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 目录

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 内容简介

这本《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原是旭耀的博士论文的附录，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的材料来源。关于《西厢记》版本的梳理，*早始自郑振铎先生。他在《（西厢记）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1933）一文里，列举了二十六种明、清刊本，其中含明刊二十二种，有五种且未寓目。后来傅惜华先生编《元人杂剧全目》（1957），列明刊本三十种，除掉清代复刻和重刷本，以及现代影印本和重刊本，也只剩二十一种。后来日本东京大学传田章先生编《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1970），所列明刊本六十六种，内含佚本十四种，未见本三十二种，重出一种，所见者亦仅二十六种。后又出增订本（1979），新增人四种，二种已佚，一种为重刷本，实增亦仅一种。传田章先生此目，已堪称集大成，但限于当时条件，大多未能看到原书，间据前人著述或藏者目录移录，因而难免存在错讹，所移录的材料也有欠完备。蒋星煜先生所撰有关考证文字，对传田章之目录，已多有补证。蒋先生为《西厢记》版本研究的大家，其所见版本已较传田章先生为多。所作考论，亦较前人系统、翔实、完备。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某些版本蒋先生亦仍未得见，某些版本虽曾一度获见，但由于只能在善本室阅读、记录，既不能持各本相较，行文时已没有条件加以复核，故间存错讹，并影响到具体的结论。旭耀此录，实是在传田章、蒋星煜两位先生的工作的基础上，重新作了系统的梳理，除少数几种版本外，均以目验为据，所见有原刊本、抄本、微胶、数码照片、扫描光盘、复印本等等类别，某些版本更以藏于不同图书馆的多种残存版本互勘、配补，方使原刊本面目得以呈现，因而能够后来居上。此录不仅有助于《西厢记》版本研究，而且对于《西厢记》传播史、戏曲发展史、明代版刻史等，均有参考价值。

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 节选

二、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叶）
1980年（周续赓说1978年）中国书店的刘连仲先生在一部元版《通志》（蒋星煜说《文献通考》）的封皮内侧，发现了几张《西厢记》的残叶，较为完整的有三张，分别是《西厢记》卷一的*末两张，及卷二的**张。此残叶全名《新编校正西厢记》（以下称“残叶本”），版框高19.5厘米，广13.5厘米，半叶13行，行22字，曲文连写，科白有时与曲文连写，有时又分开写，分开写时低一格。半叶四周双边，有界，大黑口，双顺黑鱼尾，版心于二鱼尾下分别镌一“相”字及叶数（残存的卷之一倒数第二叶版心上鱼尾下有一“相”字，下鱼尾下则有“十五”标示叶序）。有插图，每幅半叶，卷之一末叶上的一幅残存近一半，卷之二卷首一幅则较完整，左上角有“孙飞虎升帐”五字。正文卷端首行题“新编校正西厢记卷之某”（残存卷二卷端首行题“新编校正西厢记卷之二”），正文每卷结束当有“新编校正西厢记卷之某终／毕”。
从残存页的内容看，残叶本的内容当与弘治岳刻本的内容接近，这证明早期的《西厢记》刊本在文本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残叶本当分五卷，但每卷曲白连写（科白也时常与曲文分开写），不另分“**折”、“**出”之类，也无标目。每卷末尾当有“题目”、“正名”各二句，卷一末不见有【络丝娘煞尾】（按，弘治岳刻本同），其后三卷（即卷二、三、四）则当与弘治岳刻本一样，存在【络丝娘煞尾】。这些与郑振铎先生早年的推断极为吻合，可见先生有超乎常人的判断力。
关于残叶本的刊行年代，蒋星煜先生从其字体（特别是简笔字）与明成化间永顺书堂所刊的《白兔记》等曲本接近，认为“应该是成化年间刻本，并且也不排除永顺书堂所刻的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早于成化，早至元末或明初”。段洙恒先生则从用纸、字型、版面风格、插图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残叶本在这些方面均与元代刻本接近，因而残叶本“可能成于元代，如不是*初的本子，也当相去不远，印书至迟不晚于明初”。二者所定时间尽管相差较大，并且所论也都有道理，但笔者则认同蒋先生的判断，即残叶本是明成化间刻本，而且极可能是永顺书堂所刻。因为，段氏分析的虽不乏道理，但所论是一种普遍性，且无确切依据。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元代刻本的特色（包括用纸、字型、版面风格等），明前期完全可能继承，尤其段氏所说的元代福建刻书用纸较粗糙、校勘不精、多用俗字等，则直到晚明，福建建阳刻书在这些方面也无多少改进。笔者赞同蒋氏的判断，除了他所分析的残叶本字体与成化间永顺书堂所刊《白兔记》等接近外，还有在版式、插图等方面二者的神似。蒋氏虽也提二者版式接近，但未作具体分析，笔者试补充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