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意即在采撷南怀瑾先生的智慧,对先生关于《孟子》一书研究中*深刻*独到的思想进行通俗而生动的解读,并与我们每个人的现实人生结合起来,让你在古朴而富有韵味的文字中轻松地漫步,并在不经意间找到生命的和声,受到启迪。
跟随南怀瑾先生的脚步,漫游《孟子》的仁义礼智天地,采撷人生身前事后的智慧。孟子是一位智者,我们跟随南怀瑾先生解读智者的思想。本书根据南怀瑾先生对孟子思想的深刻体悟,加之值得品味良久的妙言趣语,将生活中的种种气象贯穿其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席思想与智慧的盛宴,使您在谈笑风生的气氛中,轻松而又深刻地领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习,获取意味隽永的人生智慧。
未必是高蹈者的歌唱,但一定是此时此刻的坚持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当年渔父的一首《沧浪歌》,虽隔了千年,音犹在耳。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即一个人无论身处清世抑或浊世,都要刚直进取,要有豁达的心胸。
南怀瑾先生感慨孟子的遭遇,却赞同其虽因生不逢时,郁郁不得志,而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的品格。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发挥到了*大化。直至老之将至,坦然面对自己的失败,传道授业,著书立说,就如寒梅般,在冰雪中怒放。
这就是一个生不逢时之人的典范。虽然大家都说上天是公平的,但这也只是自我安慰,上天不会眷顾每个人,而命运无常才是真。因此,与其把人生寄托在上天的安排上,不如把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是生逢其时,还是生不逢时,都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与其抗争到底,绝不轻易言败,绝不妥协。
因为妥协就是生命的枯萎,就是人生的大悲哀。
屈原是出生于楚国的贵族家庭。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他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便升至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官至左徒时,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暗中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用计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终被放逐到江南,郁郁不得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理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愤然跳进滚滚江水,一生思想与抱负付之东流,从此只有鱼儿与他做伴。其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确实有些不值得。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就应该傲然面对,做自己能做的,岂不更好!
杜甫,中国文坛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用他的一生谱写了一部悲壮的历史。当强大的大唐帝国走向衰弱的时候,他成了人间苦难的首席歌者,唱出了历经动乱后的悲凉之音。
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才子,杜甫可谓生不逢时。“安史之乱”的浩劫,打破了唐王朝繁华盛世的局面,也打碎了杜甫心中的美好蓝图,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与残酷现实抗争的荆棘之路。困守长安达10年之久而无所作为,他的理想之火不灭;遭受幼子饿死之痛,一家老小甚至沦为难民,他也没有放弃信念;被叛军俘虏,沦为阶下囚,他还是对国家忠心耿耿。直到大历五年(770),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一叶行在潭州到岳阳江面上的孤舟,带走了诗人59年的生命。
作为一位历经磨难的诗人,杜甫一生漂泊,他游历了国家的大好河山,也看尽了百姓生活中的痛苦,从而写出了“三吏”、“三别”这样忧国忧民、脍炙人口的诗篇。
杜甫虽生不逢时,却依然故我地心忧天下,为天下苍生而奔走。他这种身在饥寒之中而心忧天下的可贵品质是贯穿其一生的,而这种至高至洁的伟大人格让人感动,正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因此,只要思想高洁,“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使曲高和寡又何妨?不能“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千秋思念,为万世传颂,也要活他个虎虎生威、有滋有味,这才不白活一回。
语我世人,即使生不逢时,也不必叹息,坚持本色精神,让生命高蹈,舞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远处,一首《怒放的生命》悠悠传来,似一声蛰音,惊醒一冬的噩梦: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空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司马迁眼中的孟子:人格魅力在艰难选择中彰显
南怀瑾先生在讲述孟子的人生际遇时,有感而发地说,古今中外,许多能影响千秋万世,被后世称贤称圣的伟人,在当时,大多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一个选择,他选择了为王道政治所奔走,而当时的国君们更注重的是君临天下的“霸道”之业。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被作为一个摆设受到了冷遇,而与他同时代的邹衍却是风光无限。“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邹衍在齐国极受尊敬,连一般的知识分子稷下先生们,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当邹衍到魏国(梁)的时候,梁惠王亲自到郊外去迎接他,而且梁惠王还用接待国宾的大礼来接待他。正是“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也。后来他到赵国的时候,当时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平原君竟然不敢和他并排走路,只小心翼翼地侧着半个身子在后侍从,非常恭顺。到了行馆以后,在请邹衍坐下之前,平原君亲自用自己的衣裳打扫了一下座位,表示恭敬。
其实无论是孟子,还是邹衍,都是治世之才,孟子是圣人,邹衍也不是欺世盗名之辈,只是二人坚持的思想不同,恰好一人的思想主张与当世君王的意愿相符,从而得到重用;而另一位却因其思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古,不能为君主们接受而已。同时代的杰出人士却有不同的命运,原因只在一个选择。
人生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在选择之前,未来是不确定的;在选择之后,你所做的选择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即使有无数人来对你的选择进行评论和争吵,都不得不接受你已经作出的选择。
人生就像是一条通向未来的路,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路上的一个岔道口,它们不停地延伸,把你带向生命的终点。只有到了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瞬间,你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到了那个时候,你心中会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遗憾或是懊悔:“当初,如果我……就好了!”你却永远也无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作出选择。可你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限定中存在。
因此,你必须面对人生,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为这个选择埋单,无论其结果是好,还是坏。
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二人的遭遇却大不相同,颜回是孔子*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慕富贵;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遏乱及在陈、蔡间遇险时,子路等人对孔子的学说都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葬于鲁城东防山前。孔子对他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噫!天丧予!天丧予!”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而孔子另一位弟子子贡也博学多才,洞察时势,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载17人,将子贡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并“与时转货赀”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他“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富可敌国”。子贡经商与政治目的相联系。他经常“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效迎,身御至舍”。正因为经商致富,他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
无论是孟子与邹衍,还是颜回与子贡,他们因自己不同的选择,从而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孟子和颜回等当初寂寞处世的人,都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孟子“亚圣”之称就是明证。而颜回虽然早逝,并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著,但孔子一句“贤哉回也”,也让后人对其景仰不已。而邹衍和子贡在当世风风火火,成就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同样值得尊敬。做利在当代事,或者成功在千古留名,两者都有其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同样值得提倡,如何选择则留给来者评说和实践了。
总之,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只要自己能够自得其乐,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能为其后果负责,如此面对选择、面对人生,相信人生无憾。
圣人之道: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困于齐梁,成为各个国君的摆设的原因,主要在于“道不同”,这是王道与霸业、圣人与英雄的分野的必然结果。孟夫子执著于王道的精神让人肃然起敬。
“道不同,不相为谋”,语出《论语·卫灵公》,《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日:“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确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追求,不可因为一时之荣辱,或一时之诱惑就抛弃自己的信仰与做人的原则,这只会使自己的人格蒙羞,生命染尘。
人生天地间当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坚持自己的底线和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只要仰不愧天,俯不怍地,足矣。
在商朝末年,孤竹国(在今河北省)的国君有两个儿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国王很钟爱叔齐,打算把王位传给他。伯夷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为了成全父亲的想法,便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位,也躲了起来。伯夷、叔齐听说姬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赡养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国,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姬昌死了,周武王继位,武王整顿内政,扩充兵力,进军讨伐商纣。伯夷、叔齐听说这件事后,便跑去拉住武王的马缰绳,劝谏道:“父死未葬,就大动干戈,攻伐别人,这能说是孝吗?作为臣子,却去攻伐君主,这能说是仁吗?”武王的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拔出剑来要杀他们,被太公姜尚制止了。太公说:“这是讲道德的人。”吩咐将士不要为难他们。
武王*终伐纣成功,天下人尊奉他为天子,伯夷、叔齐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决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们互相搀扶着离开了周朝的统治区,在首阳山隐居下来,靠采薇菜充饥。快要饿死时,作歌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祖兮,命之衰矣!”至死反对武王的行为。歌罢,遂饿死在首阳山上。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世人对伯夷与叔齐的做法,既有非议也有赞赏,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志向,亦死而无憾。
人乃血肉之躯,不可能永世长存,因此活就要活出自己的精神价值,活出自己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不与邪恶同流合污,即使身陷险境,也要坚持用一身傲骨,为正气而歌。
黄宗羲的《宋元学案》说得好:“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做人当做大丈夫,要以“仁义”为先,注重道义,要有骨、有气,要挺起胸膛,正直无私,具有顶大立地的气概。正是:玉可碎,而不可以改其白;兰可移,而不可以减其馨。即使有金玉满堂,难移一颗坚定的心。人若能达此种境界,即使称贤称圣又有何不可?
而孟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绝不与现实妥协,既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那就不惜粉身碎骨,也要留一身清白照亮乾坤。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圣人之道。
“谦谦君子”与“铮铮汉子”:成功者应具备的两种人格特质
南怀瑾先生认为:“孟子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孟子的横空出世,为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注入一股阳刚之气,儒家思想从此刚柔相济,进退自如,上可以辅君王,下可以安黎民,进可以兼济天下,退可以独善其身,既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壮烈,又有“闲花落地听无声”的静谧。
谦谦君子是孔子的人格特征,而孟子则为后世人提供了铮铮汉子这一阳刚的形象。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以玉喻君子,取其圆润,不尖锐。佛家有一个词,圆融,是跟这种成熟的圆润颇为相似的境界。是以佛家讲求戒嗔、戒痴、戒贪,无欲无求,尔后能不动声色、不滞于心。谦谦君子的圆润亦同此理。修成佛、修成仙是尘世之人遥不可及的梦想,但磨去棱角、收敛光华、修成谦谦君子却并非太难的事情。容人之量是修成谦谦君子的前提,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修不成君子,开阔的心胸、通透的眼光,才是君子的气量。
而铮铮汉子就像一树寒梅,挺立风雪中,傲然绽放。他们敢于仗义执言,绝不妥协。他们不苟且,不油滑,不世故,不屈不挠;他们有志气,有勇气,有骨气,有胆有识。他们立世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箪食,一瓢饮,却敢于担荷一切苦难。正如古诗所云: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谦谦君子与铮铮汉子,作为两种人格特征,是不具有可比性的,无论做到哪一点,都可以让人心生敬佩。而*能体现两者区别的当属鲁迅和胡适,两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
鲁迅与胡适既是北大同事,又为《新青年》同仁,在五四运动中并肩战斗过。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皆为鲁迅所侧目。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我们几乎都不难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反而说他们是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这并不是一个文人简单的谩骂,而是一个坚持自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磊落之言。鲁迅自己也说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敢于“横眉冷对千夫指”,也能“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身铮铮铁骨,绝不妥协。
而胡适却对此抱宽容的态度,并且批评、规劝苏雪林等当时批判鲁迅的人,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鲁迅逝世了,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恶言有加,但胡适不仅不否定鲁迅的思想,还为他恢复名誉。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鲁迅和胡适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与鲁迅的思想深刻、毫不妥协、坚韧不拔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做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做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派。
胡适先生如同一位温和的,善为他人着想的谦谦君子,而鲁迅先生就是一身正气,绝不与现实妥协的铮铮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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