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作家都有其让读者感到亲近的独特方式,如果谈起帕乌斯托夫斯基,这位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散文集《金蔷薇》而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作家,他的“方式”就是他作品中洋溢着的诗意情怀、无处不在的抒情风格,以及温暖人心的对大自然、人和文化的挚爱。在中国,在弥散着理想主义热情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用他“维罗纳晚祷的钟声”唤醒了一代人心中冰封已久的诗意、温暖的感觉。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发表的**部长篇小说《浪漫主义者》中,这种诗意、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之后,这一特点贯穿了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尤其是他的随笔和短篇小说。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浪漫主义不是完全虚幻的、凌驾于生活之上的,他作品中扑面而来的诗意和对生活的喜悦之情都来自他对所见所闻的独特理解,以及能够在普通事物中挖掘出不寻常意义的天赋。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诗意,首先表现在他作品中所描述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心、同情心和善心,对于帕乌斯托夫斯基来说,“作家、诗人、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颂扬生活,恰似颂扬阳光下*美好、*合理的东西”。在《一篮云杉球果》中,作曲家格里格信守十年前的诺言,把自己的交响曲送给一个偶遇的女孩作为二十岁的生日礼物;而《一枚小钢戒指》讲述的则是一个小女孩为了一枚普普通通的小戒指而伤心或开怀,因为这枚戒指能够让她喜爱的爷爷永葆健康。
《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作者作为一名“旅行者”,帕乌斯托夫斯基把自己的创作和他的旅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初是色调绚丽、浸透着异国情调的“南方系列”——长篇《浪漫主义者》、《亮闪闪的云彩》、《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然而,在**次北方旅行之后,“北方迷人的力量”使他“惊呆”了,作家说,“为了欣赏这片像野菊花一样淡白的北方美景,真想活上几百年”(《断想数章》)。比起南方,北方更能引起作家的兴趣。北方激发出了这样一些作品,如《查理·隆谢维里的命运》、《湖上前线》、《北方的故事》,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来到俄罗斯中部的梅晓拉地区,他说他“不会用俄罗斯的中部去换取地球上*著名、*惊人的美景”(《断想数章》),他把他一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归功于这个地区——散文集《梅晓拉地方》、《森林的故事》,短篇小说《夏日》、《破旧的独木舟》、《电报》、《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哨所》、《独面秋天》等等。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系列,帕乌斯托夫斯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念,坚守着“抒情诗人”、“大自然的歌手”这样的身份。在他1968年去世之前,帕乌斯托夫斯基有数种文集或全集面世,其大部分作品已经拥有多种文字的译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又出版了作家的九卷本文集。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他曾受到高尔基、罗曼·罗兰等文学大师的高度评价,他曾长期担任俄罗斯*高文学学府——高尔基文学院的院长,据说,他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名单,只是由于某些非文学因素才未能获奖。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似乎始终处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即便是这样,他也曾竭尽全力地捍卫文学,表现出了一个文学家的良知。他曾经为布尔加科夫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对帕斯捷尔纳克表达同情,更对审判阿勃拉姆·捷尔茨和尤里·丹尼埃尔的事件提出过抗议,他也在声援布罗茨基的信上签过字……正因为这些举动,他曾被很多作家称为“我们的良心”。这又使我们意识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温暖”,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也体现在他的生活实践中。
英勇
小男孩正用彩色铅笔画画。他全神贯注,而且在认真地思考什么。后来,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眶里突然涌出了泪水。泪水顺着面颊流到被铅笔弄脏的手指上,孩子哽咽起来。
“爸,”他小声问,“人为什么不发明出一种长生不老的药呢?”
于是我不得不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
飞行员在雾中迷失了方向。
海洋气象站都挂出了通告,有一股强热气流正向欧洲上空移动。
时值冬季。没有落雪,但干树叶折断的喀嚓声使这座海滨城市的居民想起了冰块的脆裂声。这种声音是冬天特有的。
对于海上的雾和烟雾,这方面的专家,英国人泰勒和德国人乔治曾下过精确的定义:“热带暖气流如果冬季进入欧洲,*初会变为淡蓝色的烟雾,覆盖几百海里的海面,之后烟雾变成蒙蒙细雨。这种雾很稳定。”
飞行员舍巴林知道这一点。下边是卡拉达格山的深渊和嶙峋的山巅,覆盖着千年的苔藓和褐色的水皮。雾笼罩着山峰。它飞快地涌向山峦叠嶂的花岗岩峭壁,继而像一道白色的河流直冲九霄。这根雾柱是舍巴林惟一的定向标,他正顽强地驾着神鹰围着它兜大圈子。
大海发出冷漠而低沉的涛声。初冬的红日高悬在烟雾之中,将暗淡的古铜色的阳光投到湿漉漉的机翼上。
机舱里躺着一个发烧的小男孩。母亲坐在孩子身边。每次舍巴林回头总看见她嘴边深深的几乎像男人的皱纹。孩子快要死了。
舍巴林从草原把孩子接出来,是要把他送往海滨城市的医院。三小时前把孩子抬进机舱的时候,干燥的天空万里无云,飞廉上的蛛丝闪闪发光,没有任何起雾的迹象。
舍巴林明白,即使两三小时后,飞机能成功着陆,也已经迟了,孩子已无法救治了。浓雾中没有任何希望。
飞机昂扬地吼叫一声,冲入一团潮湿的不透风的雾中。孩子正在折腾,说胡话。
舍巴林突然发现下边一只神速飞翔的大鸟的影子。飞机!舍巴林即刻把座机拉高。
“冷凝处理!”随航机械师大声对他说。“总算能飞出去了!’
舍巴林点点头。另一架飞机展着银翼迎面一闪而过。舍巴林认出这是斯塔夫里基的飞机。
斯塔夫里基驾机在雾中穿行,机尾拖出一道道宽宽的带电粉尘组成的轨迹。粉尘吸引了雾的微粒,将雾化为大雨点。*初的雨点已经斜打到机舱的弦窗玻璃上。
雾已经沉到深深的山谷里,湿漉漉的卡拉达格山脉已经在斑斓的阳光下闪烁,舍巴林看见下边被雨水冲刷过的大地。大地的色彩不断闪变,使人眼花缭乱。
舍巴林稳稳地着陆了。
孩子从机场被送往医院。舍巴林从容地走下飞机。机场挤满了飞行员,他并没有感到吃惊:斯塔夫里基出动,他也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飞机除雾原是一件很复杂而费用高昂的事,但这也没有使他感到奇怪,因为孩子的生命更加宝贵。
“这孩子究竟是谁呢?”舍巴林暗想。在接受飞行命令的时候,这一点他甚至也没有问。
傍晚,报纸出版的号外报道说,飞行员舍巴林将一个患脑震荡的约摸七岁的男孩送来本市。医生们认为孩子的情况几乎已经没有希望了。但在绝对安静和没有干扰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转机。
报纸发行一小时后,各街道就贴出了市苏维埃的通告,希望全体公民保持安静。值勤的民警中断了医院周围的交通。
但这些措施都是多余的。没有任何命令,全市都屏住了呼吸。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哔啸声就听得更清楚了。
汽车都沿市区的周边悄悄地行驶。司机一向习惯于加大油门,高声鸣喇叭,现在却静静地坐在漆黑的驾驶室里,像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一辆叫“茶炉”的破旧的出租汽车把司机们都惹恼了。这辆车突然轰轰隆隆地响起来。司机们尾追着它,挥舞着拳头,尖着嗓子小声威胁说:“没有好下场,鬼茶炉!”
卖报纸的不叫卖了。扬声器关上了。少先队员们组织了维护安静的小分队,但他们几乎没有事情可做。
没有人破坏安静,只出了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那就是码头上的一名路灯工人,一个性格开朗的老人引起的。
他一路走,一路放声高歌,这座海滨城市的人都爱唱,爱笑。歌词是他自己编的。
路灯通明,无需靠星星,
天上也无需群星照明,
我们真开心呀,真开心,
因为不用摸黑把路行。
少先队员们把老人拦住了。他们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之
后,几杯酒下肚的路灯工人坐到马路上,哼哼哧哧脱掉皮鞋,蹑手蹑脚朝城根他那所孤零零的小屋走去。在胡同里,他小声警告过路的人。回到家,他就把猫从贮藏室放出来,免得它喵喵叫。后来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凸形的大怀表,听了听它嘀嘀嗒嗒的响声,然后把怀表放到桌上,用枕头蒙住,举起拳头警告了它一下。
第二件事发生在码头上,事后人们在海滨一带议论了很久。
应当说,自古以来海上就有运货的船只。这些货船在离漂亮的柴油船不远的地方,笨重地在浪尖上摇荡,发出轧轧的响声。柴油机船对它们很不友好,总侧目而视。夜幕降临,这些柴油机船的螺旋桨哗哗地掀着浪花,像耀眼的行星沉落一样,从海平线上消失。
正好一艘名为“海上劳动者”的这样的货轮,满载着屋顶铁叶驶近孩子住院的这个城市。
在距海岸十海里时,货船收到港口主任的无线电报,通知他们由于特殊情况,港口不定期停止卸货。
距港口两海里时,又收到第二份无线电报,命令该货船靠码头时,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鸣笛,而“海上劳动者号”尖厉刺耳的笛声远近闻名。
“海上劳动者号”上的船员都喜欢取笑逗乐,他们像所有的海员一样,善于揣度猜测。尽管他们情绪都很好,但仍免不了担心,因为把两份难以捉摸的指令联系起来,足以说明这座海滨城市一定发生了重大事件。
“海上劳动者号”进港时,一艘摩托艇朝它驶去。港口主任登上甲板朝船长室走去。
港口主任从船长室出来时,海员们听到摸不着头脑的只言片语:
“……我们的医院就紧靠着海边……”
“海上劳动者号”船长登上舰桥,发布简短命令,要求货轮驶入锚地,就地抛锚。不要浪费时间!货不卸了!
船员们纷纷抱怨起来。于是船长将全体船员召集到前甲板上,向他们宣读了报纸上有关孩子的消息。
“你们自己也明白,城里不能有响动。咱们的货现在也不必瞎忙活。”
这次“海上劳动者号”也不像往常那样,在锚地只等候一天一夜。也没有人认识这个小男孩,但是一提到他,总是满怀深情。
期待中充满了种种朴实而忧伤的故事和想法。大家争相传阅岸上来的报纸。尽管人人都暗暗地为这个不相识的男孩的命运担忧,如果是二十年前,海员们会认为这种担心显得可笑,甚至不可理解,现在他们却为此而暗自感到自豪。
是为自己感到自豪,还是为港口主任感到自豪,海员们也说不清。可是在迎接港口主任时,他们全体脱帽,之后又向他那穿着闪亮制服的背影长久地行注目礼。
城市屏息静气,一片沉寂。它给居民们一种孤独与清新之感。在敞开窗户的房间里沉睡一夜之后,周身每一个毛孔都浸透了清晨的清新和朝阳。思绪一扫疲惫与尼古丁的困扰,地平线渐渐远去,渐渐消失,展现出新的海岸、海岬陆地,为激情和诗提供了新的营养。
城市寂静无声,这么一来,海涛声、风声和干树叶的哔唰声就听得更清楚了。粉色的法国梧桐树叶的沙沙声特别响。可什么也不能与震耳欲聋的涛声相比。
孩子发病的第三天,这个城市又遇到了新的考验。码头的桅杆上挂起了风暴的信号。风暴像千百列快车轰轰隆隆自海面滚滚而来,强风暴总是在万里无云的天气突然掀起。当发蓝的天空亮到极点时,也就预示着风暴的来临。
市苏维埃已向市民发出了第二号紧急通告。通告说,对于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噪声已采取消除措施。在发明人恩斯特监督下,医院正在完成一套设备的安装,以便严密隔绝外界的噪声。
风暴预计在半夜到来,因此,必须在风暴到来之前完成被称之为“隔音屏”的设备安装。
安装工们正在医院里动作敏捷地静悄悄地工作。时间不多了。风已将一条条苍白的云带送上城市的高空。风暴逼近了。刚刚掀起的阵风已经吹过广场,将一堆堆干枯的秋叶向果园卷去。
夜幕降临前是孩子病情变化的关键时刻,而正好在这时,风暴袭来了。它以排山倒海之势卷着浪花,伴随着柔弱无力的海鸥沙哑的哀鸣和尖叫登上岸来。大地颤抖了,山林在摇摆,发出低沉的树涛声,一艘艘轮船烟囱里吐出的浓烟拖着长声呼哨着冲向空寂无人的街道。
在**次风暴袭来前几分钟,恩斯特接通了“隔音屏”。他被批准进入孩子的病房,以便检验“隔音屏”的性能。
在震耳欲聋的风暴肆虐下,恩斯特缓步上楼。绝对的安静使恩斯特清晰地听见自己肺部咻咻的呼吸声。恩斯特走进病房,暗淡的灯光映照着一片静寂。只有因不远处浪涛的汹涌引起地板震颤才使人感觉到风暴的存在。
但恩斯特并没有留意。他望着孩子。孩子睡了,微张着嘴,睡梦中露出微笑。他听见孩子均匀而平静的呼吸。他忘记了“隔音屏”,忘记了风暴,也没有留意医生和穿白大衣的少妇。她坐在孩子床边。他事后才回想?起她热泪盈眶,泪水缓缓地滴到膝上,使他大为吃惊,尽管只短短的一瞬。
少妇抬起头来,恩斯特明白这是孩子的母亲。她站起来朝恩斯特走去。
“他会活着,”她说,突然微微一笑,眼望着恩斯特背后很远的地方。恩斯特回头看了一下。背后没有人。
“您太伟大了,”她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激您!”
“别这么说,”恩斯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和咱们国家的每一位劳动者一样伟大。不比他们更好。您幸福吗?”
“幸福!”
“您看,”恩斯特说,“创造幸福,这是崇高的劳动。全国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您不必感谢我。”
半小时后,全市得知孩子已转危为安。
正与风暴搏斗的广播站即刻将这一消息送向夜空,送向海洋,送向全国各个角落。
保持安静的命令撤销了。
在已成强弩之末的风暴声中,传来了轮船的汽笛声、汽车的喇叭声、升上屋顶的旗帜呼啦啦的飘扬声,还有阵阵钢琴声,它们都在表示祝贺。掌管路灯的老汉也唱起他新编的质朴的小调。
我让条条林荫道大放光彩,
祖国为它纵情高唱吧,
我老汉为你,年轻人,干杯!
宣布全市放假。暴风雨住了,像往常一样,无边无际的大海风平浪静。风暴不知退到大海尽头的什么地方去了,它的波浪拍打着绵延数百海里的海滩,清澈的海水冲刷着礁石,法国梧桐的红叶和温煦的、贴近地面的阳光在水上荡漾。
您如果在初冬时节来过海边,您想必会记得那仿佛在晨睡时的轻松的呼吸,您想必会记得那被暴风雨洗涤过的淡蓝色的空气,远处的海面上耸立着一排褐色的山岬,大海轻轻地将金光闪闪的水波和薄雾送到山脚下。
《帕乌斯托夫斯基散文》作者作为一名“旅行者”,帕乌斯托夫斯基把自己的创作和他的旅程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最初是色调绚丽、浸透着异国情调的“南方系列”——长篇《浪漫主义者》、《亮闪闪的云彩》、《卡拉·布加兹海湾》、《科尔希达》、《黑海》以及其他一些短篇小说:然而,在第一次北方旅行之后,“北方迷人的力量”使他“惊呆”了,作家说,“为了欣赏这片像野菊花一样淡白的北方美景,真想活上几百年”(《断想数章》)。比起南方,北方更能引起作家的兴趣。北方激发出了这样一些作品,如《查理·隆谢维里的命运》、《湖上前线》、《北方的故事》,还有一些短篇小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帕乌斯托夫斯基来到俄罗斯中部的梅晓拉地区,他说他“不会用俄罗斯的中部去换取地球上最著名、最惊人的美景”(《断想数章》),他把他一生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归功于这个地区——散文集《梅晓拉地方》、《森林的故事》,短篇小说《夏日》、《破旧的独木舟》、《电报》、《烟雨霏霏的黎明》、《“273”护林哨所》、《独面秋天》等等。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系列,帕乌斯托夫斯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学理念,坚守着“抒情诗人”、“大自然的歌手”这样的身份。在他1968年去世之前,帕乌斯托夫斯基有数种文集或全集面世,其大部分作品已经拥有多种文字的译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又出版了作家的九卷本文集。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帕乌斯托夫斯基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他曾受到高尔基、罗曼·罗兰等文学大师的高度评价,他曾长期担任俄罗斯最高文学学府——高尔基文学院的院长,据说,他曾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终名单,只是由于某些非文学因素才未能获奖。在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中,帕乌斯托夫斯基没有经历过什么大起大落,似乎始终处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即便是这样,他也曾竭尽全力地捍卫文学,表现出了一个文学家的良知。他曾经为布尔加科夫的不幸遭遇鸣不平,对帕斯捷尔纳克表达同情,更对审判阿勃拉姆·捷尔茨和尤里·丹尼埃尔的事件提出过抗议,他也在声援布罗茨基的信上签过字……正因为这些举动,他曾被很多作家称为“我们的良心”。这又使我们意识到,帕乌斯托夫斯基的“温暖”,不仅体现在他的文字中,也体现在他的生活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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