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借用马克斯·韦伯的两个概念，“启蒙者”所秉持的是心志伦理——关心的只是信念本身，是一种无所忌惮、不讲条件的政治理想主义，虽极富热情，却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亢奋。回溯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心志伦理横流，无论是道德的理想国，还是技术的乌托邦，当学校变成政治的舞台（教师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或者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教师成为知识资本家），教育无力守护自己的边界，亦很难具有清明理性的态度。

本书以为“专业人”可以奉行责任伦理——心志伦理只关切于“应为”，而责任理正视的是“能为”。在一个业已除魅的理性世界，辨析于目的一手段之间关系的责任伦理要求具备三种特性；热情（对事的献身）、责任感（对事的坚持）、判断力（心沉气静去如实面对现实的能力，也就是对人对事的距离）。作为一个专业人，要小心守护学术与教育的有效性范围，需要有一种具有相对自主性并且“价值中立”的学术，对所置身的世界，方有切实的贡献。这要求专业人在学术探讨与教学上有严格的自我节制。

然而，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一定冰火不容吗？“启蒙者”与“专业人”之间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吗？教育是关注“应然”的实践，倘若抽离了“意义”与价值关怀，是滞坠入官僚制度下的工具价值与程序合理下的技术霸权？因此，中国教师的角色演变，可能也很难说是从启蒙者到专业人，而是两者之间构成一对张力，从“启蒙‘高蹈，到双雄并秀，彼此互补。

刘小枫用”思想史上的刑事侦探“来称谓毕希纳，本书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侦探，在教师与国家关系之间，在教育与国家之间。本书从教师然色演变出发，探讨中国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构型的政治哲学渊源。

精彩摘录

现代教育缘起于园艺文化对荒野文化的战胜，园丁取代了看守人，教育推广并传播着那些对社会有益且值得推崇的生活标准——那些高贵的、强大的、居于高位的、慷概的人判断自己和自己的行为的标准，且被建构为“善”的概念；相对，那些低下的、卑贱的和粗俗的人，他们被转化为平庸、粗俗、低等，且被建构为“恶”的概念。在此分类论述下，这些穷人和微末之人重新被俦造为必须接受管制和教训，以防止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危险阶级，因此，他们所寄身的荒野文化（未经裁减、自生自灭）被剥夺了合法性。教育成为中央权力有意识地对社会进行设计、计划和监督的重要机制，国家有权力、有义务塑造新国民。新国民的塑造过程是岛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将他们与祖辈的偏见分隔开，世界被塑造成一个规范无所不在的总体，个体的所有癖性都被铲除，非人格的数字化的有序性抹煞了质的多样性，因为后者将阻碍普遍法则的推行。①因此，教育与教师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称。

——引自第11页

弗莱雷、吉鲁对本研究的框架有着直接的启发。弗菜雷否定教师的“慈母”隐喻，吉鲁指出教师所扮演的应是批判性知识分子与转换型知识分子。教师首先应迈出的一步就是挑战既存的“真理论域”），尤其是深受其影响的课程与教学主题。教师应努力承担起转换性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一脱政治中立的伪饰以及神秘化的智力或特殊化的知识包装下的实践之窠白，努力践行下述使命：教学是旨在解放的实践；学校应是民主的公共空间，并向一个享有进步价值的共同体复归；学校还应培植与民主相连的公共话语，而民主必然指向平等与社会正义。

——引自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