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内容简介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由柏杨先生的两部著作《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和《天真是一种动力》合编而成，收录了柏杨近十年来的*新作品。在这些文章里，柏杨先生依然幽默，充满智慧，不但继续挖掘中国文化的劣根性，而且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当代人的亲情、婚姻和衣食住行上，从中可以看到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性的不懈探索和*新成果。
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以八十九岁的高龄特为八十八岁的柏杨先生绘制漫画插图，两位年近九旬老者的携手，珠联璧合，实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盛事。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本书特色

二十三年后，柏杨以《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给出了医治“丑陋”的答案。
二十三年前，柏杨鼓起勇气喊出“丑陋的中国人”，而被指责为“只有说教，没有药方。”二十三年后，柏杨以《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给出了医治“丑陋”的答案。
痛心中国的“酱缸文化”，反省中国人的“丑陋”，要中国人活得有尊严。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目录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节选

中国人，活得好没有尊严！
使人震惊的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赞美“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好工具，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晚从八九世纪开始的一千年来，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假如你于午夜时分，低空掠过中国广大的国土，你会听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家里，都会发出五六岁或七八岁小女孩惨厉的哭声。那一种哭声，使你心痛如割，可是你却无可奈何。因为摧残这些小女孩的凶手，正是她们的亲生爹娘，尤其是她们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向小女孩伸出毒手，把她们小小长方形的脚形，用布条缠起，硬生生缠成一个三角形，肉烂骨折。双脚被缠之后，完全失去活动能力，使大儒大贤之类，更坚持“女子无才便是德”理论。当一个女性，双足残废又不识字，遂不得不依赖男人（父亲、丈夫、儿子），任凭男人宰割。然而，更使人震惊的是：这样一个丑陋和残忍的形象，中国人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引起一片赞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把它称之为“三寸金莲”，认为“瘦不盈握”是挑起男人勃起的*好工具，在诗词歌赋文学作品中，大量呈现。即令到了二十世纪初叶，仍有些作家在报上说：三寸金莲使一个女人行走起来婀娜多姿，庸夫俗子竟然反对。外国人那种高跟鞋，不也伤害女人的脚吗？而脱了高跟鞋以后，十个脚趾平放在那里，是多么的难看。
这种把一半中国人的身体和健康摧毁，使她们成为残废的文化，能不能算是文明？
我们社会的传统，等级森严，有长有幼，有富有贫，有贵有贱。而贵和贱两个阶层——贵中有贱，贱中有贵，层层分明，威力无边。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全国*大的官，莫过于宰相，宰相应该可以免此一劫。然而，自公元前三世纪稍后、西汉王朝开始，皇帝可以随时把大臣揪翻在地，骑在他背上，抓住头发。东汉王朝时，皇帝就在金銮宝殿上，殴打大臣。到了明王朝，更是令人战栗，有名的“廷杖”，不管宰相也好，部长也好，皇上只要发怒，立刻就有行刑队扑上来，也把他揪翻在地，用四根绳子，绑在早已固定好的木桩上，用黑口袋罩住他的头部，一块木头塞住他的嘴巴，脱下他的裤子，用木棍捶打。
即令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在北京，一个清王朝的家奴型小官，手提灯笼，走到西单大街，趴在地上，脱下裤子，教他的家人在他可敬的屁股上，痛打五六大板（当时报上说：如果不是熬不住，还可能打十几大板），然后爬起来，向围观的群众说：“这种滋味，好久不尝，痛快！痛快！”在凌辱和被凌辱中怡然自得。贵的一边偶然倦怠或偶尔慈悲，歇一歇手，或时代已不允许用这种方法虐待，而贱的一边，还大不满意，千方百计自己作践，想出种种妙计，使主子动手，因为，如不被主子虐待，如不主动向主子献媚、主动献上银两，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华传统文化中，谄媚成为主流，马屁和行贿手段之精密，令人拍案叫绝。就在二十一世纪，我还看到有些小册子，称呼他尊敬的人物（假设是我）名字时，还出现“上柏下杨”或者“柏上杨下”的奇观。我们就在这种文化中，踉跄走来，回首凝望，不禁满面羞惭，长长一声叹息：“中国人，你活得好没有尊严！”
贵的一层，永远乐意于虐待贱的一层，所以市井小民，虽然可以虐待妻子、女儿，但在广大的男人社会中，自己却永远是蚂蚁一样卑微的族群。任何一个小官小吏看他不顺眼，都可以把他揪翻在地，施以鞭打，而大官对小官也是如此。
缺少“尊重”
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有窝里斗的能力），只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红楼梦》中，王熙凤责罚丫环，丫环跪在地上，一语一叩头，王熙凤喝令打嘴，丫环浑身发抖，抬起头来等候，王熙凤又喝令、丫环：“你自己打！”那个因贫穷卖身的可怜女孩，开始用左右手分别打自己的双颊，一面痛苦地哀嚎，一面用力地抽打，眼泪和打出来的血同时流下。
大分裂时代中，一个王爷，喜欢吃血痂，王府之内的几百位官员，每天的工作就是轮流接受鞭刑，等到伤口结痂，王爷就掀下血痂下酒。另一桩有名的“儿口承唾”，苻坚大帝的孙子，逃亡到江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一咳嗽，旁边侍候他的书童，就会跪下，张开大口，那位王孙就将浓痰吐到书童的口中。
这还是小儿科的做法，在北齐帝国统治者的人渣家族中，一位王爷，高楼上拉大便，下面的仆人就得张开大嘴承接。长江南岸的王爷更凶，当他铸剑完成后，总是用别人的脖子做试验，如果一剑下去，人头落地，就证明那是一把好剑；如果不能一剑人头落地，而仅受重伤，它就作废。
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成了“主子”，也就是一旦有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了钱，或一旦有了权，他就能把丑恶凶暴的性格，发挥到极致。
时到二十世纪，凌虐的形式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心理状态，永恒不变，经常是“主子”们比上述的王爷更凶。而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陕西省的一位“主子”——小学教师，命全班小学生一一出列，打自己的嘴巴。而另一位“主子”，更理直气壮地对一个小学生实行黥刑，在脸上刺青。
这是酱缸培养出来的另一特长，自己的尊严，永远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尊严上——伤害别人的人格尊严、身体尊严、生命尊严，而且成为牢不可破的承传，构成另一种“恶婆媳心态”。
传统社会，婆婆对媳妇有无上权威。虽然她自己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她对别人的女儿，却百般地凌虐。媳妇心中充满了痛苦、怨恨，但无力反抗，唯一的盼望是该恶婆婆早日死掉。有一天，恶婆婆死掉，媳妇欢天喜地地坐上婆婆的位置。我们一定认为：这位受尽恶婆婆虐待的媳妇，绝不会再虐待自己的媳妇，可是，恰恰相反，这个受苦的媳妇一旦变成婆婆，成为“主子”后，立刻也就成为恶婆婆，变本加厉地虐待新任的媳妇。
恶婆媳角色的传承，思考模式的传承，好像是人生唯一目的，只要等到自己当上婆婆，一定向新媳妇讨债，计息还本。似乎是：中国人什么能力都有（尤其是窝里斗的能力），就是没有“尊重别人”的能力。
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吵？
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
华人之“吵”，是世界上一大奇景，美国人把它凝聚为一则小幽默后，声名更是大噪。该则小幽默说，有人向警察局报案：有两个华人在走廊上吵得不可开交，扰乱邻居安宁。警察赶来查看，发现只不过是两个中国人在那里讲悄悄话。
我是河南人，邻省朋友们（尤其是安徽），常嘲笑河南人“高半音”，既“侉”又“尖”，难以入耳。我*初还有点大怒，后来听遍了各省方言，发现“高半音”并不是河南人的专长，“侉而尖”更是普通现象，不禁大为轻松。反正，同一文化产生的声音，腔调、音量，虽然稍有不同，但“吵”的程度，全国则一。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保管不会有人听得懂。不但餐厅，即令是一项正式大会，主席在台上穷吼他的，台下听众，三人一群，五人一堆，分别交头接耳“讲悄悄话”，那可准是华人地盘，尽可放心在那里燃支爆竹后，扬长而去，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存在。
不但会场吵、办公室吵、家庭吵，商店、地摊、戏台、电视机、卡拉OK、电话筒上、迎神庙会，连出殡、做法事也一律吵得声震屋瓦。在台湾“国会”当然热闹得如同菜市场，庄严的“国会议员”，提出质询时，状如巫蛊恐怖时代特务头子审问政治犯，口沫四飞，指手画脚，好像这一下子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部长”可算栽倒在我手里了。几年之前，台北还有位“国会议员”，跳到桌子上，大声诟骂，观众和选民，看得如醉如痴。在这种示范之下，胜利者乐此不疲，失败者起而效尤，嗓门一旦高不可攀，除了“吵”，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就在写此文的今天，我在台北参加了一场作家聚会，台上一人吵，台下大家吵。聚餐时只听有人声嘶力竭，喉咙都喊哑了还在喊。好不容易逃出重围，回家之后，接到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语音凄凉，告诉说：“我刚参加一个婚礼回来，这是我这辈子**次遇到这么吵的婚礼。新娘是一位小学教师，三桌小学生闹得大家非咬着耳朵大声吼，否则就一个字也听不见。”他有一种感觉，似乎是自从进入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吵”的程度，随岁月而日升，并且发展出一种信心：“嗓门大才会赢！”想要中国人静下来，只有使用暴力。因为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能力的——我可没有说中华文化是没有自我克制教训的教训多得很，都在书上，而书，都在书架上。
我想这和“社会强力的机制”有关。二十世纪美国嬉皮年代的青少年，一旦进入社会，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要活下去，只有重新纳入秩序一途。而我们不然，“酱缸文化”对正面教养的腐蚀力，犹如吸了强力胶对身心的戕害作用一样，社会反而成为劣质文化的熔铸炉。成熟理性抬头的社会，是一个情绪受管理，音量得到控制的社会，既然有“理”，就不必一味借助咆哮。不夸张自己的喜怒哀乐，恐怕是中华民族要努力的功课。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教育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说话的分贝，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水岭！文明人“轻声细语”，野蛮人“既吼又嚎”！如果无法依靠教育推动这项“文明化”运动，是不是可以借助法律，动用立法，通过一项“吵律”，用强制的力量，逼使自己提升。
如果你从外太空突然降落到地球上的一家餐厅，发现客人喧哗震天，用不着算卦，准可以肯定它是一家中华料理。如果客人都在静静地进餐，那你可别讲中文，包管不会有人听得懂。
吵律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一定要成为一个安静的、有沉思能力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吵律”，古语也，用现代话，应该说是“口腔噪音惩罚条例”。不过，这项条例通过之前，必须先完成配套措施，那就是科学家的事了：要先发明一种“口腔噪音测量器”，约一枚银元大小，发给全体公民挂到脖子上，它会在口腔噪音超过法定分贝时，发出警报，警察就可以上前捉住，依“律”处罚。至于分贝指标，由“卫生署”或“环保署”详细制定，输入晶片。
“吵律”草案如下：
**条：大庭广众场所，如电影院、剧场、咖啡厅、茶室，有人大呼小叫，或大喊某人的名字，或猛传某种信息：“张部长教我告诉你…”总之，以引起大家注意为目的者，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三大板至十大板。
第二条：火车、汽车、捷运车上，手拿“大哥大”，高谈阔论，讲的全是一些屁事。超过法定音量者，打三大板至二十大板。
第三条：朋友小聚，谈天说地，本来欢乐无穷，却有人独霸市场，阻塞别人发言，只有他前仆后继，说个没完，听者大败，欲揍之而不敢，欲逃之而不能，依其音量超过法定分贝程度，打五大板至五十大板。
第四条：猜拳行令，早已不合时宜，应该改革，无论家宴或店宴，两个粗汉攘臂奋拳，目如铜铃，呼喊叫嚣“六六大顺”、“八仙过海”，声震屋瓦，迫使邻居邻桌，无可奈何，只好含辱负重，暗自垂泪者，打十三大板。
第五条：台上主席苦讲，台下人声喧哗，有的跟邻座交头接耳，有的向后座转身招呼，有的隔山打虎，和六七排之外嘘寒问暖，好像十八世纪的菜市场，依其分贝高低，打八大板至八十大板。
第六条：庄严的结婚典礼，小孩哭，大人叫，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谁也弄不清是鲁宴，还是蜂窝，新郎、新娘是什么模样，证婚人、主婚人在台上讲些什么。没有人听，更没有人关心，宾客既不是来祝福，也不是来祝贺，只不过来参加综艺节目，好不过瘾。应依其音量超过分贝之程度，每人打五大板至五十五大板。
第七条：亲人逝世，锥心伤痛，丧事礼堂，一片悲戚。偏偏有些混世之棍，没有一点哀戚悼念之情，甚至有人还大喜过望地惊叫：“哎呀！张公，好久不见，走，咱们找个地方喝两盅！”有些丧家，购买一卷现成的哭带，届时开播，分贝之高，连吉隆坡都听得见。自应严惩，以分贝高低，打二十大板至八十大板，*好打得皮破血流。
第八条：两人相对说“悄悄话”，应以对方听得见为度，而竟然高到身旁行人都听得见，即令“探测器”没有反应，只要身边的人向警方检举，举出“悄悄话”内容，与实际相符者，打五大板。这份草案，真是名副其实的草案，际此人权日益提升之日，打屁股似乎不被国人接受，那么，改为鞭打也行，文明国度中的英国，直到今天，仍有鞭刑。如果仍窒碍难行，那么更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改为罚款，须知世界上没有一个富豪，甚至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库，能受得了无穷尽“自乘”式的罚款，一旦罚到他痛不欲生，他就非变做一个文明人不可。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法，中国人必须成为一个安静的、沉思的、拥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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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作者简介

柏杨，中国人熟悉的作家，其创作生涯大致可分为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历史，十年通鉴；他不仅是一名著作等身的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社会观察家和文化评论者；他不但是历史见证人，也是文化改革的行动者。如此丰富的人生不容易说得清，还是看他写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