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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然，1986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侧重于思想与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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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欣然，1986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侧重于思想与政治方面。

精彩摘录

在郭嵩焘眼里，中国历史有两个负面的关键时段，一是秦汉，一是南宋。他的批评仅偶尔触及三代，而对秦汉及以后的否定，则趋于全盘；唯“程朱”例外，那是他心目中“三代”以外最具正面意义的表征，意味着有约束身心、化民成俗的“藩篱”在。郭嵩焘回国后和王闿运等讨论，仍坚持“英吉利有程朱之意，能追三代之治”。这个“能追三代”的时代似为三代以后中国最好的时段（则汉以后也有好时光），但程朱之时恰是郭嵩焘最常指斥的南宋，不容忍夷狄的言说及不善处理夷务皆自南宋而显，影响后来几百年。如果郭嵩焘有更多时间治史，或许南宋才是他最需要关注的时代。这个历代最不能制夷的时段，却又是对外交往中把“和”作为基本选项也经常选择这一取向的时代。当他真正进入外交领域，确认中国在力量对比上已是弱国而有意无意为“和”的取向申辩时，或应记取南宋就是一个弱国重外交的时代。但根据郭嵩焘关于内先不安而后外患至的基本观念，南宋和“程朱”这两个表征之间难以调和的紧张在于，当时内部教化的成功似乎并未起到自强的效果，实际也不能攘外。我们不必苛责郭嵩焘的逻辑能力，一方面，在他那借历史说现实的里，“程朱”和“南宋”亦如“三代”，都是充满了开放性而可以填充的“空白”，不过大小不同而已；另一方面，对“南宋”和“程朱”不自觉的时代割裂，最表现晚清这一过渡时代的复杂，以及郭嵩焘满怀忧思彷徨于天下和世界两种思路之间那种未必察觉却“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

——引自章节：前　言

郭嵩焘在这时提出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的看法，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对西方的认识不仅限于“器”，而更关注接近于“道”的层面的西方“政教”。相对于一般的“用夷变夏”之论，郭嵩焘指出了西人并非无“道”之夷狄；但相对于要将大量人力财力施用于洋务上的朝廷，郭嵩焘观点的意义则在于指出了西人并非于圣人之道外别有“道”，凭借坚船利炮之“器”、商贾之“利”未必即可富强。相对于主张把眼光转向西方的“师夷”，以及把眼光回归传统的“务本”，郭嵩焘对西方被后人视为“超时代”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这两种同时代流行观点的折中和扬弃。

——引自章节：一　西洋立国其本在朝廷政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