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对话录，主持者选取的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对话抽取相关领域里在今天仍有讨论价值的当年热点内容作为话题，试图重视这个在中国二十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年代的场景和氛围，并且在回顾八十年代社会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反思。

八十年代:访谈录 本书特色

和八十年代有关的常见词：激情、贫乏、热诚、反叛、浪漫、理想主义、知识、断层、土、傻、牛、肤浅、疯狂、历史、文化、天真、简单、沙漠、启蒙、真理、膨胀、思想、权力、常识、使命感、集体、社会主义、精英、人文、饥渴、火辣辣、友情、争论、知青、迟到的青春
我们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情态（就像我们不断回望的五四时期一样）。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影响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围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已成为当代中国很多领域的中坚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受到广泛关注，甚至引发了一股回顾和反思“八十年代”的热潮，并不奇怪。查建英选择的访谈对象包括阿城、北岛、陈丹青、甘阳、田壮等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访谈进行得较为深入，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八十年代的独特气质和氛围，站在今天的“高度”所作的某些反思也颇具意味。当然，正如查建英所说，“八十年代中国远非一场以北京为中心、以知识精英为骨干的‘文化热’所能涵括”，全面地展现那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光荣与梦想”，尚需倾听其他层面、其他人群发出的声音，但无疑，本书开了一个好头。——中华读书报

八十年代:访谈录八十年代:访谈录前言

追忆八十年代文化启蒙 《八十年代访谈录》20年的间隔和缓冲，足够让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晰：虽然不能还原80年代，但20年的时间，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以及视野、阅历都在大大拓展，这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回顾历史 。 阿城、北岛、陈丹青、崔健、刘索拉、田壮壮……这一连串名字和“四月影会”、“无名画会”、“第五代导演”等文化现象，共同代表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艺术的回归与觉醒。20余年后的今天，那个以“文化热”著称的年代又被热闹地提起，三联书店于5月推出著名旅美女作家查建英主编的《八十年代·访谈录》。该书对11位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批评家进行深度访谈，试图立体地还原和反思那个在中国20世纪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代。 “迟到的青春期” 查建英心中的上世纪80年代是当代中国一个短暂、脆弱却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我1981年到1987年间赴美读书，虽然在80年代中只有四年时间‘在场’，但正因为我体验过上世纪70年代的封闭，那段时间每每通过书信知道国内有摇滚乐了，或者很多人看萨特等等，便觉得十分激动，更感觉这‘迟到的青春期’弥足珍贵。我近年常常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与事的即兴回忆。比如大家回忆李陀，他是1939年出生，在80年代却经常把‘他们那些中年人……’这样的话挂在嘴边，现在觉得好笑——他那时可不就是个中年人！但这实际上反映了那个年代，大家在精神饥渴之后，发现所有的事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这些东西不停地冲击着我们的脑子，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从未有过的年轻！我发现大家并没有淡忘那段历史。” “我不找80年代，80年代找到我头上来了”，查建英对80年代的感情由来已久，但真正展开这一大型深度访谈却是受洪晃启发。正如李陀所说，80年代问题复杂又重要，甚至可以开一门“80年代学”的课程。查建英选择了从“文化热”这一角度切入：“开始我只打算找几个人聊聊，写一篇关于80年代的文章，但我很快发现这些80年代人经过十几年沉淀、积累、云游世界，人人一脑袋见识。我无法丢掉这么多珍贵的材料，随便给读者端上一盘速成的杂碎。于是，索性增加访谈人数，拓宽角度，集结成书。” 该书的责编吴彬则表示：“查建英和很多人一样，有‘80年代情结’。毕竟那个时期是不可复制的，那是很多人学术、艺术生命上的黄金时期。而查建英缺失了一部分80年代的记忆，这在她是一种遗憾，但可能更是一种冲击，使她更想去了解、挖掘、还原那个年代。” 意外收获：“弄潮儿”背后的故事 查建英曾经的小说《到美国去！到美国去！》和《丛林下的冰河》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她也用笔名扎西多长期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和个人经历，使她有自信“不看这些被访对象以前的访问”，在采访前她对被访人能谈到什么程度已有一个大体的预期。谈话双方知识水平的对等，使其演绎成为一场场智慧的激荡。 查建英*认同阿城在访谈中的观点：“他讲的知识结构与群体焦虑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讲到百年来中国文化问题的根上去了。”陈丹青对当年的反思也相当深刻：“80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选取访谈录的形式，是因为查建英觉得这样便于保持一定的随意性以及被访者的个人风格，而且活泼好读。访谈也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这些“文化热”弄潮儿背后丰富的经历。1984年阿城忽然成名，他寄给陈丹青一份杂志，他的《棋王》、《孩子王》都发表在上面。他直接把杂志寄给在美国的陈丹青，为了省邮费，把其余书页都撕掉。陈丹青则记忆犹新：“不久我去美国了，一大早阿城到校门口送我，他要上班，不能和大家一起去机场……那时连拥抱都不会，就那么扶着胳膊流眼泪。”来源：中国青年报

八十年代:访谈录 目录

八十年代:访谈录 相关资料

《八十年代访谈录》非精英访谈
来源：出版商务周报
  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  查建英：物质生活环境变化并不太大，最大的变化是精神生活。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大家一方面对刚过去的那段历史进行激烈的反思、批判，一方面对未来抱着很大的希望。我见到的人似乎都是意气昂扬、雄心勃勃的，尤其是文化圈和知识分子，一股子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没日没夜地在探讨、争论、创作，而且都深信自己的工作意义重大。  有些天真，但他们的工作当时也的确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贡献。这与我在美国见到的情景很不一样。
《出版商务周报》：看到有人批评你说《八十年代访谈录》偏向于一种“精英意识”，只注重于精英的话语表达，而忽略了一些底层生活。对此，你有什么感想？你选取的那些人他们都代表了各自所处领域的主流吗？
 查建英：如果大家都把书里的这些人看作精英、把他们说的话看作精英意识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批评当然有道理。实际上这些人各个不同，其中很多位都有常年的底层生活经历。我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也曾认真地琢磨和检讨过“精英主义”和“精英意识”这些问题，并且在我1995年于美国出版的英文书《China Pop》里专门考察和描述过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转型期里中国的精英与大众文化之间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我非常赞同和希望能有集中关注普通人或从底层生活角度来回顾80年代的书出现，那是很重要的。但我并不反对精英，“精英”和“底层”都是客观存在的，每个社会都有，有什么好反对的？
我赞成样态丰富的生活和书写。这些人很多是我的老朋友，谈起话来熟悉、放松，我把他们首先看作朋友，而不是精英。他们都是优秀的、有思想有才华的个人，但绝对谈不上都是主流，我认为其中很多人都是他们各自领域里的另类甚至异端。并且我从没想过这一本书能代表一个时代，怎么可能那么狂妄？这只不过是一组相当个人化的神聊、谈天。
《出版商务周报》：由《八十年代访谈录》引发的对80年代文化思潮的追思你预料到了吗？你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有没有想过继续把这种访谈坚持下去？
 查建英：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人关注，特别对很多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感到意外和感动。人活到一定时候会问：“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而这与“我从哪里来？我的父母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经历了什么？”这类问题直接相关。历史对中国人向来是重要的。这些年中国人生活变化太剧烈了，来不及想、来不及回头看，也许现在到了一个阶段上，有一些人开始渴望想一想那些不是马上有用、马上能兑换成钱的事情了。从这个角度讲，也许这本书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算是“应运而生”吧。我自己很喜欢80年代中国里的某种氛围，那个“气场”一去不回了，能为那个短暂而浪漫的时期提供一点个人记忆和反省，留个纪念册，我很欣慰，虽然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有太多遗憾。并没有继续访谈的计划。我现在正在写作的是一本英文书，可以算是《China Pop》的续集吧。 《出版商务周报》：采访了那么多人，你觉得他们身上有没有80年代的某种共性？能不能试着总结一下？  查建英：算了吧。他们都是个性分明、不宜归纳的人物。
《出版商务周报》：对于80年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愿意回到80年代，把你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补回国内来过么？
查建英：我永远愿意活在现在。在美国留学的那些年经历也很美好和珍贵。(卜昌炯)

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简介

查建英(笔名：扎西多)：北京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一九八七年回国，九十年代返美国。二00三年获美国古根汉姆写作基金，再回中国。曾为《万象》、《读书》、《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说类英文著作China Pop，杂文集《说东道西》，小说集《丛林下的冰河》等。其中Chhia Pop被美国Village Voice Literay Supplement杂志评选为“一九九五年度二十五本最佳书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