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904-契诃夫 目录

1860-1904-契诃夫 内容简介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无疑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早在20世纪初，他的作品就传到中国来了。1907年，也就是在契诃夫逝世后不久，吴祷从日文将《黑衣教士》转译了过来，介绍给中国读者。两年后，即 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入了契诃夫的两个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而在附在书后的“著者事略 ”中，译者还对契诃夫作了介绍：说他“卒业大学，为医师”，“多阅世故，又得科学思想之益，理解力极明敏”，“著戏剧数种及短篇小说百余篇，写当时反动时代人心颓丧之状，艺术精美”，还说他“虽悲观现世，而于未来犹怀希望”。这段介绍文字虽简短，却勾勒出了契诃夫及其创作的一些特点。本书从人品、创作和艺术三个方面介绍了契诃夫。
契诃夫离开人世已经百年有余。他创作的小说和戏剧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价瑰宝和珍贵遗产。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是颇有教育意义的。契诃夫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启迪：艺术家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作家必须具有正确和进步的世界观、作家必须永不知倦地进行探索等。

1860-1904-契诃夫 节选

三、探求“总的观念"——萨哈林之行
1890年3月5日，契诃夫以谐谑的口气告诉女友林特瓦烈娃说：“我自己
叫自己出差，是自费。”①他在这里讲的是行将动身去萨哈林岛。当年的萨
哈林岛是沙皇政府折磨和虐待苦役犯和流放犯的地方。1890年4月21日，安
东·巴甫洛维奇从莫斯科启程前去萨哈林岛。同年10月13日离开萨哈林岛，
乘船经海道抵奥德萨，于12月8日回到莫斯科。在萨哈林岛上他一共“度过
了三个月零两天”，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对萨哈林岛上的全体居民作
了详细调查”。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
了……我现在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②
在另一封写给苏沃林的信中，安东·巴甫洛维奇谈到了他在萨哈林岛之行中
的思想收获：“您当初曾建议我别去萨哈林，您的看法是多么不对呀!……
要是我呆在家里的话，我现在会是一个多么萎靡不振的人。”③他以他对托
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的看法为例，说明自己思想的变化。他说，“在
萨哈林之行前《克莱采奏鸣曲》对我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而现在“
它在我看来是可笑的，而且似乎是糊涂的”。接着安东·巴甫洛维奇写道：
“要么是我去萨哈林跑了一趟后精神上成长了，要么是我发疯了。”④的确
，萨哈林之行使契诃夫在思想上“成长起来了”。他在这座“地狱”里的见
闻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提高了他对生活的认识。他不仅认为托尔斯泰的《
克莱采奏鸣曲》“显得可笑”，而且还明白了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文学家，
需要的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需要生活在人们中间”，需要有“社
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⑤他还认识到，做一个文学家
，必须具有“正义感”，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正义感”“比空气更为宝贵
”。①正因为契诃夫有了新的认识，他才开始意识到，为《新时报》撰稿带
给他的只是“祸害”②，也正是在这时他才有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中篇小说
《第六病室》。在这部作品中，他无情地暴露了沙皇俄国的可怕现实，把它
比喻为一座阴森森的监狱。从《第六病室》起，契诃夫作品中对丑恶现实的
暴露和批判明显增强。大凡研究契诃夫的专家都承认，萨哈林之行是契诃夫
思想和创作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契诃夫去萨哈林岛的呢?而萨哈林之行对身体赢弱的契
诃夫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契诃夫的幼弟米哈伊尔在《安东·契诃夫及其作品的题材》一书中说：
“去萨哈林岛的想法完全是偶然产生的。”“当时我正在法律系结束学业，
正在准备国家考试……安东·巴甫洛维奇常到我房间来，躺在床上，阅读我
的讲义。有一次他在读完了刑法讲义后对我说：‘我们对罪犯的全部注意只
集中在作出判决以前的那一段时间上；一旦把罪犯遣送去服了苦役，大家也
就把他忘记了。至于在服苦役的地方又会怎样呢?这是可想而知了!’有一天
他突然迅速不安地整理起行装来，说他打算上萨哈林岛去。是如此地突然，
以至家人一开始都弄不明白，他这是当真的呢还是在开玩笑。”③米哈伊尔
·巴甫洛维奇到了晚年，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中仍说：“安东·巴甫洛维奇
不知怎么一下子产生了去萨哈林岛的想法，事先根本不存在什么缘由，要不
就是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考试而背诵刑法。”④总之，米哈伊尔·巴甫洛维
奇一直认为，他哥哥去萨哈林岛的想法“完全是偶然产生的”，是“突然”
“一下子产生”的。
其实，安东·巴甫洛维奇去萨哈林岛的决定却是他在内心深处长期酝酿
的结果。正因为是在内心深处酝酿，所以当他把酝酿成熟的决定公开时，就
连他的嫡亲弟弟也感到“突然”。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契诃夫的品格是难能可贵的。他在成了“红人”
以后，并未迷恋于声誉、金钱和地位，而是不断地求进步，探求“总的观念
”，常常为没有明确的工作目的而苦闷。现在我们再来翻阅他去萨哈林岛前
一两年内写下的书信。我们发现，作家的苦闷情绪在这两年中加深了。在他
的书信中常常可以听到埋怨的声音：“我的情绪坏极了”(1889年4月10日)
①；“我的心情糟糕透了”(1889年4月17日)②；“天气真好，但我感到烦
闷，而且非常恼恨”(1889年5月底)③；“我并未绝望，也没有害忧郁病，
而是忽然不知什么缘故一切东西都变得不大有趣味了。必须在我的身子底下
放上一点儿炸药了”(1889年5月4日)④。契诃夫怎么会产生这种情绪?他所
说的要在自己身子底下放上的“炸药”究竟是指什么?毫无疑问，在这段时
间里作家心绪不佳与他的兄长尼古拉病重和去世有关。但我们认为，使他心
情烦恼的重要原因还是他对现实生活和本人创作的不满。而他所说的要“在
自己身子底下放上一点炸药”，乃是指他有意于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像我有生以来所一直过的生活那样去生活它半
年时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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