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诸问题 目录

荷马诸问题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通过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视野做出的精深研究，卓尔不群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模型，出色地回答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怎么样、何时、在哪里以及为什么*终被以书面文本形态保存下来，并且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缘由。

荷马诸问题 节选

**章荷马与口头诗歌诸问题
帕里和洛德过去研究过口头诗歌，而他们的工作为解答演述（performance）这一首要的荷马问题提供了关键之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可以说，他们所从事的口头诗歌研究，永远地改变了任何一个荷马问题的基本性质。
由于按口头的和诗歌这两个单个的词项去作推想会带来语义上的若干疑难，因而口头诗歌（oral poetry）这一术语可能还没有完全捕捉到字面背后的概念。尽管如此，口头诗歌作为一个合成的术语仍有其历史的有效性，因此帕里和洛德也将之用于指代他们当时正在引申的这一总称性概念。我建议继续使用这一术语，就理解而言，口头的（oral）并非只是简单地对立于书写的（written），而口头诗歌中的诗歌，在这里也被赋予了*为宽泛的语词含义；在这一表达式的上下文中，诗歌不必按唱（singing）或歌（song）来加以区别。如果口头确实未被简单地理解为书写的对立物，那么也可以表述为口头文学（oralliterature），这实际上是艾伯特•洛德曾经使用并捍卫过的—个术语。我要划清界限的地方是将“书写”这一习惯用法而不是“创编”应用到像荷马这样的人物身上。这一用法，稍后还将另有说明。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一篇文章是鲁思•芬尼根（Ruth Finnegan）的《究竟什么是口头文学？》（“What is oral literature anyway？”）从其标题中我们不难注意到有一种质疑的语气，正如芬尼根框定并展开阐述的那样。这与她可被理解的意向有关：作为一位专门从事非洲传统（Africantraditions）研究的人类学家，她力图拓宽由帕里和洛德发展起来的口头诗歌或口头“文学”的概念，以便将之运用到帕里和洛德研究的特定案例之外，当然也就是使之超越荷马并超越希腊文明。我们也会注意到，当一些古典学者提出同样的质疑时，帕里和洛德的研究工作便遭遇到了彻头彻尾的敌视；他们寻求的不是更为广泛地运用口头诗歌这一术语，而是断然地阻止将之用于荷马研究中的任何问题，更不用说任何后来的希腊文学。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是类似以《荷马：超越口头诗歌》（Homer：Beyond Oral Poetry）这样来立题的学术著作纷纷面世的一个时代。
在我看来，这种在口头与书写之间形成的二元对立论，与另外一个问题——荷马诗歌实际上可能归诸书写——无论如何都是不相干的。不言而喻的是，即使一种口头传统可能牵涉到一种书写传统，但并不一定非要受到后者的影响。对此我要补充的是，我个人确信荷马诗歌的确受益于书写的技术，但这样的关联决不需要我们去假设书写曾经被用于荷马史诗的创作。*为显著的例证是，史诗提及一个可折合的双连书写板（diptych），其间夹着“致命的记符”（sdmata lugrd），由伯勒罗丰（Bellerophon）带给鲁基亚（Lyrcia）的国王（《伊利亚特》6.168，176，178。稍后，我们要讨论的另一个例证是荷马诗歌所指涉的一段意象化铭辞，其措词是为了纪念一位倒下的武士（《伊利亚特》7.89—90）。
在考量了口头诗歌的含义之后，让我们转向一个更为精确的术语——口头传统诗歌（oral traditional poetry o我提议用传统或传统的概念与口头诗歌进行并联，由此去集中关注在特定社会中运作的特定传统及其传统观，而不是外部观察者在可谓顺道了解的过程中，对该特定传统作出的任何理解。我对传统的探讨，旨在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这一术语的使用（和利用？）显然带有情绪化的倾向，常常将之与有深切感受的、强势的学术、道德或政治的价值相联系。”虽然一个特定的传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之内可以按绝对条件来理解，它也可能被外部观察者根据实证研究的标准进而按相对条件来分析：对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而言，传统是古老的、亘古不变的；从实证研究者的观察立场来看，则是当代的事实，而且一直处于变化之中。此外，我认为传统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承传下来的制度：正如语言本身一样，传统的活力存续于真实的情境（situation）之中，是真实人群的现实生活。在尼日利亚的提夫人（theTivs）中，通过口头传承而保存下来的家谱，便是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说明了传统的变异性：
早期的英国殖民者当局，在尼日利亚的提夫人中了解到了这些家谱的重要性，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常常因家谱发生争端，这些家谱在法庭案件中得到了不断的讨论。因此，他们不避烦琐地记录下了一长串的族谱姓名并保存起来留给后代，以便让将来的殖民地官员能够据此判案。四十年后，当博安南夫妇（the Bohannans）在这个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时，发现他们的继任者仍然在使用同样的家谱。然而，这些书面写定的家谱现在引起了许多争议；提夫人坚持认为这些家谱是错误的，而官员们则认定它们是事实的陈述，并视为过去已经发生的实际情况之记录，进而也就认为这些本地人目不识丁，不可能像他们那些识文断字的前任那样能更好地昭示过去。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在任何发生此类变迁的社会中，如果这些家谱一直在发挥维系社会关系的记忆作用，那么就都会产生不断地重新整理家谱的诉求。
概言之，传统不是僵滞不变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尽管如此，依然需要去建立实证性的标准，用以判定传统内部的新老因素。因而，在过去的二十年甚或更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自己发表过的相关著述中运用历史语言学和其他方法，力图客观地了解考古学，应当说是考古学对传统作出的研究。这恰恰与那种将传统作为一个概念而加以浪漫主义化的作法形成对垒。更确切地说，这个目标是为了实证地研究传统，并由此客观地鉴别传统中什么被保留下来了，什么又处于变化之中。
将“口头传统诗歌”这一概念运用到荷马研究中，由此来探讨我的“荷马诸问题”。基于这一宗旨，我发现有必要在更深的层面上提出一份含有10个概念的清单。这10个概念中的每一个都来自直面口头诗歌及其演述实际的诉求，无论是直接来自活形态的口头传统，还是间接来自那些清晰地呈现出这类传统的文本。演述之于口头诗歌这一概念的中心地位，随着后续的讨论，也会逐步地得以彰显。
对那些不是专门从事口头诗歌研究的人来说，下面这份清单中的某些术语是陌生的。我列出的这些概念，绝大多数来自语言学和人类学。我使用的另外一些术语，对于古典学者来说则可能是传统的，但就口头诗歌而言，仍然需要给予某种程度的重新审视。
1.田野作业（fieldwork）
实证方法赋予口头诗歌研究的基本特性，体现于针对活形态口头传统（1iving oral traditions）的演述去搜集证据的程序，包括在这些传统的本土场境中进行记录、观察和描述。让我们将这套程序统称为“田野作业”。洛德在其《史诗歌手与口头传统》（Epic Singers and Oral Tradition）一书的导论中指出：“尽管在负面性的批评中多有论及，人们对活形态的口头传统文学仍然知之甚少，因此在本书的行文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提请读者去了解我有幸亲身体验过的*佳范例，进而领会我从细节上演证出来的卓越之处。”洛德从体验谈起，而体验这一背景则构成了他的田野作业。正是这一背景赋予他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则是那些对他吹毛求疵的大多数古典学者完全缺乏的。田野作业是洛德学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对自己田野作业经验所持的谦逊态度，与那些批评家的妄自尊大正好形成逆向的反照，他们往往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非古典诗歌形式——如南斯拉夫口头传统（the South Slavic oral traditions）——抱持着某种可怕的傲然睨视。所谓“西方的世界”中出现的奇迹，比如荷马诗篇，恰恰应当从那些真正理解口头传统及其运作方式的人那里得到拯救。洛德的《史诗歌手与口头传统》一书提出了坚定不移的主张，那就是要在口头传统文学中去探究“西方的”文学及其遗产的正统性和重要性。
2.共时性之于历时性（synchrony versus diachrony）
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术语来自语言学。在演述之际研究口头诗歌，田野作业要求一种共时性的视野，目的在于描述经由传统而在不断延续的现行系统。当研究进入深掘传统潜在的构合规则时，亦即去发现文化连续性统一体的现实时，则需要历时性的视野。语言学的重构及其技术路线有助于解释正在传统中使用的语言及其难以明了的其他方面：换言之，历时性方法是共时性方法的必要补充，反之亦然。
3.演述中的创编（composition—in—performance）
活形态口头传统的共时性分析揭示出，创编和演述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且处于不同的变异程度。荷马文本，或以其自身的存在，绝不可能显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对此，洛德作出了基本阐述：“一首口头诗歌的创编并不是为了演述，而是在演述中创编的。”
4.流布（diffusion）
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双重视野揭示了口头传统的流布状况，这又要与创编和演述这两方面的因素发生交互作用。流布的模式可能是离心的，也可能是向心的。（详见第二章的讨论。）
5.主题（theme）
基于本书的宗旨，一种可资操作的定义是，主题是内容的一个基本单元。
6.程式（formula）
这是另一个操作性定义，在后续的讨论中会有详细的辨析：程式是一种固定的片语，受制于口头诗歌的传统主题。程式之于形式就如同主题之于内容。这一公式化表达所预设的先决条件是：形式和内容在概念上是部分重合的。帕里自己的定义措辞如下：程式是“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基于表达某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有规律地运用的一组词语。”
7.经济（俭省）（economy[thnft]）
正如帕里所辨析的那样，荷马的语言往往倾向于“片语的自由使用，具有相同的韵律长短值，并表达相同的观念，可以相互替换。”经济或俭省的这一原则，只有在演述的层面上才是一种可资观察的现实。
8.传统之于创新（tradition versus innovation）
在此重申，口头传统在演述中获得生命活力，每一次新演述的此时此刻（the here—and—now）都为创新构成一次机会，而不论这样的创新是否在传统中得到了明确的公认。
9.统一性与构合性（unity and organization）
按照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术语，荷马史诗的统一性与构合性是演述传统自身的一个结果（result），而非受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编者所影响的一个导因（cause）。（相关的概念有：统一派之于分辨派[unitarians versus analysts]，还有新分辨派[neoanalysts]。）
10.作者和文本（author and text）
就口头诗学（oral poetics）的术语而言，作者身份由演述的权威性和文本性所决定，并且从演述到演述，由其问创编的非变异性（invariability）及其程度所决定。文本概念本身能够隐喻般地从“演述中的创编”这一概念推导而出。
我认为这10个概念对探究“荷马诸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进入下一步讨论之前，我还要紧接着列出另一份包含有10种用法及其实例的清单，因为我发现这些实例的普遍使用正是因某些当代荷马史诗专家的误导所致。我的目的并非要跟某位特定的人物发生争论，而是要在整体上提倡更为精确地使用涉及口头诗学的术语或概念。在我看来，以下的10个实例已然成为极易产生误导的习惯看法，而且大体上与前文述及的有关口头诗学的10个关键性概念也是相对应的：
1.“口头理论”
我认为，称米尔曼•帕里或艾伯特•洛德的创见为“口头理论”（theoral theory）是一个主要的误解。帕里和洛德就口头诗歌的经验现实（empirical reality）展开过调查研究，正如已经被南斯拉夫口头诗歌的活形态传统和其他的活形态传统所验证的那样。口头诗歌的存在是一种事实，通过田野作业的途径得到了确证。将我们从口头诗歌归纳出的识见运用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其他任何文本的研究中去，并不是为了力图证明关于口头诗歌的一种“理论”。倘若我们在这一上下文中继续决然地使用“理论”这个词汇，那么更为合理的提法应该是：关于荷马诗歌与我们所了解的口头诗歌之间的密切关联，帕里和洛德有过多种不同的学说（various theories）。
2.“荷马的世界”
在荷马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结构之中显现出来的“世界”或“世界观”，是由某个人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建构的，甚或是由许多人在许多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建构的。这种观点的危险在于将口头诗歌的创造过程平面化了，而这一创造过程则要求从共时与历时的双重维度来加以分析。与这一告诫相关的问题是，关于荷马诗歌的整体观照是否应当立足于年代考证，也就是说，或上溯到公元前13世纪中期之前，或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
3.“荷马+动词”
在荷马文学批评中常有“荷马做这个”或“诗人想要那样”的提法，这会造成种种问题；虽说并不一定，但确有可能。诚然，诸如此类的用法，与传统的古希腊文献资料将史诗创造归功于荷马的这一定势是交相呼应的。但是，对于古代希腊人而言，荷马不仅仅只是堪称卓越的史诗创造者：他也是史诗自身的文化英雄（culture hero）。希腊的制度往往倾向于依循传统向后回溯，被希腊人自己回溯到一位原创者，一位有功于一种特定文化制度及其全部盛誉的文化英雄。这种做法是司空见惯的：将社会的任何主要成就归总为一位文化英雄那恢弘的、个人的功绩，即使这样的成就只有通过社会进步的漫长过程才能得以实现，这位文化英雄也被视为在这一特定社会的某个更早的时代就业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从而被加以描绘。例如，有关立法者（1awgiver）的希腊神话，无论他们是否是历史人物，往往被塑造为整个习惯法的缔造者，而这些习惯法则是经过时间的汰洗而逐步形成的。有关荷马也是同样：他被追述为史诗的原创性天才。
因此，“荷马做这个”或“诗人想要那样”的说法，对现代专家们而言就会变成冒险，倘若他们在思考中又开始将“荷马”当作一个过于个人化的术语，而没有顾及创编与演述的传统活力，进而也就忽略了共时的和历时的观照。“荷马写了”这种说法，更是冒极端之险，这一点在下面的第10个问题里会有更多的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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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诸问题 作者简介

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1942—），哈佛大学弗朗西斯•琼斯古希腊文学教授，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其主要著述还有《阿开亚人的佼佼者：古风时期希腊诗歌中的英雄观》，《希腊神话与诗学》，《品达的荷马：往昔史诗的抒情遗韵》，《作为演述的诗歌荷马及其后》，《柏拉图的史诗吟诵片段与荷马的音乐：古典时期雅典的泛雅典娜赛会及其节日的诗学》，《荷马的回应》以及《荷马的文本与语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