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也许比其他任何一本单本著作更清楚地表明了社会科学中科学方法的独特性。
——F.A.哈耶克
当我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时候,是不需要阅读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著述的。可是,“unknow"在每个时代都被发现挥之不去。这时,尽管人们不一定同意他们的分析,奥地利学派的著作还是*上乘的精神食粮。
——周其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在历史上,新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同源异途,各有千秋。在现实中,新古典学派处于主流而广遭病诟;奥地利学派受到冷遇而偏居一隅。在“回归古典”和“关注当下”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的情况下,读一读奥地利学派的著作,将大有裨益,特别是观察和思考转型社会的问题。
——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中国社会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同时彷徨在21世纪究竟走向何方这样重大的历史选择之际,读读这些奥地利学派大师们的著作,也许能给中国思想界某些有益的启示。
——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本书是卡尔·门格尔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专著,是他一生的集大成之作。他在书中阐述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成为经济学的基础性方法论原则;他提出的自发秩序理论后来被哈耶克发扬光大。国际学术界一般认为,本书的重要性犹在被我国读者熟知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之上,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书系首次译为中文。
门格尔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本书是他的代表作,我国读者一般只是知道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这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这本书在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历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三章 理论性知识的特殊性质
提要:理论性科学不是同样严格精确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影响其普遍的形式化性质。——不管理论经济学的真理(truth)显示的严格性(strictness)程度有多大差异,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性质并不受影响。——理论性科学对于认知和理解现象的价值,并不因其真理不那么严格而丧失。
现象世界的类型和典型关系(规律)的严格性是各各不同的。相反,稍事观察一下各门理论性科学,我们就会发现,有的视情况而定下,现象之并存与相续存在着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规律性是没有例外的;事实上,可以肯定,根本不会出现一个例外。而在有的情况下,确实会显示出例外来,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例外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将前者称为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后者则被称为经验性规律(empirical laws)。
现在,在方法论学者中间,没有哪种观点比下面的观点流传得更广泛的了:在现象世界的某些领域,主要是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严格的类型和典型关系;而在其它领域中,尤其是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只能观察到一些不那么严格的类型和典型关系。换句话说,只能在前一领域中观察到“自然规律”,而在后一领域中,只能观察到经验性规律。我们到后面将会证明,这种经常可以在有关知识的一般性理论中看到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而在这里,对于这种错误,我们仅希望简单地指出一点:更严密的考察将会证明,这种错误乃是由于将某一个别现象世界领域的若干不同理论性研究取向构想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现象之结果所致。不过,我们想到后面再来讨论这一点。而我们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样一点:不管社会现象领域中的规律之严格程度能有多高,也不管对于这些规律之具体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探究能使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果,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性质,都不受任何影响。经济中的类型和典型关系之严格程度有高有低,或者在别的方面程度有何不同,但不管怎样,理论经济学的本质都无非在于揭示这些类型和典型关系。换句话说,理论经济学只能是揭示经济现象之规律的一般性质和一般性联系,而绝对不在于——比如说——描述个别经济现象的性质和联系,也即,它不是历史性研究,也不是阐述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实用性规则。不管怎样,都不能将有关经济的理论与有关经济的历史科学或实用科学相混淆。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理论经济学之形式化性质和课题的人士,才会由于理论经济学所包含的这些一般性(理论性)知识之严格性,从表面上看、或者确确实实不如自然科学,而将理论科学设想成一门历史性科学。当然,他们也可能出于另一个原因而犯上述错误:经济现象的发展——诚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对于经济学赖以解决其理论性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不会产生影响。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完全不了解理论性和实用性科学的性质,就能够在经济学中设想存在一门实用性科学——其理由也许在于,与其它理论一样,经济学构成了实用性科学的基础。
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种同样是错误的看法是,由于上面强调的问题[经济规律不够严格——译者注],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价值已经丧失了。即使我们先验地、不经过一番深入探究就承认,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知识没有例外的说法是不够严格的,尤其是,后面将要讨论的经济现象的发展在这里排斥了有关这些现象之性质的规律,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根本不能从中得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指经济学的价值已经丧失了——译者注]。完全由严格的自然规律构成之自然科学的数量也不多,那些仅仅呈现出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科学之价值却是无可置疑的。举例来说,一位自然科学家恐怕绝对不会由于一系列描述有机生命的自然科学是由经验性规律构成的,就否认它们不具备理论性科学的特征。假如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由于我们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现象的严格理论,而放弃那些不那么严格的理论对我们理解、预测和控制现象所提供的巨大帮助,且将自己仅仅局限于有关经济之历史和统计的研究范围,或仅仅局限于实用经济学研究之中,那是同样愚蠢的。这样的做法将在有关经济的理论体系中留下漏洞,这样的漏洞,跟不去探究有关经济之历史科学或实用科学,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不管是对于理解、预测还是对于控制某一现象来说,是否存在现象间并存和相续的规律,或这些规律有多严格,当然不是不重要。规律的严格性越高,我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对于超出我们的直接经验之外的未来将出现何种现象,或者对于我们没有直接观察到的同时并存之现象,得出确定性越高的推论。下面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现象间并存和相续的规律如果不那么严格精确,则会减弱根据它们所得出之结论的确定性及利用它们对现象进行预测和控制所得到之结果的确定性。然而,所有这些涉及到现象之预测与控制的差异,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根本性的差异。哪怕只是由经验性规律构成的理论性科学,对于人类生活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取而代之的是有时高一些、有时低一些的概率。而对于现象的历史性知识和历史性理解本身,却完全不能向我们提供这样的预测(控制等等),因而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理论性知识。历史性知识无非只是一些材料,我们可以据以确定现象间的规律(比如经济发展的规律)。即使是从事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透过历史掌握更为一般的知识(规则),然后才能够就如何影响未来的事态得出结论。
有一个学派[指德国历史学派——译者注]认为,在经济现象领域,理论性研究是不可能得出具有某种绝对的严格性的结果的,这种看法确实赋予了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研究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性质,并突出了该领域的某些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在经济性的现象世界领域,历史的或实用的研究取向可以取代理论性取向,以其取而代之。即使经济领域的理论性研究的各个分支确实会遇到自然科学研究中不会碰到的难题,上述结论也依然是正确的。即使理论经济学所提出的课题并不总是完全与理论性自然科学相同,上述说法仍然适用。理论经济学永远不能被视为一门历史性科学,也不能像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其视为一门实用性科学。
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犯那种双重错误。错误地理解我们称之为经济的现象领域的基本特征,错误地理解我们借助于经济领域的理论性研究所要解决之课题的独特性,都会令我们犯下严重错误。而假如我们的本意是想正确地处理理论性研究的上述特征,但为此却牺牲了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研究——不管是明显地还是隐含地,或者,如果我们为了全面理解经济理论之某一个别方面,比如历史性的一面,而忘记了理论本身,则简直就是大错特错了。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1860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871年出版成名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6年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1879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年出版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1903年辞去了一切教职,致力于修正和扩展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框架。1921年逝世。
本书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继《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后所写的一本经济学专著。在这本书中,门格尔强调了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别,探讨了经济活动主体知识的不完备性问题,以及制度的自发形成问题,这些都是当代奥地利学派讨论的重要话题。
第三章 理论性知识的特殊性质
提要:理论性科学不是同样严格精确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影响其普遍的形式化性质。——不管理论经济学的真理(truth)显示的严格性(strictness)程度有多大差异,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性质并不受影响。——理论性科学对于认知和理解现象的价值,并不因其真理不那么严格而丧失。
现象世界的类型和典型关系(规律)的严格性是各各不同的。相反,稍事观察一下各门理论性科学,我们就会发现,有的视情况而定下,现象之并存与相续存在着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规律性是没有例外的;事实上,可以肯定,根本不会出现一个例外。而在有的情况下,确实会显示出例外来,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例外是有可能发生的。我们将前者称为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后者则被称为经验性规律(empirical laws)。
现在,在方法论学者中间,没有哪种观点比下面的观点流传得更广泛的了:在现象世界的某些领域,主要是在自然界中,可以观察到严格的类型和典型关系;而在其它领域中,尤其是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只能观察到一些不那么严格的类型和典型关系。换句话说,只能在前一领域中观察到“自然规律”,而在后一领域中,只能观察到经验性规律。我们到后面将会证明,这种经常可以在有关知识的一般性理论中看到的观念,其实是错误的。而在这里,对于这种错误,我们仅希望简单地指出一点:更严密的考察将会证明,这种错误乃是由于将某一个别现象世界领域的若干不同理论性研究取向构想为具有不同性质的现象之结果所致。不过,我们想到后面再来讨论这一点。而我们在这里想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样一点:不管社会现象领域中的规律之严格程度能有多高,也不管对于这些规律之具体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探究能使我们得出什么样的结果,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性质,都不受任何影响。经济中的类型和典型关系之严格程度有高有低,或者在别的方面程度有何不同,但不管怎样,理论经济学的本质都无非在于揭示这些类型和典型关系。换句话说,理论经济学只能是揭示经济现象之规律的一般性质和一般性联系,而绝对不在于——比如说——描述个别经济现象的性质和联系,也即,它不是历史性研究,也不是阐述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的实用性规则。不管怎样,都不能将有关经济的理论与有关经济的历史科学或实用科学相混淆。只有那些完全不了解理论经济学之形式化性质和课题的人士,才会由于理论经济学所包含的这些一般性(理论性)知识之严格性,从表面上看、或者确确实实不如自然科学,而将理论科学设想成一门历史性科学。当然,他们也可能出于另一个原因而犯上述错误:经济现象的发展——诚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对于经济学赖以解决其理论性问题的途径和方式不会产生影响。一个人,只要他不是完全不了解理论性和实用性科学的性质,就能够在经济学中设想存在一门实用性科学——其理由也许在于,与其它理论一样,经济学构成了实用性科学的基础。
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种同样是错误的看法是,由于上面强调的问题[经济规律不够严格——译者注],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科学的价值已经丧失了。即使我们先验地、不经过一番深入探究就承认,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知识没有例外的说法是不够严格的,尤其是,后面将要讨论的经济现象的发展在这里排斥了有关这些现象之性质的规律,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说,根本不能从中得出上面的那个结论[指经济学的价值已经丧失了——译者注]。完全由严格的自然规律构成之自然科学的数量也不多,那些仅仅呈现出经验性规律的自然科学之价值却是无可置疑的。举例来说,一位自然科学家恐怕绝对不会由于一系列描述有机生命的自然科学是由经验性规律构成的,就否认它们不具备理论性科学的特征。假如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由于我们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现象的严格理论,而放弃那些不那么严格的理论对我们理解、预测和控制现象所提供的巨大帮助,且将自己仅仅局限于有关经济之历史和统计的研究范围,或仅仅局限于实用经济学研究之中,那是同样愚蠢的。这样的做法将在有关经济的理论体系中留下漏洞,这样的漏洞,跟不去探究有关经济之历史科学或实用科学,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不管是对于理解、预测还是对于控制某一现象来说,是否存在现象间并存和相续的规律,或这些规律有多严格,当然不是不重要。规律的严格性越高,我们能够根据这些规律,对于超出我们的直接经验之外的未来将出现何种现象,或者对于我们没有直接观察到的同时并存之现象,得出确定性越高的推论。下面的事实是无可置疑的:现象间并存和相续的规律如果不那么严格精确,则会减弱根据它们所得出之结论的确定性及利用它们对现象进行预测和控制所得到之结果的确定性。然而,所有这些涉及到现象之预测与控制的差异,都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不是根本性的差异。哪怕只是由经验性规律构成的理论性科学,对于人类生活也同样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提供的知识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取而代之的是有时高一些、有时低一些的概率。而对于现象的历史性知识和历史性理解本身,却完全不能向我们提供这样的预测(控制等等),因而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理论性知识。历史性知识无非只是一些材料,我们可以据以确定现象间的规律(比如经济发展的规律)。即使是从事实际事务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透过历史掌握更为一般的知识(规则),然后才能够就如何影响未来的事态得出结论。
有一个学派[指德国历史学派——译者注]认为,在经济现象领域,理论性研究是不可能得出具有某种绝对的严格性的结果的,这种看法确实赋予了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研究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性质,并突出了该领域的某些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在经济性的现象世界领域,历史的或实用的研究取向可以取代理论性取向,以其取而代之。即使经济领域的理论性研究的各个分支确实会遇到自然科学研究中不会碰到的难题,上述结论也依然是正确的。即使理论经济学所提出的课题并不总是完全与理论性自然科学相同,上述说法仍然适用。理论经济学永远不能被视为一门历史性科学,也不能像很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将其视为一门实用性科学。
我们必须克制自己不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犯那种双重错误。错误地理解我们称之为经济的现象领域的基本特征,错误地理解我们借助于经济领域的理论性研究所要解决之课题的独特性,都会令我们犯下严重错误。而假如我们的本意是想正确地处理理论性研究的上述特征,但为此却牺牲了经济现象领域的理论性研究——不管是明显地还是隐含地,或者,如果我们为了全面理解经济理论之某一个别方面,比如历史性的一面,而忘记了理论本身,则简直就是大错特错了。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1860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871年出版成名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6年担任奥地利王储的导师,1879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883年出版代表作《经济学方法论探究》,1903年辞去了一切教职,致力于修正和扩展自己原有的经济理论框架。1921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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