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辨惑 目录

论语辨惑 内容简介

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们言行的《论语》两千五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论语》成书之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全靠一代一代的学人辗转传抄，因此每每有抄错的字句，或竹简穿错了顺序。又不免有无聊文人，自作主张，将自己的话添加进去。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年之中，也有不少有心人，以他们的学识与智慧纠正了《论语》之中的一些错误，或误解愿意的解释，虽则其中也有少数改错了的，或解释错了的，但有探究才会离真相愈来愈近。一切都是为了探究这本文化宝典——《论语》的真实价值，正是萧民元先生撰写《论语辨惑》的意义所在。

论语辨惑 节选

学而
1.1子曰学而时习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一般的解释是：“学习后时常温习，不是很喜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看我，不是很快乐吗？人家不了解我，我不感到恼怒，不是很君子吗？”
以上的解释，笔者认为有所不妥。《论语》共二十篇，每篇各有主题，话也有一贯性。照以上的解释，“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不是成了三个互不相干的独语句了吗？
笔者认为这三句话乃孔子自述他“为学”（求学、教学、论学等）的心境和态度。
孔子曾一再表示他是一位好学而学不厌的人。“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应指他个人做学问的喜悦心境，并非通论。老实说，很多人对“学”有压力感，不觉其为乐事，更何况学后还要时时而习之，根本就是苦事嘛！哪里谈得上悦！
在此，关于这个“习”字，有谈一下的必要。有人把“习”译成“温习”。在今天我们一提到温习就想到温书，而在孔子那个时代，孔子教学的基本内容分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习”在当时，是包含了练习、实习与温习三个内涵。
其次，“有朋自远方来”应指孔子渴望“知识”的有关记述。在孔子那个时代，交通不发达，资讯落后，如果有朋友从远方带来一些消息和见闻，对孔子而言，无疑将是一大乐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其乐不完全在友情方面，主要还是着重在知识的获得方面。
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是指孔子教学或论学的态度。孔子常自称“学不厌”、“教不倦”，他对领会不够的弟子总是有耐性地去解说与开导。同时，孔子认为与人讨论学问而发生论辩时，能保持冷静，不发火，才算有君子风度，而他自己正是如此。
笔者亲见世间不知多少论辩，都是以理性开始，以情绪收场。究其缘故，皆在“固执一己之见”，而孔子却被认为是无“固”、无“必”之人。“固”是不能虚心，无知而顽强地坚持己见；“必”是自以为一定要，或一定是如何如何。
总结本节，乃孔子自述他为学的心境与态度，而非分说三件不同之事。
1.7子夏日贤贤易色
子夏日：“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本小节问题出在“贤贤易色”四个字上。古来的注解多把它解释成“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或类似这样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准的迂解例子。
我们来看：在本节中，除了“贤贤易色”四个字外，“事父母能竭其力”是指“孝”而言“事君能致其身”是指“忠”而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是指“信”而言。合而言之，是泛指“父子”、“君臣”、“朋友”三伦。如果把“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放在这三伦之上，岂不有些不伦不类？
想来，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或有可能成为此一不伦不类意识的源头。要知道，孔子这话，只是一种比较式的感叹语，实质上与“德、色”之间毫无关联。好德（贤贤）是养成性，好色则是天性。所谓食色，性也。“食”是自我存活的依据，而“色”则是种族繁衍的大本，两者皆为重要天性。我们怎可胡乱地搞“灭人欲，存天理”，随便用养成性来取代天性？这个解释，简直不通事理，迂腐透顶。
依笔者之见，子夏先生在这里的“贤贤易色”，是指三伦以外的另一伦，即“夫妇”之伦而言。在古时的社会，夫主外，妇主内。一个家庭是否健康，家务是否打理得好，丈夫是否走在正道上，子女是否教养得法，为妇的都有很大责任。所以，一个妇人是否有“贤德”，是否可以成为贤妻，在那个社会里是非常受到关注的，也常常成为有识的人士为儿孙择妻的一个重要参考。因为社会背景如此，所以子夏说，一个做夫的不可以只注意到妇是否美丽漂亮等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并尊敬妇所表现的内在“贤德”。
总结本节的整个意思：子夏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夫妇、父子、君臣、朋友这四伦上的行为都符合要求，那么，即使他没有学过，我们也认为他学过了。因为学的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这些？
1.8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
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
本小节其实很单纯，但近来注家颇有解读不当者，乃觉有必要提出讨论。
首先，近人多解“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为：“君子不庄重则不威严，如果学习，也不会坚固。”笔者以为，“学则不固”里面应有一个逗点，即：“学，则不固。”其义为：从事于学，则不会有“固”的弊病。因为“固”在《论语》里几乎全是负面的意思。例如孔子四绝中的“毋固”；孔子还有“非敢佞也，疾‘固’也”的话。“固”有鄙陋、无知、顽固、蔽固的意思。再说，君子学习的坚固度似乎与庄不庄重、威不威严并无直接的关系。
其次，关于“无友不如己者”，近人也有译为“不要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是很不妥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不与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而你不如别人时，别人也不与你交朋友，你如何求得进步？所以，要正确理解这句话，就要先把“主忠信”连上去，应合解“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
“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是说，君子以忠信为重，不要与不重视忠信的人交朋友。（在这里，“不如”不是比自己差的意思，而是不像自己一样很重视忠信的意思。）因为忠信这种品德，小而言之，是忠于事而信于人；大而言之，则是忠于国而信于民；皆君子立身行事的要素。
总说全节的意思：君子行止要庄重，学问要研究，品德要培养，朋友要选择，过错要改正。
笔者在此愿重新标点原文如下：
子日：“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
1.11子日父在观其志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记得在小学时，有位老师曾批评这段话。他说，孔子太迂了。父亲死了三年，做儿子的还不能改于父之道，难道爸爸做强盗，儿子也要做强盗；父亲做坏事，儿子也要做坏事？而且一跟就是三年。
现在想来，觉得好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三年，其实是指“丧期”而言。孔子那时的公认丧期为三年，所以这里的“三年”，等于就是“丧期”的代名词。
“父之道”这个“道”是泛指父亲生前的行事规矩，为人作风，乃至爱好等，并不涉及到他的职业类别和是否做强盗等。
在孔子的时代，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还没死，一切由父亲做主。所以，在那时如果要了解一个人，在他还不能当家做主的时候，就观察他的志向；父殁后，就观察他的行为。
本节主要是说，一个人是否孝顺，可在他守丧期间，观察他是否改变他父亲生前的种种而得知。例如说，多年前笔者一位朋友在父亲去世两天后，就把他父亲养了多年的一条爱犬“驱逐”了，这样的人就是孝思不够。
附言：要了解一个人是否有品德并不容易，但是，如能知他是否孝顺，就可知过半矣！因为“孝”是很多其他德性的“基性”。例如一个很孝顺的人，大约不会出卖朋友，背叛国家，也不会是一个无情的人。
1.13有子日信近于义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本小节的问题在“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这句话很不好解。按照朱熹的解释（后来很多解释与朱解相同）：“因，犹依也。”同意。接着朱熹又说：“宗，犹主也；所依者，不失其可亲之人，则言可以宗而主之矣。”就有问题了。
朱熹的“则言可以宗而主之矣”，其意是：“因为人们亲近了仁者，一个人的言词就有了宗主；不亲近的，就没有宗主。”这个想法是在鼓励人们去设定心中样板，而放弃自己的特质和自由想象的能力（宋明以下的迂儒思想，对当时国人失去朝气与勇气大有关系），不合情理之至。
经过反复思索，“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似乎并未特指什么，它只是有子“归纳性”的一句话而已。
前一节有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本节又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这三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德性与德性之间，有“关联性”。一个单独的德性在发挥作用时，如果能亲依到（不失）它所关联的另外一个德性，就不易产生缺失了。
例如“和”是一个可贵的德性，如果用“和”而不以“礼”节之，就会流于感情泛滥。“信”是一个德性，如果守“信”而不近于“义”，承诺就可能实现不了，甚至有害。“恭”是一个德性，如果表“恭”而不依于社交“礼”仪，就会被看成阿谀或拍马而遭到耻辱了。
总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就是有子认为：在德性运用方面，不宜单独发挥某一德性，而应考虑德性亲依原则。如此，将不失为一种可以遵循（亦可宗也）的好方法。
附带说明一下：“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非常重要，不能轻忽看过。这里的“信”当然是指信用而言。信用是先有口头或文字等承诺，后来在行为上兑现了这个承诺才算完成（守信）。
首先，很多人以为信用是否守得住，完全要看内心是否对“守”有所坚持。事实上不完全如此。守信有两个条件一是守信的决心，二是守信的能力。例如有人借了钱，到时没还。借方说：“我不是不讲信用，我真的想还你，只不过碰到了想不到的困难……”其实，这也算是不守信用。因为他缺少了另一个条件——守信的能力。这是要注意的事。
其次，有子对“信”还有更高的要求。有子认为，尤其是“当政”的人，他的承诺必须“近于义”才行。“义”是“事之宜”，说白一点，就是一件事的正当性和适当性。就拿现在的台湾选举来说吧。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候选人，为了争取票源，在竞选时不惜乱开支票。什么减税喽，年金发放喽，全不顾及国家的真实财务状况，就是不义。等到选上了，遇到实际困难，不是耍黄牛，就是硬着干，使国家为了兑现他的诺言而付出重大代价，都是“信”不“近于义”的结果。
为政
2.2子曰诗三百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千百年来都把上句解释成孔子说：三百篇诗的总评，可以用一句话来涵盖，就是“没有邪思”。
如果真是这样，各位不会觉得孔子评诗的言辞有点不对劲吗？它好像是从机器人口中说出来的话，不带一丝感情，没有半点诗味。
大家都知道，孔子不但是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个富有艺术才情，充满音乐细胞，喜欢唱歌咏诗的人。
而这三百首（实数为三百零五首）诗篇又是他亲手从三千多篇诗中挑选出来，并且还替它们校正了音韵。他怎么可能在完成了选诗正音工作之后，却对自己的诗选说出这样一个没有感性的总评？所以，我敢肯定前面的解释是迂解，是不对的。
为了要说明此点，得先从“诗”的背景谈起。
孔子那时候的诗篇，已经流行于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的约在三千首以上。它的创作时期涵盖了西周初期到孔子生活年代之间约五百年。作者从庶人至王侯，社会各阶层都有。它的内容多姿多彩，包罗极广，其中有男女恋爱的唱咏、家庭生活的描述、田野的风光、社会的疾苦和诉愿、时政的歌颂或批评，乃至鬼神盛德的赞美等等。其表现的方式有直说的，有比喻的，也有曲折暗示的种种不同。
而这三千多首的集成，有的是由贵族主动呈献的，有的是由政府专职人员到民间各地去采收的。它们*后都汇集到了乐官手里，再加整理并谱上乐曲而成的。所以，那时候的诗不但可以唱，有些还可以舞呢。（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下：近代有人根据考证，说那三百首不是孔子编的，事实上那时只有三百首左右，是别人早已编好了的等等。老实说，笔者认为在考证事件中，*有价值和*令人兴奋的事莫过于有新发现。但考证是一门科学，不能为了有新发现，而私心用事地瞎说一通。以那光辉灿烂的“周”文化而言，孔子以往五百年中，全社会只出产了三千首好诗，还算多吗？做学问做得离常识太远而不自觉，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
由于那时文化传播没有现在普及，而诗的唱咏，既可以陶冶个人的性情，又可端正社会的风气，所以诗的影响力在当时显得特别突出。不只如此，由于诗的用字简洁而寓意深远，在政治人物交谈时，在国与国间交涉时，碰到不好直说的话，如能巧妙地引用一两首诗中的语句，来曲折委婉地暗示己意，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孔子曾针对这个诗的功能说：“不学诗，无以言。”那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诗，他在谈话的技巧上将会有所不足。）因此，诗在那个时代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上流社会的人几乎都在学习它，都把诗列为必修的课程。（社会上既然如此重视“诗”，五百年只出产三百首好诗，也说不过去吧！）
然而，三千多篇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要全学，无疑将会费时颇巨。孔子乃仔细研究了每一首诗的内容，并以诗的内容是否具备“端正风气、陶冶性情而不及于淫乱（思无邪）”为标准，选出了三百零五篇，作为他教诗的教学材料。（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淫”字在古时是指情绪、情感之无序状态或泛滥，例如《八佾》第二十节中“《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指这方面而言。这与现代几乎专指男女情欲方面有所不同。）
到此，一个假设性的谈话背景就跃然而出了。那就是，有人问孔子道：“诗有三千，你选三百，你择诗可有什么标准？”孔子说：“有，我选诗三百的标准，简单一句话，就是思无邪。”
故而，我们现在可以明白地意识到，“诗三百”的“诗”字，不是名词，如天雨“雨”人一样，是一个动词了。所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不是孔子在总评三百诗篇的内容，而是在说他选诗三百的标准。

论语辨惑 作者简介

萧民元，生于1938年，四川重庆市人，为抗日名将萧毅肃将军第三子，1949年迁居台湾。大学毕业后，决定在台自行创业，为时数年，终于在1971年创立华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一度鼎盛，曾赴香港及泰国设厂。1991年，领悟到人生不能无止境地在商场上发展，人生应当还有其他意义才对，于是将部分股份分给长期为公司尽心尽力的员工，由他们代为运作，移居美国，便于重新出发。而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和幸福的“文化”工作，就成了他的目标，先后撰写《佛性的开展》、《论语辨惑》与《老子重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