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毛立平（1974— ），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性别史。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清代嫁妆研究》；论文《金枝玉叶与收支困局——清代中后期公主经济境遇考察》《妇女史还是性别史？——清代性别研究的源流与演进》《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等。

沈欣（1984— ），女，历史学硕士，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文教史，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清宫的妈妈里》《清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长房官学史事考辨》等。

作品目录

前言：清代宫廷的性别建构与民族认同
第一编 初入宫闱
第一章 清代八旗选秀制度的意义和变化
第一节 八旗选秀的意义
一、选秀活动对于旗人女性的意义
二、选秀活动与皇帝对旗人女性“族群意识”的灌输
第二节 八旗选秀范围的变化
一、选秀范围的不断收缩
二、血统的甄别和反复
第二章 “承值内廷”：内务府三旗选秀
第一节 外貌与家世：内府选秀的考量因素
第二节 秀女人数的缩减
第三节 内务府选秀流程
第二编 宫壸肃清
第三章 “主位”与后妃等级
第一节 “主位”与“小分主位”
第二节 “非主位”与后宫规模
第三节 清宫中的民女妃嫔
第四章 后妃的晋封与待遇
第一节 妃嫔位分的升与降
第二节 晋封方式与年限
第三节 位分与待遇
第五章 “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清帝对后权的压制
第一节 从“母仪天下”到“恪修内职”：切断皇后与大臣的联系
第二节 “皇后-命妇”体系的坍塌
第三节 宫廷内外的空间隔离
第三编 金枝玉叶
第六章 公主与皇帝的关系
第一节 “朕膝下现无公主，颇觉寂寞”
一、父女亲情
二、和敬与和孝：乾隆皇帝的两颗掌上明珠
第二节 奉养天年
第七章 公主与额驸的关系
第一节 身份和文化的差异
第二节 从公主府的结构设置看公主与额驸的关系
第四编 暮年生活
第八章“庆隆尊养”：清代皇太后的尊称与晚年生活
第一节 太后的尊号与徽号
第二节 太后“御新宫”与晚年生活
第九章 “不与外事”：清帝对皇太后角色的定位与建构
第一节 太后宫三大节仪式的减杀
第二节 清帝对太后权力和活动范围的掌控
第十章 清代太妃嫔的尊封制度与生活状态
第一节 清代太妃嫔尊封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顺康时期为太妃嫔“晋徽称”
二、雍正朝不加徽称而晋升位分的尊封
三、乾嘉时期尊封制度的发展
四、从部分尊封到普遍尊封：道咸以后的尊封制度
第二节 太妃嫔的生活状态与人际联系
一、随居太后宫
二、皇帝的孝养与寂寞单调的生活
第五编 承值侍应
第十一章 “可谓至少”的清代宫女
第一节 清代宫女概况
第二节 宫女与“主子”的关系：从惇妃殴毙宫女案谈起
第十二章 “一品夫人”与清宫的乳保群体
第一节 乳保的称谓与职责
一、“嫫嫫”、“嬷嬷”与“妈妈里”
二、乳保的职责与遴选
第二节 清帝对乳保的封赏
第三节 皇室乳保的特权及影响力
第十三章 宫廷中的差务妇人——以“妈妈里”、“姥姥”为例
第一节 名目繁多的“妈妈里”
第二节 妈妈里的遴选与待遇
第三节 宫廷稳婆“姥姥”群体
余论：传承与变革——明清后宫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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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立平（1974— ），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性别史。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清代嫁妆研究》；论文《金枝玉叶与收支困局——清代中后期公主经济境遇考察》《妇女史还是性别史？——清代性别研究的源流与演进》《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等。

沈欣（1984— ），女，历史学硕士，故宫博物院科研处副研究馆员，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史、文教史，主要研究成果有：论文《清代太妃太嫔的尊封研究》《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清宫的妈妈里》《清内务府万善殿官学、长房官学史事考辨》等。

精彩摘录

尽管绝大多数旗人女性在选秀制度中只是走过场性的“陪榜”角色，但选秀活动对她们一生的影响仍是不可小觑的。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提到，“据说旗人姑娘在家里能主事，能受到兄嫂辈的尊敬，是由于每个姑娘都有机会选到宫里当上嫔妃”[3]。金启孮先生也认为满族姑娘在家庭中地位尤高，是因为“有被选成‘秀女’的可能”，而“从‘秀女’中又可以选成‘妃’或‘皇后’”[4]。由于每一位旗人女孩都存在日后成为后妃的潜在可能性，这已然改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此外，选秀活动在开拓旗人女性的眼界、增强其民族认同感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美国学者柯娇燕（PamelaCrossley）指出，18世纪初期以降，鲜有满人离开过他们出生的驻防旗营，除东北这块祖宗的发祥地以外，北京作为朝廷和首都，对满人形成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5]。其实，不仅各地的驻防旗人鲜有机会来到京城、一睹“禁城”之庄严，即便京城旗人，除任职朝廷者外，也很少能有机会进入所谓的“禁城”。然而，“朝廷-宫廷”作为他们精神上的圣地，对于所有旗人的向心力自不待言。相对于普通旗人男子而言，旗人女子则可以通过选秀女的机会来到京城、进入宫廷，甚至见到皇帝、一睹天颜，切身感受到皇家的威严以及自我的民族认同感，其间还隐含着每一位旗人女性与皇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而皇帝也注意利用选秀的机会向旗人女性灌输族群意识、强化满洲认同、加强对于旗人女性的管理。

——引自章节：第一节八旗选秀的意义

除服饰外，清帝还通过在选秀活动中强调满人的姓氏来加强她们的民族认同。本来满洲风俗，一般只称名字而很少提及姓氏，即便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如非必要也一般不提姓氏，男性如此，女性的姓氏就更少被提起，这导致满人逐渐对自己的姓氏不大在意。乾隆二十五年，皇帝发现一些旗人竟将本姓弃置，改为汉姓，“如钮祜禄姓，竟呼为郎姓者”。他认为，“姓氏乃旗人根本，甚关紧要。今若不整顿，必致各忘本姓而不知”。遂规定今后除引见官员时要写明本姓之外，“选看秀女，亦照此将姓氏于绿头牌缮写，将此通行”[38]。其实满洲旧俗，女孩不仅不重姓氏，往往连名字也很随意。《清稗类钞》载：宗室女“如未奉有正式封号者，皆统称格格……若闲散八旗、若内府三旗，凡对于未嫁之幼女，皆称妞妞”[39]。我们所见的清宫档案印证了这一说法，宗女多称“某格格”，宫女多称“大妞”“二妞”等。因此对于普通八旗女性而言，名字不清、姓氏不明，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她们的族群认同。清朝皇帝在选秀女时强调其姓氏，不仅有助于区别秀女的身份地位，而且有助于强化她们的族群认同，不少对姓名没有明晰概念的旗人女孩，应该是通过阅选秀女的环节才开始了解自己家族姓氏的。

——引自章节：二、选秀活动与皇帝对旗人女性“族群意识”的灌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