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 目录

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 内容简介

本书原名《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于1989年由台北巨流图书公司出版,乃笔者开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教学相长的结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大势,与八年后由同一公司出版的《思人风云》是姐妹篇。前者处理传统时代的思想概况;后者跟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脉络。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来源,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达二千年,但自西潮掩至,加上现代化巨浪的连番冲击,儒家思想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还是一枝独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际(1915-1921),只在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了。其后国共内争,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儒家伦理与社会秩序(社会学的诠释) 节选

版自序
本书原名《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于1989年由台北巨流图
书公司出版，乃笔者开授“中国社会思想史”多年来教学相长的结
晶，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大势，
与八年后由同一公司出版的《思入风云》是姐妹篇。前者处理传
统时代的思想概况；后者跟踪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变化脉络。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人的价值来源，支配中国人的思想行为
达二千年，但自西潮掩至，加上现代化巨浪的连番冲击，儒家思想
在洋务运动期间(1861—1894)还是一枝独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
际(1915—1921)，只在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已成为众矢之的了。
其后国共内争，奉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儒
家思想就更命途多蹇了。然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势日盛，
中国共产党已意识到须要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建设和谐
社会。在此背景之下，以建立和谐社会为职志的儒家思想，肯定
要背负新时期的历史任务。
这本书能够以简体版印行，与国内更广大的读者群见面，首
先要感谢李向平教授热心从中穿针引线。是他先行与上海人民
出版社的李卫先生联系，一切都安排好了，才征求我的意见。真
的是个有心人!
由于本书原版至今已有十八个年头，我无法找回原来的电子
版，幸好有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学生工读计划资助，并且得
到系里罗漪琪同学的帮忙，把原著从书本转成电子版，方便修改
内文。
为了尽量保留原书面貌，修改的地方不多。我只把原书**
章“社会学与思想诠释”和*尾一章“儒家伦理与现代中国”删掉，
另外补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秩序建设”，作为全书总结。补上
的一章，大抵采自本人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香港社会
的秩序基础：从低度整合到高度自觉)，刊于刘兆佳所编《香港二
十一世纪蓝图》，第235—254页，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印行。
除此之外，我也在若干地方做了一些修饰。由于幅度不大，也就
不逐一说明了。
2007年9月10日于香港
第三章儒家以外的回应
春秋战国号称百家争鸣，但有比较系统的学说传于后世者，
大抵只有儒、道、墨、法四家。其他各家的论著何以没有遗留下
来?真正的原因已不可考。历史的偶然因素是不能抹煞的，但
除非逼不得已，我们总不愿意求助于这个含糊的变项来解释
一切。
首先，没有遗留下来的东西，可能本身份量不够，如许行之徒
所宣扬的，只是某种简单的主张，不足写下来成一家之言。其次，
即使有分量的学说，如果未能独树一帜，难免在上述四家的影子
笼罩下而变得黯然无光。第三，尽管有些学说既具分量，亦有特
色，如果不与时代的脉搏一同呼吸，虽足以引起部分徒众之好奇，
终不能如潮掩至，蔚然成一时代思想。
遗留下来而较有系统的学说，尽管只有四家，不过已有相当
的代表性。四家之中，只有儒家直接响应规范的挑战，其余三家，
都不是像孔子那样以建立社会秩序为终极关怀。大抵言之，法家
专注于设计霸术，墨家为普罗大众请命，道家则致力于乱世中找
寻自我救赎。
三家固然别有怀抱，不过大家都要面对时代规范的挑战，因
此于治乱问题亦多所议论，并且提出各自独特、互为补充的见解。
儒家的回应上章已交代过，此处一并讨论法、道、墨三家。
一、法家思想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
谈到法家，有两点须要注意：**，与儒、道、墨三家不同，法家
没有明显的创建者。孔子是儒家的不祧之祖，墨子手创墨学，道家
宗师老子，已是世所公认。至于谁是法家的开山祖师，至今尚无定
论。管子提出以法治国，然其思想驳杂，既有儒家明礼观点，复被
《汉书·艺文志》列人道家次属。所以萧公权只许之为商韩学术之
先驱，而非法家开宗之宝典。①管子之外，春秋时人与法家思想有
渊源者，尚有邓析。但萧公权以其思想与商韩等人定法一民之旨
相悖，亦不足以为法家之祖师。②其实严格之法治思想，到商鞅而
后成熟，难怪鲁宾(Vitaly Rubin)尊之为法家的始创人。③不过这
只属个别看法，尚未获得学界人士普遍承认。至于韩非，其思想
虽足以代表法家精神，但只是集大成者，不是开山宗师。
第二，儒墨两家均发源于鲁国，地域狭小。法家诸子宗邦之
分布，则遍及齐(管仲)、卫(商鞅)、郑(邓析、申不害)、魏(李悝)、
赵(慎到)、韩(韩非)，几达黄河流域之全部。由此可见，法家并非
创于一人，而是乘时而起的时代产物。正如萧公权所言：“法家思
想与晚周时代之一般社会情况相应。故其起也异地同心，蔓延较
远。”④可以说，儒家思想之发轫，是逆势而起，故有孔子力挽狂澜
于既倒；法家学说之产生，则是顺潮而兴，呼应当时社会发展所出
现的新形势，亦即是**章提及的急剧的社会变迁，以及随之而
来的社会关系的转化。
如果说儒家思想植根于小农社会的话，法家思想便是大都市
精神状况的反映。冯友兰指出，西周时代的封建社会，所谓一国
幅员，本已甚狭，而一国之内，又分为若干家邑。范围既小，组织
亦简单。①在这种小人群社会里，仅是传统习俗，已足以规范人心。
法律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不合衬的、不协调的。生活在周围
的都是熟人，大家讲人情，这与法律就事论事的精神不一致。基
本上，孔子思想反映封建制度下的小农社会的伦理，自然不会赞
同以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所以说：“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
讼乎!”②
踏进春秋战国之后，社会经历急剧变迁。前文说过，传统习
俗在小农社会特别有效，主因之一，是变迁的步伐很慢，几乎处于
静止状态。生活上许多问题，都可以沿用前人的成法解决。然而
在变动不居的年代，社会往往会涌现出许多新的问题，使传统智
慧显得束手无策。传统习俗既然不再那么灵验，众人对之所怀抱
的敬畏之情，也就大不如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