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苗润博，198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组成员。主要研究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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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润博，198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研究员，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修订组成员。主要研究宋辽金史、历史文献学。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

精彩摘录

由此看來，對於不少断代的研究者而言，正史仍然亟需一個祛魅的過程。所謂祛魅，是指正史文本的正當性並非不證自明，而應成爲嚴格甄别與仔細研判的對象，在被用作歷史敘述的材料以前，正史本身的生命歷程需要首先被揭示出來。如果將正史看作有機的生命體，其背景、來源、纂修、結構、抄刻、流傳、被接受等每一個环节都須作爲獨立分析的對象，最終勾連出正史本身的歷史。這生命歷程可以大致劃爲生成史與接受史兩部分，圍繞《遼史》史源的探索，正可集中呈現出正史文本生成階段各環節可能面臨的困難與存在的問題。

——引自章节：結語

顧亭林有云“紀傳一人之始末，表志一代之始末”，誠爲的論。《遼史》的志表部分構成了既往遼史研究的主體認知基礎，但這些文本實多出元朝史官之手。從本書的考證結果看，《遼史》八表全元末所新撰，而十志之中亦皆不同程度地存在史官的增纂、創作因素。這些文本的總體框架，往往無法反映遼金舊史的面貌，而只能看作元末史官對於遼朝歷史的理解，或可稱之爲“元人的遼观”。然，史官在倉促之對於材料加以抄撮、剪裁與拼，主上並不一定以明確的“观”爲指引，但二手文本的生成過程，本身就史叙述框架的確立過程，而文本的流傳過程也是史的傳遞過程；依托於文本本身的無意識的史觀，往往不易察覺，却更能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後來人。對於今天的治史者而言，元修《遜史》的敘述框架可能存在以下普遍性問題。其一，概念性、方向性的誤導。以《營衛志》爲例，其中所涉遼朝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制度，如遼朝斡魯朵在皇帝死後扈從后妃宫帳，捺鉢須分四時、有固定的時間地點内容，斡魯朵與捺鉢並列之關係，有關遼朝部族的定義和分類等等，無不出自元人之手，而与遼朝當時的實際情形相去甚遠。類似的情況亦見於《百官志》《食貨志》《屬國表》《部族表》等諸多篇什。其二，將一時一地之記載拔高有途一代之通制。如《兵衛志》兵制門引宋《四朝國史》所記宋遼戰時制度，特别是其中有關遼朝全民皆兵的記載；御帳親軍、大首領部族軍兩門引宋琪《平燕十策》所記太宗伐晉時之制度；五京鄉丁門將遼天慶年間之户口折算成遼朝常備兵丁之數。又如《禮志》將《遼朝維禮》針對一時一地具體禮典的記録泛化爲遼時之常制等等。其三，將原本複雜多元的圖景歸併爲一元性的歴史敘述。代中原文獻與遼朝自身文獻之記載存在系統性的差異與矛盾，反映出不同的歴史記憶與敘述立場，往往難以强行調和、生硬榫接，然而元朝史官最慣用的手段正是將南北不同的敘述脉絡雜糅起來。最典型者當屬《營衛志・部族上》對於契丹建國以前歷史的拼合...

——引自章节：一、走出元人的遼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