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張愛玲（1920.9.30－1995.9.8）百年冥誕暨逝世25週年紀念

絞盡腦汁、招數用盡，還請來一堆理論界的天兵天將，不是故作深奧，而是想讓她們與他們湊個八仙過海，給張愛玲賀壽來著。

如何從一個字交織出整個錦繡大千世界？或是從一個字端倪出千年的宗法感性秩序？怎樣的閱讀可以讓文學書寫「像迷宮，像拼圖遊戲，又像推理偵探小說」，而怎樣的思考能在詼諧幽默中保有批判的強度與力道？

《文本張愛玲》從解構張愛玲的本名與真人實事開始，展開「文本表面」跨語際與跨文化的華麗閱讀，直搗「宗法父權」作為語言文化機制與性別權力機制的黃龍。全書穿梭遊走於張愛玲文學與傳記的「字中有字」與「性別中有姓別」，讓張愛玲成為「無主文本」，讓張愛玲不斷「差異化」張愛玲，不再有本源、本宗、本尊、本名可供最後依歸。

本書前四章以張愛玲家族史與女性家族成員為主軸，擴及張愛玲的文學文本與歷史、法律、文化脈絡──文本，後數章針對張愛玲文學不同的文本進行讀細。作者凸顯語言文字作為「文本表面」的繁複交織，以開展對宗法父權作為文化機制與語言機制的雙重批判。

2020年乃張愛玲的百年冥誕紀念，也是美國通過憲法第19條修正案、確立女性投票權的百年紀念，兩個百年的並置給出了兩種革命路線的參照。19世紀末「女性參政權」的爭取，標示了近現代婦女運動與女性主義的發軔，1920年美國女性投票權之誕生，乃是由此奠立了重要的性別革命里程碑。而同樣出生於1920年的張愛玲，給出的卻是「宗法父權」作為「感性分隔共享」秩序的持續裂變，一場文學的感性革命。沒有這樣的跨界比較，讀者大概無法深刻體悟為何張愛玲的文學感性革命，其撼動力道一點不輸街頭抗爭的搖旗吶喊。

《文本張愛玲》的研究，來自作者張小虹閱讀《小團員》後的提問：為什麼大部分的批評家（包括眾多的女性主義學者）「讀不懂」《小團圓》？

「讀不懂」張愛玲，是否正意味著讀者的批判語言與理論化思考的能力出了問題？若是，那問題出在哪裡？讀者究竟有沒有辦法在張愛玲的文本中，讀出更複雜交織的文化殊異性，有沒有辦法反躬自省當代「女性主義」理論與批評的本身，是否早已出現嚴重的跨文化盲點與論述疲態。而此刻我們能努力嘗試「讀懂」張愛玲的方法，恐怕不是再帶入更多的女性主義理論，而是回到女性主義理論本身去檢視。故與其說我們需要再次用女性主義來閱讀張愛玲，不如說我們更需要用張愛玲來閱讀、來審視、來質疑、來挑戰女性主義。這本書就是在女性主義文學研究與性別理論、酷兒理論進入臺灣學術界近四十年的此時此刻所進行的反省批判，也是張愛玲研究在百年冥誕之際可能的再次出發。《文本張愛玲》表面上聚焦張愛玲，但也可以是對作家研究、文學研究甚至女性主義研究的整體反思，雖以「文本」為名，有時卻不嚴格禁止作品與文本、作家與書寫、隱喻與轉喻、深度與表面之間的策略性滑動，尤其是在特意凸顯宗法父權批判或女性作家創作實驗之際，「除惡未盡」處，怕不也正是女性主義雙C（批判與創造）的互搏與共舞之時。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張小虹

台大外文系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現任台大外文系特聘教授。曾任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女性學學會創會理事長，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客座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英國薩克斯大學訪問學者，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胡適紀念講座、科技部特約研究計畫等，學術研究領域為女性主義理論與文學、台灣文化與影像研究、東亞現代性研究。中文學術專書包括《張愛玲的假髮》（2020）、《時尚現代性》（2016）、《假全球化》（2007）、《在百貨公司遇見狼》（2002）、《怪胎家庭羅曼史》（2000）、《性帝國主義》（1998）、《慾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1996）、《性別越界：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1995）等。另有文化評論集《資本主義有怪獸》（2010）、《情慾微物論》（1999）、《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1993）與散文創作《身體褶學》（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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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摘录

那么当代张学研究中的“无父文本”呢？若说后结构主义的“无父文本”乃是以“父亲”隐喻来解构“作者”与“作品”的联结，强调的是语言文字本身的“去中心”（亦是一种去“宗”心），那当前张爱玲研究中的“无父的世界”“无父文本模式”，相形之下却似乎较为倾向捍卫“作者”与“作品”的紧密联结，不从语言而从内容、角色、主题等面向去凸显张爱玲“作品”中父亲角色或父亲形象的缺乏。“无父”一词最早出现于孟悦与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书中犀利论及张爱玲小说中“无父的世界”：在张爱玲的“国度”里，权威的统治者，是睡在内房床榻上的母亲。这是一个无父的世界。或许由于张爱玲的国度存在于五四——一个历史性的弑父行为之后；或许在无意识中她要以无父的世界隐喻秩序的倾覆与毁灭将临的现实。（页329）此处的母亲作为唯一的权威统治者，当是以《金锁记》的七巧为原型，不是“女权的统治”，而是一种“近于女巫与恶魔般的威慑”（孟悦、戴锦华，页329），一种父权社会权威下恶魔母亲的话语。故小说中的“无父”，既可以是“五四”新文化“弑父”后所呈现的真空，亦可以是张爱玲文本对父权秩序的颠覆抗争。而林幸谦的《张爱玲论述：女性主体与去势模拟书写》则更进一步将此“无父的世界”，成功发展成“无父文本模式”，视其为张爱玲对男性家长与男性人物最主要的书写策略：“无父”肇因于“杀父”，“即是把男性家长排除/放逐在文本之外，而形成女性家长当家做主的‘无父文本模式”（页121一122）。故对林幸谦而言，“无父文本模式”所凸显的，正是在男性家长缺席的状况下，女性家长如何得以排挤掉男性家长的主体与主导身份，而成为真正的一家之主，即便无法完全脱离宗法父权体制的象征秩序。（页124）但显然此“无父文本模式”依旧充满了对“当家做主”的执念，只是让“一家之主”的性别由男转向了女。而本书所谈的“无主文本...

——引自章节：绪论无主文本与宗法父权的裂变

因而接下来我们无由回避且必须认真面对处理的，便是“无主文本”如何响应女作家作为女性“主”体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回到本书，展开至少三种可能的阅读方式。本书的第一种阅读方式，当是“张爱玲的文本”，此乃当前张学研究中最为普遍的表达，唯多数仍换汤不换药，虽用“文本”来置换“作品”，但方法论上仍多是以情节内容、人物角色、意象、主题为“主”，较为偏向“新批评”（封闭美学客体）而非后结构主义的“文本”概念。但严格来说，“张爱玲的文本”这一表述本身，就总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矛盾语”（oxymoron）：若依后结构理论，所有文本都是“无主文本”，那“文本”如何有可能为张爱玲所独自拥有或私自垄断？“的”所预设的归属与所有权又如何得以成立？故本书在使用“张爱玲的文本”或“张爱玲文本”的惯用表达时，都希冀能带出其中潜藏的张力与矛盾、正当与不当、归属与无归属。本书带来的第二个阅读可能，则可指向“张爱玲文本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如何援引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当代文本理论家去阅读张爱玲，更是积极不忘思考张爱玲自身（字身）作为一个超级厉害、当仁不让的文本理论家之可能。像其在文中谈论熟烂口头禅或感情公式所启动的“重复变易”（iterability），或语言文字的引经据典作为“看不见的纤维”“活生生的过去”，都充满了在“父权的语言”之中裂变“语言的父权”之理论化潜力。而更重要的则是本书所可能带来的第三种阅读：文本化张爱玲。若“张爱玲”不是文本之外真实可信、确切不移的“作者”“女性作家”“自传传主”“真人实事”，那我们将如何看待被放入引号或己然被文本化的“张爱玲”呢？当代后结构“文本”理论必然导向“作者已死”吗？难道我们就必须全然排除性别“主”体的建构可能吗？我们为何需要以及如何能够将“张爱玲”视为一种“无主文本”呢？对后结构文本理论家而言，“文本之外无他”，“作者”从来不可能是文本的源头...

——引自章节：绪论无主文本与宗法父权的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