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下册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下册前言

章培恒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受日本学者的影响很深。这与中国现代型大学的建立深受日本的影响有关。如所周知，我国现代型大学的设立始于19世纪末的京师大学堂。领导这一现代型大学的设立工作的是张之洞，尽管这种所谓现代型大学与当时国际上的先进大学还有较大距离，甚至还存在许多非驴非马的东西，但在中国教育史上无疑是重大的进步。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张之洞曾两次派陈毅到日本去考察，第二次是在1902年；而张之洞的《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则成于1903年。是以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今日之奏定学校章程，草创之者黄陂陈君毅，而南皮张尚书实成之。”在这一《章程》中不但列人了“中国文学”一课，制定了“中国文学史研究法”，而且明确规定:“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所以，在中国大学是以开设和讲授“中国文学史”课，实是由于这一官方性质的“章程”的要求。
也正因此，“中国文学史”著作是随着大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的建立而产生的，而且明显受着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支那文学史”)著作的影响。从名称上来说是中国**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04年编印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而且据其卷首题记所述:“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不过，此书虽说是仿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之意而写成的,同时却又把一切成文的东西一包括群经一都归于文学的范围，不但没有分清文学与非文学的范围,而且还对文学作品加以忽视,因而并不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史著作;其基本精神也与笹川种郎之书显然有别,到底是否为“仿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的成书”，实在是个问题(此点在上举陈广宏教授文中也已论及)。不过,林传甲在主观上是想以日本学者的同类著作为仿照对象来编写自己的讲义——至少是以此为标榜——的,只是在客观上没能实现而已。在林传甲的书之后、称得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那是他在东吴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的讲义，一般认为是从1907年起陆续出版的。黄人通晓日文，此书显然受到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影响；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所使用的名称，就源自日本学者的创造。所以，现在又被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所使用的古代(又称上古)、中世(又称中古)、近世(又称近古)、近代(又称现代)的分期法,其实是20世纪初叶就引进的。
如所周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三个时期是从意大利诗人、人文主义先驱之一彼特拉克开始的,这以后也就被西方的历史研究者所沿用一用来作为西洋史的历史分期;近代是指文艺复兴以降的时期。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这一历史分期法也就被日本学者用于日本史乃至中国史的分期。不过日本学者在近代以前又另辟了一个“近世期”(在日本学者中,“近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近世即近代一中世纪以后的时期一之意；狭义的近世则指近代以前的一个时期；这里及下文所说的近世均就其狭义而言)。在日本史中,近代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近世则指相当于封建制后期的江户时代(也有包括安土桃山时代的)。在文学史上因而也就有了古代文学、中世文学、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
文学史上的这种分期法在被引入中国以后,虽曽长期使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但在中国的中世文学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界普遍使用王朝分期法,关于中世文学的起迄问题的分歧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现在这种分期法重新被使用,这个分歧也就重新显现了出来。例如,我与骆玉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以秦汉为中世文学的开始,南宋末为中世文学的终结;袁行霈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教出版社，1999)把中世文学的起迄定为魏晋至明朝中叶；近来也有学者把宋代作为近世文学的开始的，那么中世文学的结束当在五代时期。
不过，尽管在中世文学的时间问题上意见纷繁(这同时也就牵涉到了上古文学的结束和近世文学的开端的时问问题)，以上古、中世、近世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以前的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较之王朝分期法仍然较具科学性；因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王朝的兴废未必都能导致文学的重大变化，而在同一个王朝内文学发生了重要变化的事例也并不少见。所以，上古、中世、近世文学这样的名称比起唐代文学、宋代文学这样的名称来,总多少能显示出各相应时期的文学的特色。同时，这样的时期划分法也有利于与别国文学的比较。例如,日本的近世文学是怎样的，中国的又如何；那就不但能看出两国的近世文学的异同,还能进而从几个方面看出两国文学的总体异同的吧。否则就只能以两国的同一时间——比如十五世纪一的文学加以比较,但由于各国的社会发展迟速的不同,中日在十五世纪的文学上的差别,恐怕更多是反映了两国在当时的社会状态的歧异,而不易见出文学本身的同异。
也正因此,我想,按照这样的文学史分期法分别举办几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将是很有益处的。事有凑巧，2003年9月,台湾成功大学张高评教授、王三庆教授应邀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作短期讲学,当时我还兼任着该中心的主任,在他们两位讲学之暇,彼此有较多时间的交流,也谈到了今后在学术上的合作。双方都觉得联合举办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是可行的合作方式之一。我因感到光是我们两家合作力量单薄,建议邀约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共同主持。这一建议得到了他们两位的同意，由我向北大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安平秋教授提议，并承慨然允诺。于是商定三方先共同主办三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由三家轮流承办。**次举行的就是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成功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承办,于2004年8月26日至8月28日在复旦大学召开。
这一次可真称得上是中国中世文学的国际性研讨盛会，到会并提交论文的既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著名学者，又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按国家地理位置由远及近)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专家。提交的论文各有专擅,而都出于对中国中世文学的研究的深人思考,见解精辟;有时虽或针锋相对,因而不免有是非之辩,但都有助于问题的更圆满的解决。我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议对于中国中世文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这部论文集所收,就是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的汇集；只有个别论文因専重作者的意愿未曾收人。按照合作的三方当时所达成的协议,会议的承办方同时承担会议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之责,我不得不担负起了有关的具体工作。 但会议结束之后不久,我所患的疾病日渐加重,终于住进医院做了一次手术,术后又未作即时康复,会议论文集的编辑也就拖延了下来。作为三方合作的第二次会议一中国近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举行时,我也未能参加,只是听说会议改成了由成功大学文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等合办，因而深悔先前的孟浪,对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与安平秋教授深感愧疚；就想赶快把论文集编辑出版,藉以略赎前愆。然而力不从心，仍然拖到了今天。
现在，论文集总算可以付印了。对于提交论文的诺位女士和先生速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论文集未能早日出版的歉疚；对接受出版这部论文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先生、副总编辑高克勤先生和论文集的责任编辑李鸣、熊扬志先生谨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下册 内容简介

“中国文学史”著作是随着大学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的建立而产生的，从名称上来说是中国**部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04年编印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京师大学堂的讲义，而且据其卷首题记所述:“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在林传甲的书之后、称得上具有文学史性质的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那是他在东吴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的讲义，一般认为是从1907年起陆续出版的。黄人通晓日文，此书显然受到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影响；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所使用的名称，就源自日本学者的创造。所以，现在又被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中国学者所使用的古代(又称上古)、中世(又称中古)、近世(又称近古)、近代(又称现代)的分期法,其实是20世纪初叶就引进的。
2004年8月26日至8月28日，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成功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中世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到会并提交论文的既有海峡两岸和香港的著名学者，又有来自美国、日本、韩国(按国家地理位置由远及近)的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专家。提交的论文各有专擅,而都出于对中国中世文学的研究的深人思考，见解精辟；有时虽或针锋相对，因而不免有是非之辩，但都有助于问题的更圆满的解决。这部论文集所收，就是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的汇集；只有个别论文因専重作者的意愿未曾收入。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下册 目录

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上下册 作者简介

章培恒先生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
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