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缓解病痛、戒断烟瘾、感化罪犯、特务侦查……百年前，催眠术曾席卷中国上下，被广泛运用于军事、医疗、科技、实业、教育、政治等各领域，不仅是供人娱乐的奇观，还被赋予更多时代任务。

在这个世纪转换的动荡年代，西方催眠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在各个阶层传播开来，师生、警察、军人、商人、职员、心理专家等各色人物积极实践，主动参与催眠知识的建构，学院与民间的声音相互竞逐，呈现对“科学”的多元解释，也形塑了当时的科学文化氛围。作者指出，时人对催眠术的理解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后华人社会的心理学、精神医学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历史、语言、制度和知识的准备；同时，在晚清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国人通过催眠术形塑自我，想象符合时代所需的理想新人。

编辑推荐：

★清末民初席卷全国的催眠术实验，究竟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还是来自西洋的“精神科学”？

★展现一代人对精神世界与科学新知的另类探索。启蒙理性之外，国人也通过“无意识”的心理体验来形塑现代自我。

★打破精英与大众的边界，改变传统科学史的精英视角，“普通人”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也是参与者与塑造者。

★打破科学与玄学的边界，揭示“科学”概念变动不居的意涵及其在不同层面的流通途径。

评论推荐：

本书让我们看到在五四的“觉醒”话语之外，“无意识”的心理体验同样开启人们对自我和身体的全新理解，提供了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 李欧梵

这本书从一个全球史的观点考察催眠术由西方经日本传入中国的知识流动，以及催眠术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将近代中国催眠术放在中西、古今交织的历史脉络之中来观察其多元之意涵……邦彦展示了与主旋律并存的多彩缤纷的催眠世界。我认为这一本书揭露了一部分催眠术的面纱，又引导我们再进一步思索沉吟，去探讨更为广阔而未知的世界。我相信许多读者会和我一样在捧读之下立刻觉得爱不释手。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黄克武

该书向我们展示了科学与玄学并不见得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大众科学也不只是科学的普及和通俗化那么简单，还意味着大众也是科学的参与者、实践者以及科学的社会文化属性的赋予者。不仅如此，该书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科学史叙事中罕见的“普通人”，及在近代中国语境中“大众”和“科学”概念的变动不居和独特意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余新忠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张邦彦，毕业于台湾阳明大学医学系、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曾为台大医院住院医师，现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心理科学史、医疗史、东亚近现代史、科学哲学、科技与社会研究等。

精彩摘录

至此，我们清楚看见两条灵学研究路线的分岔，而这也反映了不同灵学阵营在科学与宗教、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寸拿捏、合与拒斥。就上海灵学会而言，其成员更倾向于宗教动化的主因来自目睹社会变动下人心的颓放，他们将道德基础的瓦解归咎于打破迷信、物质至上的意识形态，如俞复即认为提倡无鬼无神的后果最终造成“戕贼不仁，毁义灭性”。由是观之，灵学会从事灵学研究的动机无非是伦理性的，他们尽管动用了若干西方的学术语汇，但最终之目的是要重申传统思想、传统文化的价值，并以此达到移风易俗、经世济民的理想。相对地，就催眠学会而言，其成员明确地以“精神科学”一词来定位灵学研究，选择以催眠术作为探触心灵现象的直接途径，并对民间灵异传说与宗教仪式多有质疑。研究者透过催眠术达到的眼见为凭取代了鬼神的谕示。虽然他们同样有感于社会问题，但他们的目光更多朝向未来，期望寻求精神的客观理，而非回归圣贤的主观教训。在方法上采取扶乩或催眠术的路线选择，不仅开了不同机构的研究主轴，也让它们走向不同命运，招来程度不等的攻击。上海灵学会几乎集中了知识界的炮火，包含鲁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等五四知识分子都严厉批判其中充斥的鬼神色彩。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授心理学的教授陈大齐，更在1918年的《新青年》上发表《辟灵学》一文，点名上海灵学会发行的《灵学丛志》内容“荒诞离奇”“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所谓扶乩的自动作用实乃出于“下意识”。相对看来，中国精神研究会、中国心灵研究会等催眠学会就甚少被人直接点名攻击，即使它们的规模可能更为庞大。这当然不代表批判上海灵学会的知识分子认同催眠学会的灵学观点，而是催眠术在科学与迷信的对抗间提供了一层缓冲，许多知识分子尚且愿意接纳催眠术。

——引自章节：三、灵学领域的竞争者们

函授网络所体现的这种互惠与承认的交换模式，让人想起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Maus在其著作《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TheGift：TheFormandReasonforEachangeinArchaiSocietie）中提出的“礼物经溶”概念。莫斯认为，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抽象平等、随着交易结束而告终的社会关系；相反地，礼物经济则是一种充满道德性的集体社会关系，“是集体之间相互强加交换和契约的义务”唯有在给予、接受与回报的循环中，一种“互惠”（reciprocity）的社会关系才能稳定地确立下来，并体现一个人的“信用”和“荣誉”。往后的科学史家延续莫斯的洞见，进一步指出这种互惠交换逻辑也同样贯穿在近现代的科学活动中，在研究赞助、期刊发表、资料采集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于形式上，催眠函授教育里“接受教学、提交报告、换取承认”的互惠回路，与许多科学家生产知识的程序着实无太大差异但另一方面，“互惠交换”的逻辑却面临牵制，我们无法忽略市场经济主导了催眠学会会员的前端选择过程，商业竞争也使得同业之间难以形成一个相互承认的科学社群。比方说在催眠术的市场上，利益的驱力总是令剽窃大行其道，时常可见催眠学会公开指控他人侵占著作出版权或假冒学会名义招揽生意。中国心灵研究会曾经检举一个名叫黄文石的男子，在荷属八打威埠翻印《电镜催眠法》，并把余萍客的肖像置换为自己的相，责其仗着“帝国主义殖民政府保护之下”造成学会损失。

——引自章节：六、催眠函授中的“商业交易”与“互惠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