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蝗灾史 节选

一章 历代治蝗文献叙录
千百年来，在与飞蝗和蝗害的较量中，人们创造和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这些经验的大部分被记录了下来，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
财富。
一、明代及其之前的治蝗著述
在现存的典籍中，较早对蝗虫进行直接论述的是王充《论
衡》，其中的《感虚篇》对当时的“感化”和“天儆”观念进行批判：
“世称南阳卓公为缑氏令，蝗不入界。盖以贤明至诚，灾虫不入其
县也。此又虚也。”因为“贤明至诚之化，通于同类，能相知心，然
后慕服”，而蝗虫乃“闽虻之类”，其“集于野，非能普博尽蔽地也，
往往积聚多少有处”，降落的多少不可能验善恶、辨贤愚，“蝗自
过，不谓贤人界不入，明矣”。这里，王充提出蝗虫积聚“有处”的
观点。在《商虫篇》中，进一步指出，蝗虫为“风气所生”，“必依温
湿”，而“温湿之气，常在春夏”，所以春夏之季蝗虫为害甚烈。“夫
虫食谷，自有止期，犹蚕食桑，自有足时”，故以“虫食谷物为应政
事”，“失道理之实，不达物气之性”。在《顺鼓篇》中，则提到了开
沟陷杀蝗虫的办法。
东汉以降至于北宋，除却影响深远的姚崇治蝗以及少许诗文
之外，专门谈论蝗虫及蝗灾的著作并不多见。南宋时，从政郎董熠
撰《救荒活民书》三卷。是书前有自序，谓“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
条陈救荒之策，下卷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为法戒
者”。②元明宗时儒学教授张光大奉命增修，续以当朝救灾恤民之
事，易名为《救荒活民类要》。至明英宗时，复有江阴乡绅朱熊对
此书正伪补缺，重加考订，取当朝所下有关荒政诏敕，并采《为善阴
骘》诸书所载前人救赈良法，间杂己意，名日《救荒活民补遗书》。
嘉靖八年(1529)，河南按察副使王崇庆又对朱熊之书予以校正和
点评，易名为《救荒补遗》，上、下两卷。③在这部以救荒济民为主
旨的著作中，辑录了明代之前蝗灾发生和治蝗事迹。除唐太宗吞
蝗、姚崇与倪若水之辩以及宋吴遵路栽培豌豆以止蝗害的故事外，
所记录的北宋熙宁八年(1075)颁布的“熙宁诏”和南宋淳熙九年
(1 182)颁布的“淳熙敕”，当是我国*早的治蝗法规；“捕蝗法”则
总结了当时行之有效的七种治蝗方法。另外是书所录的谢绛《论
救蝗》以及苏轼对蝗虫的议论等，史料价值十分宝贵。明何淳之
《荒政汇编》、俞汝为之《荒政要览》以及陈龙正之《救荒策会》等书
有关蝗灾和治蝗的内容相差无多，基本上是在抄述董熠之作的基
础上，略加己意。这种著述方式，在清人的治蝗著作中也很常见，
其缘由大抵是此类著述实用性、针对性较强，前人的经验理应高度
审视。
明代*详备的治蝗文献，无疑是徐光启的《除蝗疏》。此文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蝗虫的生活习性、发生时间、孳生和蔓延区域以及
历代的防治措施等。本为徐氏于崇祯三年(1630)所上《钦奉明旨
条画屯田疏》中的第三部分，后以《除蝗疏》之名收入《农政全书》
卷44《荒政-备荒考中》。徐光启认为：在水、旱、蝗三大灾害中，
蝗灾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就受害的区域而言，“地有高卑，雨泽有偏
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而蝗灾一旦发生，“数千里草木皆
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二是较之水旱，
“蝗灾甚重，而除之则易”，因为水旱之灾多在天为，而蝗灾轻重，
则在人功。对于蝗灾，“先事修备，既事修救。人力苟尽，固可殄灭
之无遗育”。也就是说，要控制蝗害，必须做到预防和救治相结合。
三是蝗灾发生后，个体力量无济于事，“必藉国家之功令，必须百郡
之协心．必赖千万人之同力。一身一家，无劾力自免之理”。在对
春秋至明代的蝗灾发生月份作了具体的考索之后，徐光启得出的
结论是：历史上发生的蝗灾“*盛于夏秋之季”，而此时正值“百谷
长养成熟之时”，故“小民遇此，乏绝*甚”。非常可贵的是，徐光
启对蝗虫发生地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
涯”，“骤盈骤涸之处”，并指明“幽涿以南，长淮以北，青兖以西，梁
宋以东”之域为蝗虫的主要发生之地，“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记，
大都若此”。徐光启认为：要防治蝗虫，首先要观察蝗虫，了解蝗虫
的生活习性：“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
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故《易林》名
饥虫也。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
蝗。如此传生，害之所以广也”。“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
图之此其地矣”。如此，“详其所自生，与其所自灭，可得殄灭之法
矣”。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徐光启提出了一系列的治蝗方
法，如重视蝗虫易发地的治理，扑治于“蝗初生时”；对已成蝻子，
开沟捕打；蝻化为飞蝗时，纠集人众，用绳兜布囊捕捉，杀而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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