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交流--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目录

自由交流--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自由交流--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前言

前言80年代中期我们数次相遇，很快便发现我们有共同点，因此，当卡特琳·卡伦提议安排这次谈话时，我们欣然同意。1991年11月，我们在巴黎进行了这次讨论，并且录了音，后来又对录音稿加以修改，每人都补充了一些情况、想法，以及对对方的反应，这件事是一拖再拖才完成的，因为不是你抽不出时间，就是我没有空。往返周折耗费时日，今天才有了这份交谈文本。我们希望它保持了当初谈话时的生动性，而且，尽管美法两国的政治及文化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它仍具有现实意义及有效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与汉斯·哈克 1993年于巴黎一纽约

自由交流--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节选

他们想按照自己的形象，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尺寸，重新确定知识分子的面貌和作用。他们像左拉那样抛出《我控诉》，却没有写过《小酒店》或《萌芽》，或者像萨特那样发表声明、发起游行，都没有写过《存在与虚无》或者《辩证理性批判》。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这些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看得见的表象，宣言啦、游行啦、公开表态啦。其实这倒也无所谓，关键是他们不能抛弃旧式知识分手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即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
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
艺术被置于封闭区，这似乎是一种新现象。塔特林·赫特菲尔德等人都试图从里面“出来”。罗德琴科甚至认为广告是艺术与社会行为的混合物。这些尝试是艺术史的一部分。博物馆、画廊、私人收藏将symbolique价值(当然也有经济价值)赋予某些物品，向它们提供重要的避风港，甚至论坛。然而很久以来就存在一种不安的感觉，我在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否出于对当代形势的浪漫主义理解，是否由于深深误解了这个所谓封闭区在今日实际生活中的作用(我用了“论坛”和“封闭区”，这两者似乎相互矛盾)。企业为什么要资助一块封闭的飞地?赫尔姆斯参议员和新保守主义者为什么对那里发生的事如此关心?蓬皮杜中心和纽约惠特尼博物馆的馆长职位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行政职位；出身于国家行政学院、卢佛宫学校，以及类似的美国学校的人，并不是谁都能担任这个职务的。
此外还有一条规律(可以称为日丹诺夫规律)，即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教会、政党、金钱、国家，总之依时间地点而定)从抬高自己在本领域内的身价。罗贝尔·达尔通给真正的批判性思想帮了一个大忙，他指出法国革命家大都出身于三流作家学者的放荡不羁者之流。马
拉是一位蹩脚学者，他将几位优秀学者送上了断头台。国家资助者往往看上了庸才，因为庸才更听话，在1848年，我们有一个左派政府，路易·勃朗*的兄弟当文化部长，他让一位矫揉做作的画家为共和国画像……我们很清楚，一般说来，政治上的进步主义并不自动地与美学上的激进主义并驾齐驱，这种现象当然有其明显的社会学原因。真正批判性的思想首先应该批判这种思想本身的经济及社会基础(多半未被意识到)。正如你刚才说的，真正批判性思想也常常反对那些借批判之名以行保守之实的人，也反对那些由于无法(特别是无才)获得与保守主义相关的职位而采取批判立场的人。
布：在我们今天的处境，似乎应该思考这种现象，即在艺术界的自主化(相对资助者、学院、国家等等而言)过程中，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被抛到一边了。而你的一个效果恰恰是重新引进这些功能。换句话说，艺术家们在历史过程中获得的自由仅仅限于形式，而你今禾将自己扩展到了起功能作用。这就引起了如何感受你的作品的问题：有些人对形式感兴趣，看不见批判功能，有些人对批判功能感兴趣，看不见形式。其实作品有其必然的形式，无论你说什么，你采用的形式和你说的内容具有同样的必然性和颠覆性。
哈：我想，我们所称作的艺术，它的出众很少是清一色的。有人关心“讲述的内容”，有人偏爱讲述方式，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向是紧张的。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不能正确理解与欣赏艺术品。“形式”在说话，而“主题”镶嵌在“形式”之中。这个整体必然浸满了思想含义。我的作品也一样。有人被我的主题和材料所吸引……
布：信息……
哈：……明确的或暗示的信息。当他们发现别人和他们想得一样时，也许他们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能抓住点什么来使自己模糊的想法更明确，形式更清晰，这是使人高兴的事。因此，所谓多此一举决非徒劳无益。大部份报，刊和所有的候选人都是这样做的，当然自有道理。在同情者对面是反对者，其中广些人试图取消我的作品——这方面有好几个骇人听闻的例子。审查的企图至少说明审查者认为我展出的作品会引起后果。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公众之间有另一批公众，他们十分好奇，但还没有固定的想法。他们随时准备校正目前的立场。大致上说，他们正是销售专家和公关专家在扩大产品或舆论市场时所瞄准的目标。大部份新闻界所针对的也是这批游移不定的公众。当然，我这只是粗略的描述。
我暂且称作的“形式”(我认为这种两分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每次使用这个词都感到别扭)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兴趣，其中有许多美学家，他们认为一切政治参照都会沾污艺术，因为它引进了克莱芒·格雷柏格所谓的“外艺术”成份。在这些美学家看来，政治参照就是新闻，甚至更糟，是宣传，和斯大林主义艺术或纳粹艺术不相上下，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即我的作品是决不会得到政权的赞赏的。他们的理论是以这个假定为前提的：组成艺术史的作品是在社会真空中生产出来的，因此不带有诞生环境的任何痕迹。其实，旧日的艺术家们充分意识到他们时代的政治一社会局限性。他们的创作常常有其特殊的、确定的目的。在西方，自从19世纪以来，教会和贵族的订货不再有了，情况似乎更为复杂。其实，即使在17世纪的荷兰，资产阶级的艺术就已经证明它表达了当时的集体社会气候与特别人物的思想、态度及价值观。从那以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变化。不论艺术家愿意与否，艺术作品总是带着思想意识的标志，即使它们并不为某个确定的、有名有姓的主雇服务。作为(symbolique)权力与资本(我希望没有错误地使用你的术语)的标志，作品起着政治作用。本世纪的几次艺术运动一我想到其中的重要流派：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明确地提出政治目标。我认为，强调“形式”或是强调“信息”是一种分离主义，其实这两者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至于一切艺术的宣传功能，我还要补充一句：一个作品的含意与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观察它时的环境。幸亏人们大多不十分注重艺术的所谓纯洁性。当然，使艺术界的人感兴趣的是我作品的视觉质量，他们考虑的是我的作品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我是否使用了新技巧。他们巧妙地辩读作为功能标志的“形式”，作出更明确的技术鉴定。艺术界的同情者们喜欢揭示与艺术史的关联(这是外行所不懂的)，正好比有些人喜欢揭示微妙的政治影射一样。我的作品之所以被各种不同的公众所接受，原因之一大概在于我刚才粗略提到的那两种人(实际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都有这种感觉：“信息”通过“形式”表达了出来；没有合适的“形式”，“信息”就无法表达。这两
者的结合是*重要的。
布：你的意思是，即使他们看重其中一个方面，他们也模糊感到另一个方面的存在。
哈：我想是这样。
布：因此他们感到你的作品具有双重必然性：从信息的角度，从形式的角度，从这两者关系的角度。
哈：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众与我的作品相遇时的环境。有人是在公共场所看见我的作品的，例如在格拉兹、慕尼黑、柏林，有人是在博物馆见到我的作品的，还有更内行的人是在常去的美术馆里见到的，这可是很不相同。后面这两种人肯定把我的作品当作艺术来评价，即使像
希尔顿·克莱默一样对它的艺术性颇有异议，相反，过路的外行人就是用另一种眼光了。
我常常有意地为一个特定环境创作。于是，展览场地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也像空间的建筑特点一样起作用。环境的文化(symbolique)状况往往是我的基本材料。为某处特制的作品是不能搬到别处去展览的。同样，物质因素的含义往往因环境而异，而不是一成不变。例如，如果你乘火车从北面到达巴黎,就会看见一座高楼上闪着梅塞德斯牌汽车的霓虹灯星形标志，它的含义与柏林欧洲中心屋顶上的同样标志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以前)，也和我装在柏林墙观察哨上的同样标志有所不同。
布：这也是被艺术自主化切断了的联系，博物馆强调“纯”眼光，因此使作品脱离环境。而你正在重建这种与环境的联系。你在表达时是考虑到表达时的环境的。，恰当的、适时的、因而产生功效的语言才是好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格拉兹的范例是了不起的，甚至仅仅就公众对作品的态度而言。你仿佛有意促使人们去焚烧作品。你预料到了吗?
哈：不，没有预料到燃烧弹。不过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夜里派人守卫。我们凭经验知道，公共场所的现代雕塑，不论属于什么性质，都会招来破坏。
谈到为特定环境创作，我想补充一点：在这方面，正如在艺术理论和艺术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上一样，马赛尔·迪香开创了先例。当他在独立艺术家协会的美展上匿名展出《泉水》时，他是针对一个特定环境的。他熟悉这个环境，因为他是这个纽约协会会员，他能想象同行们的
反应。他利用了这一点。
布：对，不过他的做法和你有点相反。他把博物馆当作可以说失去环境特征的环境。也就是说：我拿起那个尿盆，我把它放进博物馆，从而改变了它的性质，博物馆将在它身上产生与在一切展品身上产生的同样效果。人们对着展出的圣坛三折画或十字架不再祈祷，而是欣赏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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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80年代中期我们数次相遇，很快便发现我们有共同点，因此，当卡特琳·卡伦提议安排这次谈话时，我们欣然同意。1991年11月，我们在巴黎进行了这次讨论，并且录了音，后来又对录音稿加以修改，每人都补充了一些情况、想法，以及对对方的反应，这件事是一拖再拖才完
成的，因为不是你抽不出时间，就是我没有空。往返周折耗费时日，今天才有了这份交谈文本。我们希望它保持了当初谈话时的生动性，而且，尽管美法两国的政治及文化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希望它仍具有现实意义及有效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与汉斯·哈克
1993年于巴黎一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