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国学研究》,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以广义的经目为范围(包括《十三经》等),论述各经的内容、体制、优劣等。史部以《二十四史》为范围(从《史记》至《明史》),论述史学的来源、史部的种类,剖析各史的内容、优劣。子部以周秦诸子为范围,论述古代诸子的大概情形、各子书的内容,并于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嬗递,加以简要分析和说明。集部以自汉以来及《四库全书》有著录的重要作家文集为范围,分“总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与“诗文评类”进行论述,并于各集的抉择去取、各家的学问根源,加以简单说明,以使读者明了集部的概状。
《经史子集概要》是《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之一的《经史子集概要(古学纵横)》,分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以广义的经目为范围,论述各经的内容、体制、优劣等;史部以《二十四史》为范围,论述史学的来源、史部的种类,剖析各史的内容、优劣;子部以周秦诸子为范围,论述古代诸子的大概情形、各子书的内容,并于我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嬗递,加以简要分析和说明;集部以自汉以来及《四库全书》有著录的重要作家文集为范围,分“总论”、“楚辞类”、“别集类”等进行论述,并于各集的抉择去取、各家的学问根源,加以简单说明,以使读者明了集部的概状。
**章总论
一什么叫做“经”
我人研究经学,在未曾读经以前,有个先决的问题,便是要明了什么叫做“经”?按之《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也。”经字的*初意义,原来是指“织物的经纬线”而言,织物而没有经纬线,那就不能造成缯布。推之于治天下之道,真是千头万绪,很难着手,须得立个“纲领”,行事才有条理,也正如织物的须有“经纬线”一样;因此“以经纬成缯布”之说,便可借为“经纶天下”之意。《易经·屯卦》:“君子以经纶”,这是由“经纬”假为“经纶”的一个例证。
又按《周礼·天官·太宰》说:“以经邦国。”注日:“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经既可以作“法”解,则凡古代圣哲言行政教之载在典籍,其能垂训戒而作“法则”的,我们都得尊称它为经。王逸注《离骚》,他又说:“经,径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如是,则经之为义,经之为书,简直可以算它是:“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常用之而无所不通了。”
我现在再根据上面的话,总括起来,为经字下个“界说”道:“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可以垂训戒而作法则,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用之而无所不通的,才得称它为‘经’。”
二“经名”的来源
经的“名称”,始见于《国语》,有日:“挟经秉抱”是。在《国语》以前的书籍中,却未曾见有经名。《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尊称为“经”,都是后人所题名的。《孝经·锡命决》,引孔子之言,说是:“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这是“纬书”中始称“经”名的。《庄子·天运篇》则说:“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后世“六经”的名称,实始于此。由上三说看来,称“经”之见于“传”及“纬书”、“子书”的,都在秦汉以前的时候。
《礼经》:“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什么叫做“四术”?便是《诗》、《书》、《礼》、《乐》。先王于此四端,其设教原来已经很久了。《易》虽常用之于“卜筮”,然而它那精微的道理,断非初学的人所能通晓。《春秋》虽公其记载,然“策书”也不是普通人民所得尽窥的。所以《易象》、《春秋》,直至韩宣子到了鲁国,才得看见它。因知当时诸国的施教,未必都能备此六者。这是古人以“四术”作为“四经”的一种说解。
扬雄《法言》,仅说“五经”的情形,而不称“四术”和“六经”。其言日:“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礼’者莫辨乎《春秋》。”这是因为汉代经秦始皇焚书以后,《乐经》早已散佚,所以扬氏略而不提,只称“五经”。班固《白虎通·五经论》说:“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日‘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此与扬氏称经之说,虽微有出入,不过他也主“五经”,而不称“四术”和“六经”,还是相类的。从上扬、班二氏书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用“四术”之说,参之以《易》,而称为“五经”的。这又成了一种说解。
三“经目”的递增
依上节所载:有《礼经》的“四术”,《天运篇》的“六经”,《法言》、《白虎通》的“五经”,各家对于“经目”范围的见解,显然有不同的现象。到了后世,更递见增加,于是遂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等许多名目。今将各种“经目”递增的阶段,列述于下:
(1)“七经”《后汉书》注:“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宋刘敞《七经小传》,以《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为“七经”。清康熙《御纂七经》,则指《易》、《书》、《诗》、《春秋》、“三礼”等七种。
(2)“九经”唐时所立“学官”,以《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九经”。开成问刻石国子学,亦与此同。一说:《易》、《诗》、《书》、《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周礼》为“九经”。
(3)“十经”《宋书·百官志》:“谓《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谷梁》各为一经,《论语》、《孝经》为一经”,是为“十经”。
(4)“十一经”于“十三经”中,除去了《论语》、《孟子》,便为“十一经”。因宋儒以《论语》、《孟子》列入于四书的缘故。
(5)“十二经”《庄子》的《天道篇》里有“翻十二经以说”之言。说者谓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外,又加了“六纬”,便合成为“十二经”。
(6)“十三经”这是说于《易》、《诗》、《书》、“三礼”、“三传”以外,再加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四书,便成为“十三经”。近世言“广义的经目”者,多以是为准。
(7)“十四经”后人尝于“十三经”之末,附以《大戴记》,称为“十四经”。
以上所胪举的各条,无论其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总括的说一句:凡是可以列入于“经”类的,大抵不外乎“五常”之道和“六艺”之文罢了!
四经书的“体制”
经书中的涵蕴,范围极为广大,所有我国古来一切的天地人文、学术、政教,统给它包括无遗。后世文章的种种“体式”,以及文家的任何“作品”,大约总脱不了“经术”范围以外。今引用《史记》和《淮南子》中的两段话,以说明“经书体制”的大概情形。
《史记》说: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淮南子》说:
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辨义者,《春秋》之“靡”也。
按以上所引的两段文字:《史记》这一节,是说各种经书的特长之处,及其致用之方;《淮南子》这一节,是说各种经书感化人文之德;然都能把经书体制的内容情形很简赅地说出,给我们读经时一个极好的指示!
经书的“体制”,如果再从广义方面讲,真所谓“包罗万象”,实开后世一切文体的先河。例如论、辨、说、解、序、跋等体,是《易经》统其首的;诏、策、章、奏、表、启等体,是《书经》发其源的;辞、赋、颂、赞、诗、歌等体,是《诗经》立其本的;铭、诔、箴、规、祝、祭等体,是《礼经》总其端的;纪、传、移、檄、关、牒等体,是《春秋》为其根的;故文体的种类,虽支衍蕃生,十分众多,然归其大要,都是宗之于经书的!我今再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中一段文字,概括地再把“经书体制”说一下,作本节的结束。
《文心雕龙·宗经篇》说: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轻,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华,六则文丽而不淫,以为禀经制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
五经书为后世一切学术的所宗
经书的文字,体大而思精,可说无美不备,所以后世的一切学术,没有不依以为宗的。战国之世是我国学术思想*光华灿烂的一个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正如风起云涌,十分昌盛;然而我们一究他的内容,还是十九根源于“经书”中的。例如老聃的学说,一本“阴阳变化”之道;庄周、列御寇的学说,大都托之“寓言”、“假象”;这三人的学术思想,都是根诸“《易》教”的。邹衍之学,专好“侈言天地”;关尹子之学,专好“推衍五行”;他二人的学术思想,都是根诸“《书》教”的。管仲、商鞅的法制,意在“创制国家的政典”,这是根源于“《礼》教”的。申不害、韩非的刑名,旨在“归正赏罚的措施”,那是根据于“《春秋》之教”的。除此以外,又若杨朱、墨翟、尹文的言论,苏秦、张仪、孙武、吴起的学术,我们辨别它的源委,归纳它的旨趣;以及“九流”之所以分,“七录”之所以叙,都于“物曲”、“人官”,得他的一端,而不自知其全是“经书的遗物”咧!
经书不但为周秦诸子一切学术的根源,便是后世著名的文学家,如唐代的韩退之、柳子厚诸人,他们的文章,也莫不取法于“经书”。韩氏之言日:“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于此足见他的学问,全从三代的经学,参以两汉的作品而得来的。他在《与国子诸生进学解》中又说:“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这是他极力推崇经书之处,也正是他得力于经书之处。柳子厚的文章,后人评它为“雄深雅健”,然亦得力于经书者居多,我人但看他《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中的一段文字便可知道。其言日:“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这便是柳氏学问得力于经书的一个“明示”了!
由上以观,那么“后世一切‘学术’、‘文章’,都根源于‘经书’的”这一句话,哪里是虚话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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