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前言

在两次对德战争中，我刚巧都远离了繁忙的生活，手头都有空余时间。**次世界大战时，我在法国的战壕里几乎呆了3年时间，除了参加一二次战斗之外，我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营里的战士把事情办妥，虽然他们比我更适合战争。为了让日子过得充实，为了让自己在数年单调的战壕战争中得以自拔，我开始写日记。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用文字写成的日记。我的工作是要稳定军心。士兵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部队的军风军纪如何？那些似乎是我呆在法国部队那段时间里对我来说惟一重要的问题，在我的日记里，我开始寻找答案。带着对部队士气的思索，我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日记，时隔30年之后，它们被编辑印刷成了《勇气的剖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0年5月，丘吉尔先生当上首相后的几天，他虽然热情不高，还是接受我成了他的医生。我开始随他旅行，我的行医生涯也随之结束，并一去不复返。从此我将为我肩负的不寻常的任务付出全部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项任务与我在**次世界大战中的工作并无不同。只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紧张和压力对温斯顿·丘吉尔个人的影响。
在战争的*后几年，他不止一次地来我这儿，抱怨身心疲惫，很显然，他几乎精疲力竭。但是在战后，当他寸步不让地战斗，面对一次又一次中风，奋力保持自己的政治生命时，他*需要我的帮助。“令我烦恼的是我的思维状况，”他抱怨说，“你研究这些东西，你肯定应该能做些什么。”
温斯顿知道，如果他需要我帮助，他不能隐瞒任何东西。我养成了习惯，当我坐车离开唐宁街10号，或首相的乡间别墅，或恰特韦尔时，我就记下他说过的任何话，有时就记在一个信封的反面，他的这些话可能帮助我找到他麻烦的根源。当天晚上，我根据这些笔记，写出和温斯顿的谈话内容，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版。
很久以后，我出席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庆祝建院600周年的一个晚宴，我坐在G.M.特里维廉博士旁边，我不认识他，我想我俩当时和陌生人坐在一起都有些不自在。很长时间，我们默默地坐着。也许，这时他想到我是伦敦来的客人，不管怎样，他终于开口问了我一个关于丘吉尔的问题，但似乎并不对我的回答感兴趣。我回答他之后，他把椅子转向我，在半个小时里，问了我一连串的问题。我尽我的可能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是历史，”他说，“你应该把它写下来。”我试图告诉他，麻烦的是我是温斯顿的医生。他打断我，几乎是勾着我的脖子对我说，我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关于温斯顿的事实，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些事实是我的责任。“有关这个人的一切迟早会被人知道，这是必然的。让我们了解真相吧。”
直到几年以后，我才开始明白，不了解温斯顿的医疗背景，是不可能追踪他*后15年的生活的。在战争的*后一年，是他的身心疲惫解释了许多否则是无法诠释的事情：例如，他与罗斯福关系的恶化。玛斯菲尔德把温斯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冗长归于同样的原因。能够肯定的是，老年的开始和一次又一次的中风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作为王国政府的**大臣，工作效率不是很高的原因。温斯顿在政治上德高望重自不待言，但这些细节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他的故事中也不应被忽略。
1955年4月，温斯顿退休后几乎毫不掩饰对生活留给他的东西的厌恶，历史学家可能断言这正好暴露其道德品行中的某一弱点。然而，这种苛评没有多少分量，除非充分谅解他的意志已经因老年和疾病而变得衰弱不堪。因此，让读者知晓他逐渐衰老的细节，不仅是应该的，而且对他是公平的。
然而，当温斯顿在政治上已风光不再，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不再认为他应负重大责任时，我开始怀疑，保存一部他丧失体力的编年史是否有意义。在他生命的*后5年，我出于习惯，继续在我的病例专辑里作详细记录，但除了两次令人担惊受怕的脊椎骨折和股骨骨折，我简短的日记并没增加多少内容。我认为应略去他辞职后，陷入对事情缺乏兴趣、处于冷漠状态的痛苦的细节，因为它们已不具有历史重要性。因此我的故事在他逝世前5年结束了。
正如我将告诉你们的，温斯顿曾经问过我，他应不应该早点退休。我没有回答，但反过来我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未来50年，我所起的作用将被如何评说？”我想我是惟一一个鼓励他干下去的人，虽然我知道，至少在他辞职前的一年里，他几乎无法胜任工作。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要求他退休；他们害怕他会做出什么有损名声的事。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会觉得，一旦他辞职，生命就完了，当他的生存没有意义时，他会不快活。我作为他的医生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推迟那一天的到来。
人们是这样说查塔姆的：他的同胞充分意识到他们所欠他的，因此他们不想听到他的任何缺点。对温斯顿来说，情况同样如此。然而，他已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据说，一个传记作家发誓：一旦我决定写这本书，它的性质就不容置疑；我不能像仿造实验室的实验那样调节我的事实。即使已至耄耋之年，一个人还是会对表扬和指责很敏感，但他毕竟已领悟到，只要以真相示人，他就会被谅解。
“然而，出于对读者判断能力的极端尊重，”这种性质的所有事情都必须原封不动地摆出来。
摘自莫兰勋爵原版的序言。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 内容简介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英文原版初版于丘吉尔谢世的翌年(1966年)。一面世，即引发了轩然大波，造成极大争议。书中通篇对丘吉尔生活方式的详尽披露，引起了丘吉尔家人的强烈不满，也使医学界引发了对医生能否发表病人隐私的道德争论。反对者指责作者莫兰的行为违背了医生的职业准则：希波克拉底誓言，触犯了病人的隐私权；甚至要求英国医学协会开除莫兰。虽然这一要求*终未获同意，但伴随着《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的不断重版，对莫兰及《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的道德争议一直在继续。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根据2006年修订版翻译。修订版增加了初版中迫于压力删节的内容。在书中，莫兰纪实性地描述了1945—1960年期间丘吉尔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重点集中在1951年至1955年丘吉尔的第二届政府时期。记录了丘吉尔出人意料地在选举中落败，失去权力；东山再起，再次当选首相，重掌国家大权；斡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努力尝试结束冷战的全过程。真实地为读者还原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人”鲜为人知的平凡一面：幽默、坚强、博学多才，却又时而任性、慵懒、沮丧。既不为他唱赞歌，又不刻意护短，的确堪称丘吉尔晚年生活的*佳秘述。作为丘吉尔长期的私人医生、密友，丘吉尔随从中的核心人物，莫兰的叙述是可信的，这也是《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尽管存在极大的道德争议，但仍能从众多丘吉尔的传记中胜出，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丘吉尔战后及暮年岁月惟一可靠来源的原因。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是一部杰作：尽管很多人谴责它严重背叛了病人的信任。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 目录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 节选

**部分 失去权力
第二章 开始康复
1945年9月1日
韦能特打电话给我，用愉快但缺乏自信的语气问：“你愿不愿意帮我个忙？”
不是韦能特而是莎拉·丘吉尔需要帮忙。她想从空军部队请假，陪她父亲一起去意大利，但认为也许有些困难。温斯顿要离开一个月，如果我建议莎拉和他一起去，照料他，能起些作用。我不知道温斯顿是否愿意以他的健康作为理由，而莎拉与我有着同样的疑虑，韦能特*后同意，*好还是换其他理由请假。温斯顿从来没有因为把玛丽或莎拉带离她们单位，去陪同他一起旅行而感到不安过，他也从来没有对要求战舰的船长或军队的首领为她们提供食宿迟疑过。那时，他的话就是法律，没有人敢和他争辩。可现在他已落魄，她们得和部队的其他人一样请假。时乖运蹇，一至于此，怎不令人伤怀？我打电话问克莱密，没有我陪同，温斯顿是否还高兴去意大利。她马上回答说，她肯定他会很高兴，并说他身体很好，叫我不用担心。但是，我上床后，却被电话铃吵醒了，是克莱密打来的，她把我的话告诉了温斯顿，他非常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她还说，这对她也将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1945年9月2日
今天上午，我们乘坐亚历克斯的达科他飞机离开诺斯霍特，经过五个半小时的飞行，抵达米兰。自始至终，温斯顿都在埋头阅读一份印好的会议记录，5年来，他每月都把这些记录发给参谋人员和内阁成员。甚至在午饭时，他还在阅读，只是在点雪茄时，眼睛才离开文件。我和他一起乘车到达为他准备的科摩湖边的房子里。
“人们说，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我的那些演讲才算回事。那只说对了一部分，还不是主要的部分，”他抱怨道，“他们忘记了是我作出了所有主要的军事决定。你可以读读我的记录，查尔斯。”
我问他，它们是不是经得起查阅。他轻松地笑了。

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 作者简介

查尔斯·麦克莫兰·威尔森，英国最杰出的医生之一，英国医学界的著名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索姆战役中荣获军功十字勋章。1920-1945年担任圣玛丽医院的医学院院长；1941-1950年担任英国皇家医学院院长。1943年被册封为贵族。1940年，莫兰成为温斯顿·丘吉尔的保健医生，此后一直追随丘吉尔直到他1965年辞世。是丘吉尔的忠实朋友和知已。丘吉尔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称莫兰为“忠实的密友”，并表示“终生感激”其“无微不至的护理”。莫兰出版过以下著作：《勇气的剖析》（1945）、《丘吉尔在战争中，1940-1945》、《丘吉尔私人医生的日记》（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