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歌谣自由的歌谣前言

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己

摩罗

有一位朋友在读过我的《耻辱者手记》之后，给我写来一封五千字的长信，他以目前正在中国兴起的自由主义理念，对我文字中的“激进”倾向提出了十分善意的批评。我对这位朋友的信念和观点都很理解，但他的信让我发现，我*不理解的是我自己。
有人预言，1999年将是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进行思想交锋的年头。许多朋友问我，对这两个学派及他们之间的分歧持何态度。我每次都很为难地回答朋友，我的态度十分骑墙。这样的回答难免使朋友失望，于是我往往再追加一个注释：我认为这两种思潮的资源都没有用尽，我们需要这两种资源同时存在。当我说过这些之后，我以为自己很有点超然。直到读过上文所说的这封长信，我才对这“超然”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我既不知道自己倾向于哪一种学说和态度，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很超然。正在困惑的时候，重读另一位朋友为《耻辱者手记》写的书评，文中称我既不滥用新名词，也不投靠新学问，所涉及的都不过是精神史上的老问题、老话题。这几句话终于减轻了我的困惑感，因为他对我的文字的特色的描述、对我的一些想法的定位，我颇感认同。通过他的描述，我总算再一次看清了我自己。要说思潮，我一个思潮也不是。要说学派，我一个学派也不是。要说学问，我一点学问也谈不上。我只是一个一直在精神困境中挣扎的人。由于生性过于鲁钝，要有许多的磨难，才能让我理解一些事情。可等到磨难积累得太多，我竟然什么也不理解。比如说吧，我的人生旅程越长，我就越不理解人生；我对民族的文化契入越深，我就越不理解所从属的民族；我对人类了解得越多，我就越不理解人和人类。*近一段时间，纠缠我*厉害的问题就是，人究竟是什么。我对古往今来所有贤哲对“人”所作的一切描述和界定，都不敢像以前那样轻信。而新的描述我又作不出来。即使我尝试着去作新的描述，我想它必定也是无效的。为此我只好空自苦恼、空自困惑。既有这么多的苦恼和困惑，除了挣扎着，还能怎么样呢。既然老处于这样的挣扎之中，我也就分不清什么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类。别的更加高深的东西，我就更加缺乏了解了。打心眼里说，我也希望自己有一点学问。某几次朋友聚谈的场合，当别人都介绍自己是作近代史、作西马、作宗教哲学等等时，我也讲过自己是作当代文学批评的。但每次我都为此脸红。收在这本《自由的歌谣》里的，就有几篇跟当代作家有关的文字。可是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我写作家论本意不在做“论”，而是要借个话题抒发自己的情愫，所以主观性很强、情绪性很强。*近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就叫“见性”。不论怎样称它，反正这的确是我的需要，所有的文章，所有的文字，都不过是我精神挣扎所留下的些许痕迹。
在《自由的歌谣》中，*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的，是《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其间对鲁迅的精神困境作了一点反思，几乎全是借鲁迅在谈自己。鲁迅是我*崇拜的人，可他所担当的痛苦实在太多太大。近几年来，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文字越来越接近鲁迅式的孤愤与冷崛时，我对自己生起了*大的恐惧和*大的怜悯。我多么想把自己从这种绝望中拯救出来，我多么想拒绝鲁迅对我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尼琴，他们都分别代表了面对黑暗的一种方式，鲁迅只是诸般方式中的一种。我想用这种方式稀释一下内心的恐惧，让自己无论如何要努力去感受光明的存在。有一位朋友在读了这篇文章后，说我好像是要向佛陀方面走。我说，我哪有那么大的力气，我仅仅只是不想被精神的黑暗吞没得太快太彻底。
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被黑暗吞没，我希望至少还留下几片残骸。所谓“自由的歌谣”，这是说给朋友们听的，我自己心里，是把这本书称作“死亡的残骸”的。好心的朋友可以说我是从“耻辱者手记”走向“自由的歌谣”，我自己则知道不过是走向了“死亡的残骸”。

1999年1月19日写于北京黄村

自由的歌谣 内容简介

“即使有一天我真的被黑暗吞没，我希望至少还留下几片残骸。所谓‘自由的歌谣’，这是说给朋友们听的，我自己心里，是把这本书称作‘死亡的残骸’的。好心的朋友可以说我是从‘耻辱者手记’走向‘自由的歌谣’，我自己则知道不过是走向了‘死亡的残骸’。”——本书作者摩罗如是说。

自由的歌谣 目录

**辑 灵魂忏悔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
致郭铁成先生忏悔书
写作的限度
——《耻辱者手记》跋
第二次诞生
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
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
——从鲁迅到张中晓
第二辑 喜剧时代
抒情的批评家
喜剧时代的悲剧精神
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
初读废名
老村小说与世纪性文学问题
西方天才与东方圣人
胡风的人格意义
底气不足的“断裂”
乌托邦的建构与解构
第三辑 精神创伤
卢梭：人类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于连的爱情心理和人格心理
灵魂搏斗的艰难历程
逃遁与陷落
第四辑 岁月流逝
自由的歌谣
——跟钱理群先生去看戏
一个高贵的生命
——记我的同班同学和启蒙老师吴洪森先生
上海的温柔
——上海游学日记
博士俱乐部记事
坚持者仍在坚持
父亲
家在江西
底层知识者
静静的感伤（代跋）

自由的歌谣 节选

我们就从屠刀开始我们的回忆吧。我们应该定定地看清那把屠刀，计算一下它杀了多少人，它从我们民族生活的深处砍去了多少正义、良知和尊严。如果你的记忆过于淡漠，那么请你听一听清醒者的提示吧。仅有的几个清醒者，他们想喊出几句忠告，可是他们喊不出来。他们所企图陈述的清清楚楚的事实，总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展示在人们面前，总是不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与注意。我愿意作他们的转述者。如果人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关于那把屠刀的言说，我就以我的转述强调一下清醒者的提示。这个提示也许可以唤起某几个人的某几缕记忆的游丝？
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一文中，王毅先生这样写道：“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从此，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四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大的80岁，*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一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文见《北京文学》1998年9期）。
著名散文家刘烨园先生在《托咐》中写道：“1967年10月，某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同年11月，某县民兵枪杀69人；1968年7月，某军分区调动八县两矿一厂一郊武装人员进攻某群众组织，打死146人；同月，某县以‘群众专政’为名，杀死368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文革’中死亡人数93%；同年8月，军队和某群众组织攻打另一群众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战，打死1342人，俘虏8945人。走到某照相馆门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随意枪杀其中26人；还是这个月，军队联合十县及多家兵工厂的武装人员，一次围剿某县群众组织就抓捕一万余人（当时全县人口十万人左右），枪杀1016人……；全县86个大队，81个杀了人……此类事件，不堪枚举！我曾略做统计，成批杀人之事，各县市皆有。几十年后平反，证明几万冤魂，全系无辜被害！而杀人手段之残忍，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类，若非官方文件所载，当事人供认不讳，即使我等亲见其地杀戮之烈者，亦难信之。而这还仅为我当年所生活的一个省的现实（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之一角），仅为干瘦的历史线条。*有思考价值的活生生的场景，其深处不知要复杂多少万倍，但恐怕是再也难以复原了。”（文见电脑打印稿，估计尚未发表过）。在描述了一系列惨酷的历史事实之后，作者沉重地说：“三十年无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