义”论述的短暂流行
“群己”界线的重设
“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野与抵牾
人生际遇与“个人主义”：以文学艺术界的争论为例
“社会有机体论”：“集团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取代
对“个人主义”日常生活方式的批判
第五章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崛起与社会改造运动
身份认同的难局
边缘政治的鼓动者与地方历史意识的重构
地方自治的含义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地方性责任伦理与社会组织的建构
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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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1997）、《杨念群自选集》（2000）、《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编，2003）、《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2010）等，主持《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版）及“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丛书。主要学术兴趣是中国政治史、社会史研究，并长期致力于从跨学科、跨领域的角度探究中国史研究的新途径。

精彩摘录

五四知识人吸收的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以消灭家庭作为“社会改造”手段的，这条路径被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延续下来，他们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基层社会的原有资源是完全靠不住的，必须彻底加以摧毁。其实，历史经验证明，“社会革命”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村的文化基础是否能够得到妥善的利用和有效的转换。因此，后五四时期弥漫开来的“社会革命”风潮，其要义不在于遏止了个人的自由解放，而在于彻底阻断了乡村文化再生的渠道，这才是五四时期发生的最大悲剧之所在。

——引自第30页

鮑桑葵指出：“作为最高的权力，国家一方面要对个人生活、家庭和经济生活的领域保持一种外在必要性的态度。它可以使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以排除意外事件和不成熟因素在共同利益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国家实质上是这些生活方式内在的明确目的，并坚决要使普遍的目的和人类的特殊利益达到和谐一致。简言之，它是公共意志或真实意志的化身。”

——引自章节：“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