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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袁冬平 文/陈小波 1989-1994年

有数字表明：目前世界上各种精神病患者达3亿多人，其中重症患者达 4000万人，在有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则有重症患者1400万人因为病情特别严重而被送进444所精神病院，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早已将这里遗忘了，或许还有—些人记得精神病院是关疯子的地方，充满了恐惧，但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那里面住的是病人，是比其他病人更需要同情和关心的精神病人。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89、1990和1994年的三年时间内，袁冬平作为记者，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全国7个省市的十几家精神病院里拍到了这些照片。袁冬平外表谦和，看上去不油滑更不世故。在中国摄影界，他毫无知名度。虽然身为《民族画报》编辑，却似“圈外人”，几无惊人之举。但这种耐得寂寞的个性并没有阻碍他对摄影的思考与行动，反而引导他进入别人未能涉及的更深远的领域。

从1989年到1991年，他操着两台破旧相机用自己的假日和一些出差机会采访了天津、北京、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十几所大小精神病院。相机里装的是从电影厂仓库里买来的过期电影胶片，对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他个人的偶然行为，这行动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背景。

精神病既有遗传性与素质因素作为培养基，又有生物性或社会心理因素为促进导火索。因此，敏感、内向、脆弱、偏执、孤僻离群、承受有害因素能力差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并成为社会的负担。目前世界上还没有根治此病的手段，只能在医疗控制的基础上求助于自我保护和社会保护。

“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袁冬平缓缓谈起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的一个病人，“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挑选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或加害于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带着耳机，正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我提出给她拍照片，她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我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躺在床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吞嚼肥肉，她又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袁冬平告诉我，人们绝不会想到，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谈一谈”。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北京安定医院采访的经历，病人们得知来了记者，全都拥挤到门口排着队，像小学生一样举着手朝我喊：“记者，先和我谈，先和我谈吧。”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冲到前面：“记者，我会拉二胡，先采访我吧。”当时我笑不出来，心中充满了辛酸。

精神病人被视为社会异物，可他们也想交流，想得到理解与关怀。可在现代社会，尤其在节奏日益加快、生存空间拥挤的中国，许多人因生活的压力，身心不得安顿，自顾不暇，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帮助精神病人?

据卫生部门的统计，目前共有的444所各类精神病院里，病床有8.6万张，正式的精神病医生却只有1.1万人，这意味着每2.7万个病人才有一所医院，每130个病人才能有一张病床，全国平均每10万人才拥有一个精神病医生。

在选择了这个题材拍摄后，袁冬平越拍心里越难受，滋味万千。病人从四五岁到八十多岁，男女老少，形形色色，在他们那或麻木、或凶猛、或痴或躁的目光背后，都藏着一个个令人心疼的故事，人间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地狱。拍摄进行得极其艰难，但袁冬平珍惜这次选择。他为无数生命遗憾，他学会了同情生活中更为不幸的人。

问及袁冬平希望自己的摄影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说：“只希望我的照片能引起人们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以应有的了解和关注。你得了感冒、得了肺病肝病，周围的人会同情你；而你得了精神病，社会却歧视你嘲笑你。住过精神病院，出来后就业、婚姻都受到影响。甚至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都难以找到情侣。有的病人病情得到控制，可出院后社会没能给他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便又会犯病。有的人一生进出精神病院好几次，甚至干脆就在精神病院中了其终生。人们怎么才能公正地对待精神病患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