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文人群落与文学变迁-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自觉的历史阐释 节选

bsp; 序
李昌集
本書是作者在揚州大學讀博期間完成的博士論文，我是他的
導師。選題和撰寫大綱是我確定的，後來我到徐州師大工作，論
文由王永平教授接着指導完成。現在，這本凝聚着艱辛和努力的
書即將出版，朝富要我寫個序，我想就選題的學術旨意簡要說幾
句。
這一選題的直接意圖是針對中國古代文人“文學的自覺”而
提出的——這是從上世紀初一直延續到今天的文學史老話題．為
什麼這個問題一直為學界感興趣呢?因為“文學的自覺”是中國
古代文學史上*重要的一次文學轉型。今天我們所見的文人文學
的基本格局，就是由這次轉型奠定的。所以，弄清這個問題意義
重大，它涉及古代文人文學建構的歷史過程，同時還隱含着古代
文人文化品格建樹的若干资訊，許多學者對此感興趣是有理由
的。
二十世紀初以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裹，魯迅關於“文學
的自覺”的觀點似乎已成定論。但近些年來，“文學的自覺”越
來越成為一個各抒己見、懸而未決的問題，而所論諸家闡釋的學
理構架卻大致相同，其間透露的學術資訊是：以往的研究可能隱
藏着某種學理上的缺陷——從其闡釋構架出發，很難達成共識。
這個闡釋構架，本書概括為“直觀闡釋”。這一表述可能不是十
分貼切，但意思很清楚：以往的研究没有走進歷史的深處，而是
就文學盲文學。所以，本書首先對以往研究的學理構架予以反
思，由此而提出一種新的闡釋構架：文學“史”不是“文學”單
槍匹馬闖出來的，文學的運行乃是一種社會活動，因此，底層社
會運動是文學“史”變遷的深層推動力，我們必須考察文學
“史”變遷的社會緣由，纔能對文學史的變遷作出貼近歷史真相
的闡釋。當然，闡釋的*後歸宿依然要落實到文學本身——文學
創作主體的演變、文學內在文化品格的演變等等，．以及這種種演
變在文學的書寫内容和藝術方式上的體現．
顯然，這一學理思路是富有新意的。從這一思路出發．首先
要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文學的自覺”這一表述的含義作一清晰的
說明和界定，這種說明和界定需要得到歷史上“行為過程”的確
證，而不能僅從文學話語本身尋繹，因為“文學”從誕生之日
起，便有着一以貫之的人文基因和母題，如“生命意識”、“情感
傾訴”等等，從“詩三百”到楚辭到漠代的詩賦等，都有不同程
度、不同方式的表現，因此很難從文學本身對“文學的自覺”作
貼切的歷史定位。而通過歷史行為的考察，卻可以確定文人“文
學自覺”的歷史標誌——
其一，文人的文學創作從局部空間中的行為轉變為全域性、
全社會化的行為。
其二，文人的文學創作從某些特定群體的行為擴展為整個文
人階層的行為。
其三，文學才華成為文人社會身份的標識，成為文人行為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成為文人人格*重要的載體之一。
以上三點，相依相存，三點可以一言蔽之：無文學便無以為
文人。惟其如此，文人文學方成為一種“自覺行為”。所謂“自
覺”，即文學已成其人生價值和人生感悟的一種有意識的載體．
以此衡之，文人的“文學自覺”產生於何時?曰：魏晉時
期。本書即是對此時文人文學所以“自覺”的歷史標誌的具體描
述和闡釋。
從歷史行為的角度看，“文學的自覺”歸根結底是創作主體
行為的自覺，因此，本書在技術操作上勢必要以文人群體為闡釋
中心，本書所以題名為“漢末魏晉文人群落與文學變遷”，出發
點即在此。而以往對“文學自覺”的闡釋——文學内容的、文學
形式的、文學理論的乃至文人*初的文學文本的編撰等等，本書
都將其視為“文學自覺”的產物，而不是“文學自覺”的歷史本
質。
關於上述諸方面的具體闡釋，有興趣者請自看書，不用多
說。所要提請注意的是本書的一個重要之處，乃是漢末“鴻都门
學”的誕生及其活動，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文同尊”格局的形
成．前者，是文人文學“自覺”的行為上的*初契機和起點；後
者，則是觀念上的變更，由此導致文人知識結構的某種整體性調
整。“經、文同尊”體現於文學的創作，一方面是經學精神乃至
諸子思想滲入文學，從而提升了文人文學的品格；另一方面，
“文學”本有的人文基因中與經學精神相違背的內涵(如私人情
感)則使文人文學從“自覺”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埋藏着經學
的群體精神與個體人文訴求的内在矛盾，從而在以後的文學史進
程中引發出各種各樣文學創作的、文學觀念的、文學理論的紛
爭。而這一切，恰恰是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史”的魅力之一。
還想提請注意的是，本書*有意義的一點是其内在的學理追
求。表面看來，本書好像是對二十世紀的“文學自覺”魏晉說的
回歸，其實在學理構架和闡釋内容上，本書都是對前“魏晉說”
的超越。我曾在不少場合提出，當前文學研究*重要的歷史使命
是富有新意的學理建樹，一個時代的學術研究祇有在學理上有所
超越，纔可能在研究成果上有所超越。本書即是這一思路的實
踐。而本書有待深化的，首先也是學理構架的進一步深化。至於
其他一些不足之處，如思路上有時顯得有些跳躍，論述銜接得不
够細膩；有些歷史描述綫條尚粗；有些闡釋還不够透徹等等，有
些是因為完成論文的時間太紧，有些則是因為學理上火候尚欠。
但我相信，本書是本可讀之書，有新意，有啟迪，可圈可點之處
不少。
朝富讀書很勤勉，逭本書寫得很艱辛。**部學術專著的出
版意義重大，因為它是學術人生的**個里程碑，今後的道路還
很長，朝富其勉之!
是為序。
二。。七年六月六日夜
第二章
漢末曹魏文人群落的分化與重組
**節 御用文人與外廷官僚系統的“對立”
傳統及其追求指向
一、詩賦：“淫靡不急”之事
所謂御用文人與外廷官僚系統的“對立”傳統，並不是說兩
者為對等的針鋒相對的鬥爭實體，“對立”衹是一種較為形象的
說法，一般衹體現為後者對前者的不相重，而極少表現為前者對
後者的批評。
御用文人的這種現實地位是由他們的社會角色決定的，他們
主要的職能是陪侍帝王遊娛取笑．他們也努力表現經學所提倡舆
規定的“諷諫”作用，常常為賦以諷，但往往是諷一而勸百，終
不免於勸，如武帝好仙，讀相如《大人賦》而飄飄有凌雲之意，
宣帝亦好神仙，“故(王)褒對及之”，切實地反映了賦在當時現
實中的實際作用。言語技能之事，由於不合經學言治體道標準，
往往因為不周於政用而遭到排斥，因此從事這種職事的御用文人
的地位是比較低的，官僚士大夫所為之事屬於國家日常政務，是
“尊事”，這樣，兩者實際上存在極大的現實差别；並且在官僚士
大夫對帝王行為進行要求和限制的過程中，御用文人由於近侍，
多參與帝王遊娛活動，往往被認為助使帝王荒政，因而成為官僚
士大夫批評的對象，所以兩者也就存在某種程度的“對立”
軌跡。
二、問難大臣：御用文人在内、外廷制衡中的作用
在封建統治體系中，如何控制外廷官僚系統的權力、不使皇
隴旁落，一直是*高統治者面臨的嚴峻而現實的問題，為此歷代
统治者都會采取各種措施。兩漠時期，由於身份和地位的關係，
御用文人在内、外廷的制衡現實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内、外廷的這種差别和衝突實際在賈誼的時期就已有了比較
明顯的顯現，賈誼的系列建議打動了文帝，文帝欲以誼“任公卿
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毁誼曰： ‘洛陽之
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買誼為大臣所排斥，*後
不得志而終。如果說賈誼的事例還不足以典型反映御用文人與大
臣“不相容”的事實，那麼前述漢武帝時“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丈”的情形比較能說明情況。一定程度上，御用文人形成了一個
特定的群體，某些時候對公卿大臣起着制衡作用，當然，這種作
用是皇上賦予的，他們實際代表着皇帝的意志，從幾次辯論的認
识傾向上看，他們是與漢武帝擴邊拓宇、宣揚大國聲威的一貫心
理一致的。但帝王能够利用御用文人以制衡外廷系統，前提也就
是兩者存在的差别和“對立”傳統。武帝朝的逭一系列舉動是有
代表和定型意義的，以後侍從之臣經常參與朝廷的論議正是這一
傳統的延續。東漢肅宗朝時，“朝廷有大議，使(班固)難問公
卿，辯論於前”，就是例子。
三、“尊官”：御用文人在文化精神、實際追求上向外廷系統
的靠近
《漢書．枚皋傳》載：“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
熳戲，以故得蝶默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
得尊官。”《嚴助傳》載：“尤親幸者，．東方朔、枚皋、嚴助、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論，上頗俳
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先進。”這裹說在武帝的御
用文人中，嚴助、吾丘壽王得“尊官”，而“不根持論，上頗俳
優畜之”的東方朔、枚皋等顯然就没有這份榮耀。這是在介紹各
人的情況，但谷口可見這樣一個事實：御用文人並不滿意自己的地
位和處境，他們渴望獲得的是“尊官”，從而擺脫被“俳優畜之”
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