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红楼 内容简介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策划、拍摄、制作长达三年之久。这部鸿篇巨制既承载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电视观众的记忆，也是上百个演职人员对那段青春岁月的斑斓记忆。本书以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的自述和大量经典珍藏剧照，回顾、还原了《红楼梦》这部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的拍摄全过程。
作者回忆了当年“红楼”拍摄戏里戏外的点滴故事，选角、培训、拍摄，多情公子和大观园中的姐妹在镜头外，有竞争也有友爱。曹雪芹笔下的家族荣衰、多舛命途被搬上荧幕后，这些青
年男女脱下凤冠霞帔，走出红楼，踏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黛玉”遁入佛门，芳华早逝，“宝钗”移居海外，孑然一身，他们命运竟也如剧中一样令人欷歔…
作者携手当年参与电视剧拍摄的所有主要创作人员和演员，以**手的资料与读者共同完成这场盛大的文化集体回忆。

记忆红楼 本书特色

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欧阳奋强深情自述，全体主创只员集体回忆，海量珍藏剧照首次曝光。红楼沉酣一梦，宝玉回首千行，“晓旭，想你！”

记忆红楼 目录

记忆红楼 节选

**章童年·“我真的和潘冬子很像！”
1964年3月，我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工人家庭。
在市中区春熙路附近的江南馆街的小院子里面，楼房都是那种木结构的老房子，木墙、木地板、黑瓦。墙壁因为有了一些年份，有些发黑和暗淡，木纹也看不清楚了；地板被拖布擦洗得有些发白，木质的纹路清晰可见，好像还可以闻到树木的味道一样。
二楼住了几户人家，我家就在其中；楼下就是我妈工作的粮站。
这个楼给我印象*深的是，上楼的楼梯非常陡，陡得真的是在爬楼梯。从开始学走路到离开这个小院，我一直就很喜欢爬这个楼梯，而且爬得非常快——到现在我登楼梯的速度依旧很快，也不觉着累，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天井里种了一些树木，都不是很粗大；还有一个花坛，一年四季鲜花盛开不败。
我和邻居家的孩子喜欢围着花坛捉猫猫耍（捉迷藏），由于年龄小，跑急了的时候脚下一绊，就会来个狗啃泥。摔倒就会哭，妈妈很心疼地抱起我。这个时候邻居就说：“不哭哈，娃儿是摔大的，茄子是吊大的。”
我妈就不心疼了，给我吹小手，拍拍身上的泥土，说：“去耍吧！”
有了妈妈这个鼓励，就会忘记疼痛，玩得比先前更欢了。
大家相处得非常好，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端着饭碗蹲在屋檐下面吃；哪家有好吃的，也会嘻嘻哈哈跑过去夹几筷子菜到自己的碗里，继续蹲在那里吃。大人是一边吃一边聊天，我们是一边吃一边耍。
院子里面也不是每个小伙伴都会和我耍的，记得有一个是转业军人的家庭，这在当时很了不起，因为曾经是军人，还在一个单位当科长，他们家的孩子从来都是俯视我们这些孩子的。
他有优越感，我也有自己的优越感，那就是我爸是粮站的工人，也有很多便利的。那时候买米买油还有节日供应的花生什么的都是凭票的，民以食为天，从我懂事就体会到了。
我爸工作的粮站辖区范围里有市中区的一个电影院，东风电影院。每次我爸给他们送粮的时候，我会跟着去，为了看电影。
我看的**部电影是《打击侵略者》，一部打仗的电影，讲的是抗美援朝，好看啊！可以说，当时“文革”放映的所有电影我都看过。
后来放《闪闪的红星》的时候，有人觉得我长得非常像演潘冬子的祝新云，就对我说：“如果你生在北京，家里有关系，潘冬子肯定就是你演了。”
我爸只是笑笑，觉得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在我后来演了《红楼梦》之后，还有人这样对我说：“哎呀，著名演员来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可接下来的话就气死我，“你的潘冬子演得真好！”
我产生去做演员的念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但要做一个演员，以我的家庭出身来说，又是可望不可即甚至渺茫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走上演员这条道路。
演员就是银幕上、画报上、报纸上的人，是抬头才能看见的；低下头就是自己的路。那时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另外一个地方“朝拜”这些演员，那就是春熙路。
春熙路离我家很近，春熙路上有个工艺品商店，一楼的柜台里面有石膏做的潘冬子塑像，雪白一片，冬子戴着八角帽。
去了那个商店就会看上半天，站着看够了就蹲下继续盯着，柜台的玻璃就像镜子一样清楚照出我的样子：自己真的和冬子很像！
只是看还不够，就要妈妈给我买一个。
妈妈舍不得，因为太贵了，石膏像定价四元五角。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花这么大一笔数目的钱买一个只能看不能吃的东西，是一种奢侈和浪费。
闹了半天，我妈也没给我买，还教育我：“都是当哥哥的人了，咋个这么不懂事呢？”
我妈这么一说，我就不好意思起来。
妹妹比我小七岁，我是老大，自然要比妹妹懂事。
粮站工作还有另一个优势，就是在供应粮食的单位里面，还有市新华书店，我爸和他们很熟，每次有新的连环画，我爸总能买到，我就有一大箱子的连环画。
喜欢看书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培养起来的。
这些连环画我很爱惜，不会借给任何人。有次有个叔叔来我家，看见这些书，就想借一本去看。我答应了，让人写了一张借条后才借给人家。那个叔叔刚走，我就不放心我的书了，硬要我爸带着我去叔叔家，找他还我的书。
我爸也希望我学个手艺，我姑父是重庆歌舞团的，来成都演出的时候在重庆买了一把二十五元的小提琴，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到了成都后姑父教我拉琴，整天就是哆来咪发嗦，枯燥得很，而且不成调，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只要我一拉小提琴，邻居就说：“欧阳又在杀鸡杀鹅了！”
对拉小提琴我没有一点兴趣，但我姑父和我父母希望我学会，会拉小提琴算是一个特长，有了这个特长长大以后就可以不下乡，好找个工作。
每天练琴，我爸虽然不懂，就在旁边监督我。只要我爸不在身边监督，我就拿着小提琴发呆。
练琴一般是在放学之后，我把米饭煮上后就在公共的阳台上开始练琴。不想练，就玩耍，到我爸要下班的时候，就会盯着楼下右边的巷道，那是我爸下班回家的习惯路径。这种把戏玩多了也有穿帮的时候，有次我正在张望，看我爸下班没有，没有想到我爸已经站在了我身后。估计我爸也知道了我的把戏，就绕了一个圈，从左边的巷道回到了家。当时，我脸煞白，异常惊恐地望着我爸，就像耗子看见猫一样恐惧。
看见我这样，我爸心疼得不得了，摸着我的头：“不要怕，娃娃，不喜欢我们不练就是了。”
这个小院子一共住了十几户，我们家在十几户人家里面的生活水平属于中等，所以，我每天都有零食吃——两颗水果糖。
虽然每天有两颗水果糖的零食，可小孩子还是嘴馋。嘴馋又没有钱，又不敢找家里要，我会在放学的路上去偷路边人家自行车的铃铛，拿去当废铁卖；还拣过橘子皮，把家里没有用完的牙膏挤出来，牙膏皮拿去卖，卖了就有钱了，就去买糖、榨菜和虾皮吃。
因为我是儿子，也是家里的长子，我爸对我的管教很严厉，他要我走正道；因为我们家没有任何背景，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走了正道才能找到一个工作，才有一口饭吃。
我爸历来教子的信条是：“黄荆条子出好人！”黄荆条子就是一种植物的枝条，打在人身上很疼，也就是俗话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意思。
到现在我爸还说：“亏得我那时候用黄荆条子打你，不然你哪里有今天的成绩。”
我笑：“如果你不打我，说不定我的成绩更大——因为我胆儿小，你那么一打，把我的聪明才智都打跑了，也把一个人才扼杀在了摇篮里面！”
像很多家庭的老大一样，父母上班、我上学的时候，脖子上会挂一串钥匙，方便回家做家务活。放学回家后的**件事情就是揭开蜂窝煤炉子，准备做饭。很多时候是洗完米后，忘了揭开蜂窝煤炉的盖子就开始煮饭，这样等于没有煮；要么就是揭开盖子，忘了给米加水，饭煮糊了，我还闷着头在做作业。
爸妈在单位工作了一天，很累；再加上又是“文革”，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好，回到家一看我还没把饭煮好，气就不打一处来，我爸就会打我。
做错事情我爸肯定会打我，就是这样也挡不住我淘气。
比如修改考试成绩，把58分改成68分；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老师通知家长去学校…这些事情一旦被告发，我爸就会对我一顿暴打。
当然，我爸现在会说：“那时把气撒在你身上是不对的。”
我爸工作的粮站离我们家有五站地，小时候我没有上幼儿园，我妈上班的时候带着我，有时是我爸带着我去上班。
为了节省车费，我爸上班都是步行；如果我跟着去，这一路是我们父子俩的世界。从家到我爸的单位走路要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我爸就给我讲故事，《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就是在那个时候讲给我听的。
和我爸一起上班，在路上听我爸讲故事，是我那时*大的精神食粮；而我以后喜欢讲故事也是受了我爸的影响。
位于川西平原的成都是一个不大的省会城市。
城市虽然不大，但在我的眼里它却是一个很大的神奇乐园，处处都充满了无限的诱惑和刺激。
每当我骑自行车穿梭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时候，我总是会以新奇的眼光打量着这个美丽的城市：一条贯穿南北的人民路，起点是火车站，到了市中区的时候，被人民展览馆截断，北面是人民北路，南面是人民南路。
听我父母和周围的大人说，人民展览馆所在的地方是蜀国的皇宫，也叫皇城坝。“文革”的时候为了革命，修成了一座巨大的展览馆，以展示革命的成果，命名为万水展览馆。
这座巨大的建筑，坐北朝南，风格有些像北京人民大会堂。我去北京之前，只在报纸、画报还有电影之前加映的新闻记录片里看到过人民大会堂。万水展览馆就是成都的人民大会堂，我一直这样认为。
展览馆的前面，有个高高的大理石台子，上面矗立着毛主席的大理石雕像，毛主席左手背在身后，右手高高舞动，眼神慈爱，注视着面前南来北往的人民，这个塑像自落成以来就成为成都的一个著名标志——毛主席挥手，这座塑像现在还屹立在成都的中心位置。这样的地理位置相当于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每次经过这里，我都以一种敬畏的心情和仰慕的眼光注视着这个巨大的建筑和英武的毛主席。
十二岁的时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骑的是我妈的自行车，26凤凰女式车。
说是骑自行车，其实是手握车把侧身跨骑在自行车中杠下面的三角区，不是像大人那样坐在上面很洒脱、很自在地骑车。就是这样别扭的骑车姿势，我也会和小伙伴们快乐地骑着一路飞奔到展览馆前，在那里玩耍，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注视下骑车，觉得自己是天下*幸福的孩子。
有次幸福得过头了，和旁边的大人撞上了。我个头小，又是那种骑车的姿势，就摔倒在路边。
那个大人不但不扶我起来，还扔下一句：“你个瓜娃子，咋个骑车的？”
抚摸着疼痛的膝盖和腿，我龇牙咧嘴在心里发誓：“年纪小就该受欺负？以后我长大了，一定要骑车撞翻你！”
小孩子都是没有记性，爬起来就忘了疼，继续高高兴兴往前骑。
路上会经过红照壁的四川剧场和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偶尔看到一些虽然穿着和我父母一样普通衣服但气质不凡的男女进出，就会多看两眼，很羡慕。
因为省人艺的人都说普通话，实在是太好听了，当时觉得会说普通话的人太了不起了。
记得*清楚的是**次去四川剧场看的折子戏专场，刚刚粉碎“四人帮”，老剧目都拿出来演，那晚真的是名家荟萃，有陈书舫的《秋江》、周企何的《迎贤店》、唐云丰的《柜中缘》等，也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就觉得好听、好笑，还好看。
看电影是跟着我爸蹭的，到四川剧场看戏是和伙伴们，也知道怎么不买票就能看到演出——我们几个孩子骑着自行车从省人艺的大门进去，进去后把车停好，由院子里面通向后台的门进入剧场。进去之后肯定是没有座位的，没有关系，后面几排总是有空位的。
看话剧，让我觉得非常新奇和不可思议，他们的演出就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住了我，深深地打动了我。
也就从那时开始，话剧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变得高大起来。地位高，所以没敢想过考省人艺，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一路再往前就是锦江宾馆，锦江宾馆是当时成都*大、*高级的地方，外形方头方脑的不是那么起眼，可怎么看都那么漂亮；宾馆还那么戒备森严，进出的人基本都穿着中山装，手里提着黑皮包，表情很严肃，也很了不起！想来，那个地方应该不是一般人可以去的吧。
没有想到，我竟然就在这个地方和北京来的导演见了面，进而改变了我的人生。
骑着自行车到处玩耍是我们那时的*大乐趣，也是**位的；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次要的。
特别羡慕、特别佩服我们班的班长周建，因为他是少年宫故事队的队员；他可以经常不上课到刚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风光不说，还总是被人夸。
羡慕、佩服他，就会巴结他，在学校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整天跟着他，拿现在流行的话就是给班长做马仔，想跟着他学讲故事，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去东城区少年宫了。
不久机会来了，东城区少年宫要演出一个小歌舞节目，需要招收合唱队的队员，老师见我长得乖，和周建的关系又好，就把我招进了合唱队。
说是合唱队，其实连台都不能上，就是在幕后帮腔的。但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合唱队的队员好歹也是少年宫的人了。
排练的时候，合唱队的唐老师一边指挥，一边皱起眉头。
“哪个同学是左撇子（跑调）？”
大家谁都不承认自己是左撇子，都认为自己是唱准了的，就静静地看着唐老师。
唐老师也不知道这个跑调的声音是从谁的嘴里发出来的，就来了一个测验，把所有人逐个叫出来独唱。
这一招真灵，一唱我就现眼了，跑调的是我。唱歌不是我的特长，在合唱队真的是滥竽充数。
当场唐老师就把我开除了。
离开合唱队的时候我是一步三回头啊，因为真的喜欢少年宫的这些活动，自己又不够条件，那种心情别提有多难受了，这也是我遭受的**次打击。
真的是我给班长周建当马仔当得好，周建很义气地对我说：“我教你讲故事。”
他就随便找了一张报纸，是批林批孔的文章，让我读给他听。这个不难，和周建那么亲密，久而久之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就学着他的调调读了一遍。
周建一听还可以，又告诉我一些技巧，比如，怎么断句，怎么强调，该做什么样的表情。他这样点拨我，我就更加上道了，完全找到了感觉。
感觉找到了，周建就带着我去了少年宫故事队，讲给故事队的老师听。老师一听，不错，说：“你到故事队来吧！”
高兴啊，真的成了少年宫的一员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去了故事队还是轮不到我上场，我是替补队员，每次故事队出去讲故事我还是像一条尾巴一样跟着大队。
看着其他队员在台上讲故事，心情可复杂了：“我什么时候可以登台讲故事啊？什么时候才不是板凳队员啊？”
终于有次我可以登台了，讲的是革命故事《赔茶壶》，就是讲解放军打破了大娘的茶壶，要赔给大娘的故事。我把军民鱼水情讲得声情并茂，把听故事的人感动得哗哗的。
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就成为故事队的正式队员了，随着故事队步行到各个学校讲故事；哪里成立了革命大院，我们就去新成立的革命大院讲故事。
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讲得好，照片登上了《成都日报》。照片里我就是小小的、圆圆的那种，还是因为人家觉得我长得乖，所以登了这么一张小照片。
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照片登上报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拿着那张报纸，我看不够啊，就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这还不算什么，电视台还来给我录像了，这个故事在电视台播出了。遗憾的是，那时电视机不普及，没有多少人可以看到；我父母和妹妹都没有看到我在电视里风光的样子。
电影《春潮急》的导演殷向霖伯伯就是看了我在电视上讲的《赔茶壶》的故事后，决定让我扮演女主角的孩子。
在拍《春潮急》之前我就认识殷向霖伯伯了，他的爱人是省川剧团的，我爸的朋友陈国新的家也住在省川剧团院子里。我经常去他们那里玩，每次他们看见我，就说：“欧阳，来一个！”
所以，当向霖伯伯在电视里看到我之后，决定要我去演这个农村孩子。他先是到了我就读的纱帽街小学，找到我的音乐老师罗老师，说是准备让我去拍电影。
当峨影通知我爸，让他带着我去峨影试镜的时候，我爸问人家：“峨嵋电影制片厂在哪里？”
人家说：“在西郊的罗家碾。”
第二天，我爸骑着自行车奔向了峨影。峨影的位置很偏僻，正在修路，一路颠簸到了峨影厂大门。把守厂大门的还是解放军，戒备森严，一般人进不去。
我爸对解放军说：“是《春潮急》的剧组请我们来的。”
解放军很热情，手一指：“进门左拐就是。”
进去之后就看见了《春潮急》的牌子，再进去到了一个房间，一看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有导演、摄影、美工等，也有来试镜的其他小朋友。
导演还是让我讲故事，我讲的仍旧是《赔茶壶》的故事。后来他们要我表演一些其他的东西，我就学着打仗电影里面英雄们的样子，把手做成枪，嘴里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我爸吓了一跳，以为我在玩，赶紧阻止我。
导演向霖伯伯说：“没有关系，让他自己继续发挥！”
试完镜没有几天，剧组就通知我，去云南拍《春潮急》。
《春潮急》我演得还不错，接着向霖伯伯拍《冰山雪莲》的时候，又要我演了一个藏族孩子。
在两年的时间中，我演了两部电影。
现在回头看我扮演的那两个角色，觉得完全不像：我是一张娃娃脸，胖乎乎的，农村孩子和农奴的孩子怎么可能长成我那样？但那时电影对可爱孩子的定位就是那种像小苹果的脸。
在《春潮急》摄制组，我认识了张可一叔叔，张叔叔告诉我，一定要把文化学好，一定要多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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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红楼 作者简介

欧阳奋强，四川电视台首席编导，国家一级导演，四川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1964年3月生于四川成都，十四岁进入峨嵋电影制片厂参演电影。1984年被选入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剧组，他塑造的宝玉成为永恒的荧幕经典。
深圳大学影视制作专业毕业后，进入四川电视台任导演。曾导演电视作品三十余部，其作品曾荣获全国优秀电视“飞天奖”五次、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两次、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