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银城的故事 内容简介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银城的故事 本书特色

厚土
传说之死
旧址
无风之树
万里无云
银城故事
拒绝合唱
被克隆的眼睛

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银城的故事 目录

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银城的故事 节选

nbsp; 序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期的《厚土》开始，到*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
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地说，我的文学创
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其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
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
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
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
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
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
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
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
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
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
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
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
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
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
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
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
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
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
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
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
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
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
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
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
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
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
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
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
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
体验和想像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
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
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
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
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
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像力总是
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
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
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
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
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
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
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
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
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
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
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衔来石子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
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
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oo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本来该有的自信
——代前言
“展望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这样的大题目是*难做的。
至少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我相信，如果英文文学、法
文文学或是阿拉伯文文学都“展望”一下，大家得出的结论肯
定不会相同。关于文学的发展有很多极为复杂的原因和动
力，这被许多理论家分析过，也有过许多完全不同的结论。在
众说纷纭的原因当中，只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学的
发展和一种人为确定的时间界限是无关的。人们对于不同时
代文学的划分，是一种向后看的结果，它*大的理由是为了论
述的方便。在用“世纪”划分年代之前，这个世界上早已经创
造出了许多种文字和口头记录的伟大文学。这些文学都和
“世纪”无关。我们使用象形的方块字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在所谓“公元”之前和“公元”之后的数千年里，方块字的文学
发展和“世纪”根本无关。屈原、李白、关汉卿、蒲松龄、曹雪芹
们，也都根本没有“世纪”这样的时间观念。可这并不妨碍他
们创造出*杰出的文学。
相比之下，华文文学和“世纪”无法避免地相互纠缠在
一起的时间不长，从严复、林纾的时代算起，总共才一百年
多一点。但是，这一百多年是方块字的文学变化*巨大、*
深刻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里，我们先是被别人用坚船
利炮逼迫着改变自己，接着又用一场又一场的革命改变自
己。这一百多年，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急于改变自己。于是，
我们不但改变了自己的时间观念，改变了自己的空间观念，
改变了自己的价值伦理观念，也改变了自己的审美观念，我
们是从里到外地改变了自己。“天下”已不再是以前的“天
下”。“中国”已不再是以前的“中国”。家园已不再是以前
的家园。方块字的文学也永无可能再是屈原、曹雪芹曾经
熟悉的模样。在这场巨大变化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普遍的危
机：那就是当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世
界化”、“全球化”的同时，人们的内心却变得越来越小，越来
越窄，在那个别人给定的世界化、全球化的标准之外，几乎
别无一物。惟一担心的是自己为什么不像别人?自己为什
么不是别人?自己怎么样才能变成别人?这几乎是一场毫
不犹豫的自我取消。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把这个过程叫做
西方对于东方的“东方化”。而我宁愿把外在的殖民、别人的
“东方化”之后的那一切叫做自我殖民。
1999年12月，我受《星洲日报》之邀来到马来西亚，参加
“花踪文学奖”的评奖活动，并在槟城、新山等地做过演讲。第
二年，我发现我在马来西亚的演讲被人引入一场争论之中。
有人向一位西方汉学家提问说，李锐在马来西亚曾经说过：
“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的这种说法
吗?”提问的人提到的“李锐说过”是一个缩写和简化的“说
过”。当时报纸上有关的报导我也看过。我记得提到莎士比
亚和曹雪芹的时候，我的原意是说，他们之中一个是在一场文
艺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而另一个只是在黑暗中凭着良
知做出的孤独探索。他以一个孤独者的良知和才华，同样表
达了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思接千载的慈悲情怀。他们都写出了
伟大的作品，但是那个孤独者的探索更显得可贵、伟大。在我
的讲话里并没有谁比谁“更伟大”这样的简单判断，我所强调
的是他们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在我看来，说李白比杜甫更
伟大，或者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同样是没有意义的。
那都已经不是以审美的态度来看文学。在这里，报导者或引
用者是否简化了我的意思，不是我想谈的问题。即使是排除
了理解是否准确的判断，任何一张报纸在做有关报导的时候，
都会对事件做一番选择和简化，哪怕只是为了版面的限制也
必须缩写和简化。我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引用这个例子，是因
为它非常微妙地展示了一种复杂的心态。
如果对马来西亚华人、华文的历史稍有了解，就可以理
解为什么我的讲话变成了“曹雪芹比莎士比亚更伟大”。那
是一个长期受到压抑、歧视、排挤、剥夺的人群，在情感和语
言上的直接反抗。这种反抗带有它充分的道义、情感的合
理性，与此同时，却也附带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逻辑。希
望用简单的否定来填满那个不平等的深渊。这在所谓发展
中国家，在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
和思维方式。反过来，这个缺陷立即被简单地本质化成为
“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狂热”等等罪名，变成对所有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指责。所谓“民族主义”的简单指责，已经
成为掩盖压迫和剥夺、掩盖不平等的*好的理由，已经成为
一切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原罪”。而这样的行为和思维方
式，在所谓发达国家，在有过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也是非常普
遍的。以这样两种思维方式来对待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引
出的争论必然是如此这般：
“你竟然说曹雪芹比莎士比亚还伟大?你显然是一个极
端民族主义者!显然是在奉行文化原教旨主义!”
“你说莎士比亚永远是*伟大的，是一切文化的典范，无
非是在顽固地坚持殖民主义的文化立场!显然是个欧洲中心
主义者!”
这样的相互简化，离真实和理性越来越远，离真正深刻的
理解也越来越远。这种理直气壮的争论，几乎是立刻就把文
学淹没在意识形态的政治判断之中。尽管我知道如今国际流
行的文化气候是“政治正确”，但在我看来，文学要表达的是和
政治完全不同的东西，文学要比政治宽广得多!一个中国母
亲失去了孩子，和一个英国母亲失去了孩子，她们的痛苦是同
样的，这用不着事先选择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因此，在所有
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判断之外，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深刻表达的
生命悲剧同样是文学，同样是伟大的艺术，这才是文学得以存
在的源泉和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同语种的文
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都是平等的。所有关于“欧洲文化中
心”、“中华文化中心”、“美国文化中心”的判断都是一种历史
的局限和幻想。都是一种为了某种权力和利益而制造出来的
神话。我知道，我这样讲文学、文化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想
像。而理想这种东西几乎从来就没有人看到过。在我们生存
的这个星球上，人们看到的是世世代代的剥夺和不平等，是世
世代代自己的戕害和别人的压迫。但是，在有所谓的殖民主
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之前，伟大的文学不是早已经存在了
吗?在所有的殖民主义、国际垄断、专制主义横行的同时，人
们不是也一直在创造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吗?难道在所谓的
“欧洲中心”“文化原教旨”“民族主义”之外，莎士比亚和曹雪
芹真的就没有任何另外的意义?被人剥夺、被人压迫、被人不
平等地对待，已经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为什么还要用这不幸的
忿恨去污染文学，为什么还要因为别人的压迫而诋毁*可宝
贵的生命表达?*可悲的是，为什么还要把别人世世代代的
剥夺和歧视，内化成自己惟一的判断尺度?用人世间压迫、剥
夺的尺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划分优劣和等级，岂不是对文
学、对人类*大的讽刺?
不错，古往今来，文学的存在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哪怕一丝
一毫的人间苦难。可文学的存在却一直在证明着剥夺、压迫
的残忍，一直在证明着被苦难所煎熬的生命的可贵，一直在证
明着人所带给自己的种种桎梏的可悲，一直在证明着生命本
该享有的幸福和自由。
我们也许无法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走向，但我们却可以
相信文学所必然要做出的努力。这无数努力所得出的结果，不
管它是华文的、英文的、法文的、阿拉伯文的、马来文的，或者是
任何一种我们并不熟悉的语言文字所写成的，它首先应当是我
们都深爱的“文学”。这是所有写作者本来该有的自信。
二oo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写
十月五日改定于山西太原
(本文是笔者为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二oo一年十二月八日举办的第
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所撰写的演讲文稿)
第三章羌笛何须怨杨柳
看着聂芹轩的队伍消失在夜色当中，刘兰亭尽管十分的
犹豫，可他还是决定不再等待那个总指挥了，马上停止暴动准
备，立刻掩藏武器，当夜转移所有可能暴露的同志。刘兰亭把
自己的决定秘密传下去，他告诉银城的同盟会员们执行自己
的命令，一切后果都由他来完全负责。刘兰亭当下安排可能
暴露的人，秘密跟随敦睦堂的盐船和马帮出城。有人问刘兰
亭，你自己怎么办?刘兰亭淡淡一笑说，聂芹轩现在当我是总
指挥，我要是走了，你们恐怕谁也走不脱了。在亲自安排了大
部分教员的秘密转移之后，刘兰亭把一支左轮手枪暗自带在
身上。摸着衬衣后边那个硬邦邦的枪把，他不由得在心里嘲
笑自己：现在暴动取消了，学校也只好停办了，藏在腰里的这
把手枪怕是除了自己而外哪个也用不上它。真正是书生造反
三年不成呀!总指挥即便当下出现在眼前也没得用处了，他
已经没有办法指挥一场被自己提前取消的暴动了。作为银城
同盟会的负责人，刘兰亭现在要面对的不只是满清的官军，还
必须要向总指挥和东京总部解释清楚自己的擅自决定。这个
提前取消暴动的决定如果不能解释清楚，那就意味着自己难
以洗刷背叛革命的罪名。与此同时，刘兰亭还有一件刻不容
缓的事情要办，他必须尽快通知周围几县的同盟会员同时停
止暴动，避免行动不统一而造成无谓的牺牲。已经转移出去
的几个人虽然可以传出消息，可还是远远的不够，还要有更快
的办法，让停止暴动的消息一刻不停地传出去。如果外围各
县的同志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暴动，攻打到壁垒森严又无
人接应的银城，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现在竭尽全力惟一所能
争取的，就是把失败的损失减少到*低程度。
刘兰亭是在听鱼码头的渡船上，忽然想到了这个救急的
主意的。在刚刚黑下来的夜色中，挂在船头的牛油灯笼，照亮
了窄窄的一片水面。艄公的桨在河水里搅出舒缓的水声。对
面码头上的灯笼远远地标志出河面的距离。因为黑暗，那盏
飘忽的灯笼似乎远在天边。上下水关码头上停泊的盐船，也
在河面上远远地浮动着闪烁的灯光。就在这个时候，刘兰亭
忽然想到，可以利用川流不息的河水，冲破聂芹轩严密的封锁
来传递消息。本想赶在关城门之前回到旧城的刘兰亭，急忙
叫艄公返回东岸，又在夜幕中匆匆返回了学校。
可自从做出了那个决定之后，刘兰亭就一直在心里不停
地怀疑自己，一直在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因为急于要保护学
校，而*终放弃了本来应该举行的暴动。何况，聂芹轩的军营
里还关押着生死未卜的欧阳朗云。放弃暴动，就等于是彻底
放弃了营救欧阳朗云。就等于是眼看着他去死。更何况，总
指挥还没有到，其他一切情况都还没有磋商，是否还有另外的
重大变化也一无所知，自己原本没有这样的权力做出这么重
大的决定。
刘兰亭摆放好自己要用的工具，空无一人的技工教室里，
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教室后面的陈列架上，实验台上，
摆放着学生们做出来的肥皂、已经镀好的镜面、配制出来的布
匹染料，和一些没有完工的竹编工艺品。各种工具、器皿随处
可见。肥皂的味道、竹子的清香和化学制剂的味道把教室里
弄得有些滞重、浑浊。刘兰亭特意从校长室端来了两盏台灯。
在滞重浑浊的黑暗中，他点燃一盏灯，接着，又点燃了一盏灯。
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刘兰亭提前放下了所有的窗帘。严密
封闭的房间里，灯光推开黑暗，现出了教室里的凌乱，把刘兰
亭的影子长长地投射到这一派凌乱之中。凌乱中，刘兰亭扭
头看看墙壁上那个又黑又长的影子，不由得又在怀疑：自己到
底是不是急于为了保护学校而放弃了暴动，放弃了欧阳朗云
呢?自己能为自己辩白么?自孙先生倡导革命以来，举行了
无数次失败的暴动，牺牲了无数的同志。但是，别处，别的同
志们，并没有因为可以预见的失败而放弃暴动。难道银城就
可以放弃么?难道自己就可以放弃么?虽说，以现在的情形
再等下去无异于自杀。但是不能再等，并不等于就一定要取
消暴动。也许自己应该下令就在今晚提前暴动，夺取军营，营
救欧阳朗云。哪怕暴动失败，哪怕会死很多人，也到底是打响
了暴动的枪声。无论成败总可以向世人、向总部有个完满的

中国当代作家李锐系列:银城的故事 作者简介

李锐，男，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贡。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先后做过六年农民，两年半工人。1977年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副主编。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网络时代的方言》。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