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目录

写在前面
**章在父亲影响下，举家赴国难
1父亲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长期流亡在外。没有音讯
2母亲与父亲志同道合，对工农革命完全赞成
3抗战爆发，举家赴国难
第二章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
2“龙潭三杰”舍身保卫党中央
第三章历经艰险去苏区
1亲历肃反扩大化
2目睹左倾路线对革命的危害。自己出钱请身处、困境的邓小平吃饭
3一再检讨苏区保卫工作中的错误
第四章走上漫漫长征路
1地下党送来绝密情报，促使红军下决心突破重围
2长征途中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脱离危险地带
第五章出色的“外交部长”
1我党**位与张学良接触的代表
2张学良在《回忆录》中称父亲：此人“厉害”
3与斯诺、马海德的交往
4从公开资料中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第六章父亲与各地八路军办事处
1首任西安红军联络处处长。父亲领导的李直峰获取许多绝密情报，并挑起中统与军统两派恶斗
2周恩来向父亲交待：在上海办事处“做几件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协助毛泽民将巨款从上海运至延安
3在南京办事处与博古配合工作，关系融洽。营救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出狱。鼓励阎宝航入党。阎获取“德国法西斯要在6月22日进攻苏联”的绝密重要情报
4接张国焘至武汉办事处。我党情报战线“后三杰”。“新升隆号”轮船被炸始末
5奉命抵桂，不挖“墙脚”。大力开展宣传、统战工作。千方百计将八路军、新四军军费及军需物资送至前线
6与胡志明的交往
7大“清洗”前，李济深密传“克农快走”。辗转抵达延安。毛主席笑着告诉李冰：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第七章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
1与康生同住一排窑洞，但彼此关系并不亲密。父母对子女要求很严格
2整风运动中，处在审查干部的**线。毛泽东未通过康生，直接找李克农等听取审干情况汇报。父亲一再向受冤屈的同志们赔礼道歉。毛泽东说“青年人的灾难啊！”
3成立枣园文工团。首演大型话剧《前线》。毛泽东说：“演得好”
4争取、利用国民党特务。经毛主席批准，发展陕西省中统“特务头子”李茂堂入党
5父亲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掉了眼泪。毛主席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你怎么用咸豆豆送我呀？”
6中央领导们高兴地说：“情报部门在东北起了先遣队的作用”
第八章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
1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将说：“这李克农是我们的老对手啦！”
2国民党代表理屈词穷。借口中共代表雷英夫的军衔低，不对等。毛主席说：“他们嫌雷英夫的军衔低，我们就给他升！”
3父亲利用军调部的有利条件，发展了一些国民党要害部门的情报人员，向党组织提供了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许多重要情报
4“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第九章主持中央社会部与情报部的工作
1“闲棋冷子”熊向晖的重要作用
2周恩来说：“在陕北战场上，天天有用得着的情报，使我们对敌情了解得很清楚。”
3由于情报准确及时，中共中央成功地演出了一场“空城计”
第十章为“三大战役"提供准确及时的情报。毛主席说“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成功的"
1“四野”参谋长刘亚楼说：“你们的情报工作很出色，在辽沈战役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2潘汉年系统发来的电报，使华东野战军对正面敌情有了比较完全的了解
3北平和平解放，情报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十一章策动起义迎接解放
1受中央之命：全力策反云南
2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气急败坏地大嚷：“你们打得是什么炮？打得是欢迎礼炮啊！”
3周恩来要求发动全部“两航”人员起义
4黎明前的哀伤与痛悼
第十二章进入北平
1保卫工作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2获知蒋介石的“和谈”阴谋
3胜利进军
第十三章百废待兴
1清除隐患，粉碎国民党特务刺杀毛泽东的阴谋
2组建外交部与军委情报部
3为保卫新中国积蓄力量
4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症的处理是很危险的”
第十四章抱病投身朝鲜停战谈判
1毛泽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2为停战谈判做出巨大贡献的父亲，在停战协定签字时，却不能露面
第十五章组团参加日内瓦会议与万隆会议
1父亲受命总抓日内瓦会议的准备和组织工作，经常累得脸色发青，大口喘气
2不愉快的中苏关系的插曲
3“克什米尔公主号”与万隆会议
第十六章做人“五要"与父亲的为人处事
1严谨坦诚，公私分明
2不卑不亢，实事求是
3品性高洁，通情达理
第十七章壮心不已
1起死回生，达观视世
2大病初愈，父亲乐观地说：“自己是毛驴子性格，驮惯了东西，不驮反而不舒服”
3“永铸丹青不朽名”
4“文革”中，毛泽东明确表态：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5历史的结论
第十八章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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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父亲辗转到达上海，起初与钱杏邨（阿英）一同编在“春野支部”，即“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该社是1927年冬，阿英、蒋光慈、洪灵菲、孟超等共产党员发起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同时还创办了“春野书店”与《太阳月刊》，这些实际上是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受瞿秋白领导。他们常到街上撒传单、贴小报，或者到电车工人中做宣传工作。
根据组织决定，父亲与潘汉年二人联手，创办《铁甲车》小报，宣传党的主张。当时工作条件很差，他们经常在小阁楼（上海称“亭子间”）上编写稿件，热得满身大汗，但他们干得非常开心。根据国民党要员孙科先亲共、后反共的态度变化，父亲写了一篇短文：《不堪回首话孙科》。不久，小报遭国民党政府封闭，后又更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出版，不久又被查封。父亲幽默地说：“铁甲车开到阴沟里了”。
当时同志们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父亲想方设法弄点钱买盒饭，几个人一块吃，还兴高采烈说是“打土豪”，十分风趣。他有一件大衣，经常到当铺去典当应急，因为次数多了，这件大衣得了个外号“沈不罗斯”，当铺就是它的“娘舅家”。
从事地下工作必须高度警惕，不但活动场所经常改变，就是家庭住址也不时更换。父亲在上海工作期间，先从武昌路广星里，搬到华德路余庆里，再到爱而近路春晖里、唐山路元络里等，大的搬家搞了好几次。好在家产很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搬家也不费劲。次数多了，市内交通熟悉，反为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父亲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遵照党的指示，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我们在延安时，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父亲高兴，无意间讲到在上海撒传单的故事：他身体较胖，穿上长袍马褂，里面塞满宣传品，乘坐电车时，站在窗口边上，看到没人注意，便一路走一路撒，效果甚佳，警察抓不到他。大家听后，都为他的机智感到高兴。
1. 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
1929年冬，国民党为了控制局势，着手建立秘密的特务组织，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CC）。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主管此事，任命他的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这年11月，父亲与胡底（原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电影工作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与父亲早前认识）会晤，经他介绍，在拍电影的棚子里，认识了钱壮飞。当时钱壮飞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他才华出众，办事得力，深受器重与信赖。胡底住在钱的家里，两人正为与党组织联系不上着急。三人互相介绍后，钱壮飞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他们研究认为，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是件好事。李克农迅即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出“你们把它拿过来”的重要指示。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保障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迅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大批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同志吸取血的教训，认为要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了解对方的军事、政治动向，便在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以情报、保卫为重点的特务工作部门。时间不长，但是成绩很大，意义深远，在粉碎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发挥了作用，为党在隐蔽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反对共产党，轰轰烈烈的**次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那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完全处于秘密状态。11月9、10日，召开紧急会议（以后称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中央办事机构，只设一个组织局，统管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等各项业务。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等三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1928年1月10日以后，改由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海是全国*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队伍具有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但它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许多外国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高度重视，军警宪特机关林立，还有帮会、流氓等黑恶势力，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皆设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配合，经常缉捕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革命先烈如陈延年、赵世炎等都英勇献身。在这样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通过隐蔽斗争，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否则随时可能遭受敌人袭击，威胁党的生存，便在1927年秋，建议成立了中央特科。原先在武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集聚到上海参加活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专为中央机关服务；二科是情报科，重点了解敌方情况；三科又叫“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李克农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为了适应地下环境的对敌斗争，中央特委办了训练班，周恩来、恽代英亲自讲课，就如何进行秘密工作，怎样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集中学习二十多天。1930年4月9日，中央又发出《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一封信》，强调安全保密，唤起党员注意，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同时，要求在特科工作的人员，向职业化、社会化发展，尽可能寻找公开职业，以掩护自己，积极开展活动，广泛结交朋友。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制定的保密纪律非常严格，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随意泄露。陈养山1928年4月进入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长的一位老人。他说：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还是1936年到西安之后才知道的，委实令人惊讶！
那时，为通过考试进入无线电管理局，父亲做了认真准备。他文史知识功底较好，字也写得漂亮，考试三个科目：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再用古文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你的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要合葬在一起”。父亲开头写道：“此是丧事，亦是喜事”，然后讲些道理，*后两句结语：“似此墓穴已安，人子之心可告无愧矣”。考试成绩优秀，李克农被录取在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随后，钱壮飞帮助胡底也进入无线电管理局。
起初，徐恩曾对父亲并不放心，经过暗中观察，发觉他办事稳妥、思维清晰，每日勤奋工作，不大出门，言行无可挑剔，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安插我们的同志到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0年初，父亲与钱壮飞共同向徐恩曾建议，以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采用新闻广播组织的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减少内部干扰，也便于开展活动。总部以“正元实业社”为名，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主持。在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派胡底任社长。上海市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这种安排，徐恩曾感到满意。由此开始，特别小组运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它的公开情报系统，展开活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做了有益的革命工作。
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有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被敌人发觉，敌人准备抓捕时，他们设法通风报信，让这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提前转移，让敌人扑空。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只要组织决定，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个别共产党员叛变投敌，构成危害，他们就将叛徒的身份、地点、投敌证据等，及时报告党组织，中央特科派“打狗队”将叛徒处理，保护党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个督察队长，抓过许多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手段狡猾，十分凶恶，成为一大祸患。父亲想出一个计策，让敌人自己把他除掉。父亲首先选定一处我们党曾经活动过的地点，组织人员在那里假装开会，还放上一部分共产党文件资料，故意让督察队长发现目标，向上级报告。在特务首脑机关任职的父亲，交代他“放长线钓大鱼”，暂缓行动，等待机会抓获更多共产党。如此拖延几次，再命令督察队长赶快破案，结果一个共产党也没抓到，搜到的几份文件也是警察局早就有的，没有丝毫价值。上司非常震怒，怀疑这个队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将他革职查办。督察队长鸣冤叫屈，却不晓得这是共产党特别小组给他的教训。
中央特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30年5月，中国各派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于应对，后方比较空虚。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这个消息，不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布置任务，强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要他务必重视，周密安排，*好开会时一网打尽，彻底解决心腹大患。如果成功，可获蒋介石悬赏的现金50万元。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与熊式辉是同乡，很受重用。他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处、租界巡捕房关系熟，信息灵通，权力也大。但他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归属中央特科陈赓领导，做过许多有益工作。他立即把熊式辉交代的事项向组织报告。周恩来、陈赓非常重视，迅速研究，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护措施，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由于设计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各地代表分头“出院”，有的直接回原地区，有的分散住进其他旅店。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搜捕，早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家在上海，钱本人与女儿、女婿常住南京，家庭和美，邻居羡慕。胡底比较年轻，文化人性格，因常在天津工作，家庭状况如何，局内同仁不大在意。李克农已届中年，在无线电管理局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人猜疑。遵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父亲写信请母亲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母亲虽有职业在身，考虑父亲工作需要，商得祖父同意，便带了我哥哥与弟弟去上海，担当掩护工作，同时照顾父亲的生活。那时，我过继在外祖父家，两个姐姐已上中学，生活能够自理，如此安排，母亲也可放心。
父亲原先和王少春同住一个房间。母亲带孩子们到上海后，出于工作需要，他租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新购了家具，生活面貌大大改观。他本来善于演戏，现在经常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戒指，出入酒楼茶馆，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为了工作需要，党组织又派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学生宋治家（又名宋季仁）到父亲身边工作，公开身份是“佣人”，实际是秘密交通员。父亲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他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指指点点，随意训斥，不是饭菜凉了，就是口味不好，接着就是“笨蛋”、“混账”一类的谩骂。宋治家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像个听话的奴仆，有时还故意抹点眼泪。晚上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为了节俭开支，回家后，父亲赶紧将西装脱下叠放整齐，换穿普通衣服，饭菜也很简单，没有床位，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饭桌子下面。只是这个时候一定把门关好，千万不能让旁人发觉。有时候，母亲带孩子在门外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她还帮助父亲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事情。由于条件改变，父亲故意装扮的官僚习气，反而使徐恩曾对他更加放心。
因为经济困难，宋治家很想挣点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穷人帮助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便也跟着推了几趟，谁知钱刚到手，便被当地几个经常推车的家伙打了一顿，把钱也抢走了，警察看见了不闻不问。他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家中。父亲看见宋治家被打，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起初宋不肯说，父亲以为他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便很生气。等到宋讲了真实情况，父亲一下激动地抱住宋治家，两个人都止不住流出热泪。父亲说：“上海这个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推车还要向警察交钱，真不容易。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儿朝天！”不久，组织上安排宋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改善一点经济条件，晚上仍然替父亲做交通员。后来安徽地方报纸登载了通缉宋治家的消息，父亲便让他安全离开。此后，宋治家在上海、南京、汉口、香港等地，一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出过差错。
旧中国，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军实力雄厚，其动向至关重要。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几次派人去收集情报都失败了。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虑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也要加强，组织机构需要整顿健全，便派陈赓扮作随员与钱壮飞一同去东北。于是，陈赓、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情况，一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同时，在沿途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为党中央了解东北、华北情况发挥了作用。他们回上海后，钱壮飞与父亲连夜加班，把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剪贴拼凑，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凭实据的东北军内部情况，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钱壮飞带回南京，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更加赏识钱的才能，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感。不久，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父亲报经中央特科同意，又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背地里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许多绝密信息，钱壮飞还是接触不到。因为特务系统严格规定，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三者插手。这个密码本，装在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知道，但没有机会下手。为了弄到密码本，钱壮飞与父亲花了不少脑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进一步打开了情报工作的局面。
徐恩曾年轻得志，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晚饭时父亲悄悄向他介绍，某处有位新来的漂亮姑娘，逗人喜爱。徐听说此事，立刻心动，便想去看看。父亲假装关心地说，那儿比较乱，你要当心，贵重物品*好不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感到他们两位都是身边可以信赖的人员，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替他暂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照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一遍。从此，特别小组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重要机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钱壮飞在南京“正元实业社”办公，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一批绝密文电。内容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江西剿共会议”，调遣江西省长鲁涤平与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策略，进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江西苏区，企图六个月内把这里的红军一举歼灭。特别小组将这个情报迅速报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很快通知江西苏区做好迎敌准备。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三路进攻，气势汹汹，苏区军民早有准备，奋勇迎战，粉碎了敌军**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消灭敌军约20000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特别是缴获了张辉瓒师部的无线电台，为我所用，开创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的历史。电台台长王诤从此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主持我们党和军队的通信建设，功勋卓著，建国后曾任军委通信部长、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电子工业部部长等领导职务，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
1931年4月，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20万，比**次增加一倍，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进犯江西苏区。这个情报，再一次被特别小组获得，报告中共中央，迅即转发苏区早作准备。结果，从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消灭敌人30000多，缴枪20000余支，又获大胜，巩固与扩大了江西中央苏区。战斗中再次缴获敌军一部大功率电台，红军总部与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始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那时候，中共中央领导部门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皆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随时都有被敌人破获的危险。中央领导人去外地，或者各地党组织领导人来上海，中央特科都要派人护送，保障安全。1930年秋天，刘伯承刚从苏联回国，父亲奉命护送他从上海去南京，再转道去江西苏区。按照约定的接头时间与地点，父亲身穿绸缎长袍，因为下雨，打了一把伞，遮掩脸面，手指上戴了一枚醒目的金戒指，眼睛盯着公园的人口。不一会，雨停了，他收起雨伞，看见公园进来两个人，认识其中一位是李立三同志。他便迎面走到他们的身旁，按一下头上的礼帽，掏出眼镜擦拭一下再戴上，这些动作都是规定的暗号，表示身后没有“尾巴”，可以接头。双方依旧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没有说话，父亲前边引路，领他们坐进停在公园门口的小汽车。这时李立三才介绍要送的客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他们紧紧握手，相互寒暄，父亲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笑着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当天安排刘伯承好好休息，第二天，他们换穿漂亮服装，扮成富豪模样，坐在头等车厢，品茶谈天。遇到军警人员查问，父亲随手掏出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证件，神态自若，怒目以对，很容易就把这些小特务吓走。顺利到南京后，父亲将下一站接送安排妥当，与刘伯承热烈握手，相互道别。
……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内容简介

他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过炮火硝烟战斗的开国上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毛泽东曾笑着告诉李冰：“父亲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他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时，与战友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叛徒出场党中央的情报及时送达中央。毛泽东曾评价他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他负责组建了一个又一个八路军办事处，为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党**个与张学良接触的代表。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此人厉害！
他所领导的情报系统中的阎宝航获取了“德国法西斯要在6月22日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中共中央将这一消息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与他领导的情报工作分不开。毛泽东：“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成功的。”
建国初期，国民党特务妄图暗杀毛泽东这一惊天事件被他领导的保卫部门破获，妄图谋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被他管辖的情报部门侦破……
朝鲜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对他说：“我点了你的将，派你去坐镇开城。”……谈判取得胜利，他居功至伟，但停战协议签字时，却不能露面……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节选

第二章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父亲辗转到达上海，起初与钱杏邨（阿英）一同编在“春野支部”，即“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该社是1927年冬，阿英、蒋光慈、洪灵菲、孟超等共产党员发起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同时还创办了“春野书店”与《太阳月刊》，这些实际上是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受瞿秋白领导。他们常到街上撒传单、贴小报，或者到电车工人中做宣传工作。
根据组织决定，父亲与潘汉年二人联手，创办《铁甲车》小报，宣传党的主张。当时工作条件很差，他们经常在小阁楼（上海称“亭子间”）上编写稿件，热得满身大汗，但他们干得非常开心。根据国民党要员孙科先亲共、后反共的态度变化，父亲写了一篇短文：《不堪回首话孙科》。不久，小报遭国民党政府封闭，后又更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出版，不久又被查封。父亲幽默地说：“铁甲车开到阴沟里了”。
当时同志们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父亲想方设法弄点钱买盒饭，几个人一块吃，还兴高采烈说是“打土豪”，十分风趣。他有一件大衣，经常到当铺去典当应急，因为次数多了，这件大衣得了个外号“沈不罗斯”，当铺就是它的“娘舅家”。
从事地下工作必须高度警惕，不但活动场所经常改变，就是家庭住址也不时更换。父亲在上海工作期间，先从武昌路广星里，搬到华德路余庆里，再到爱而近路春晖里、唐山路元络里等，大的搬家搞了好几次。好在家产很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搬家也不费劲。次数多了，市内交通熟悉，反为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父亲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遵照党的指示，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我们在延安时，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父亲高兴，无意间讲到在上海撒传单的故事：他身体较胖，穿上长袍马褂，里面塞满宣传品，乘坐电车时，站在窗口边上，看到没人注意，便一路走一路撒，效果甚佳，警察抓不到他。大家听后，都为他的机智感到高兴。
1. 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
1929年冬，国民党为了控制局势，着手建立秘密的特务组织，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CC）。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主管此事，任命他的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这年11月，父亲与胡底（原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电影工作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与父亲早前认识）会晤，经他介绍，在拍电影的棚子里，认识了钱壮飞。当时钱壮飞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他才华出众，办事得力，深受器重与信赖。胡底住在钱的家里，两人正为与党组织联系不上着急。三人互相介绍后，钱壮飞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他们研究认为，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是件好事。李克农迅即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出“你们把它拿过来”的重要指示。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保障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迅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大批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同志吸取血的教训，认为要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了解对方的军事、政治动向，便在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以情报、保卫为重点的特务工作部门。时间不长，但是成绩很大，意义深远，在粉碎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发挥了作用，为党在隐蔽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反对共产党，轰轰烈烈的**次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那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完全处于秘密状态。11月9、10日，召开紧急会议（以后称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中央办事机构，只设一个组织局，统管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等各项业务。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等三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1928年1月10日以后，改由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海是全国*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队伍具有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但它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许多外国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高度重视，军警宪特机关林立，还有帮会、流氓等黑恶势力，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皆设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配合，经常缉捕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革命先烈如陈延年、赵世炎等都英勇献身。在这样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通过隐蔽斗争，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否则随时可能遭受敌人袭击，威胁党的生存，便在1927年秋，建议成立了中央特科。原先在武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集聚到上海参加活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专为中央机关服务；二科是情报科，重点了解敌方情况；三科又叫“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李克农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为了适应地下环境的对敌斗争，中央特委办了训练班，周恩来、恽代英亲自讲课，就如何进行秘密工作，怎样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集中学习二十多天。1930年4月9日，中央又发出《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一封信》，强调安全保密，唤起党员注意，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同时，要求在特科工作的人员，向职业化、社会化发展，尽可能寻找公开职业，以掩护自己，积极开展活动，广泛结交朋友。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制定的保密纪律非常严格，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随意泄露。陈养山1928年4月进入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长的一位老人。他说：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还是1936年到西安之后才知道的，委实令人惊讶！
那时，为通过考试进入无线电管理局，父亲做了认真准备。他文史知识功底较好，字也写得漂亮，考试三个科目：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再用古文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你的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要合葬在一起”。父亲开头写道：“此是丧事，亦是喜事”，然后讲些道理，*后两句结语：“似此墓穴已安，人子之心可告无愧矣”。考试成绩优秀，李克农被录取在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随后，钱壮飞帮助胡底也进入无线电管理局。
起初，徐恩曾对父亲并不放心，经过暗中观察，发觉他办事稳妥、思维清晰，每日勤奋工作，不大出门，言行无可挑剔，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安插我们的同志到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0年初，父亲与钱壮飞共同向徐恩曾建议，以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采用新闻广播组织的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减少内部干扰，也便于开展活动。总部以“正元实业社”为名，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主持。在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派胡底任社长。上海市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这种安排，徐恩曾感到满意。由此开始，特别小组运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它的公开情报系统，展开活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做了有益的革命工作。
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有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被敌人发觉，敌人准备抓捕时，他们设法通风报信，让这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提前转移，让敌人扑空。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只要组织决定，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个别共产党员叛变投敌，构成危害，他们就将叛徒的身份、地点、投敌证据等，及时报告党组织，中央特科派“打狗队”将叛徒处理，保护党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个督察队长，抓过许多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手段狡猾，十分凶恶，成为一大祸患。父亲想出一个计策，让敌人自己把他除掉。父亲首先选定一处我们党曾经活动过的地点，组织人员在那里假装开会，还放上一部分共产党文件资料，故意让督察队长发现目标，向上级报告。在特务首脑机关任职的父亲，交代他“放长线钓大鱼”，暂缓行动，等待机会抓获更多共产党。如此拖延几次，再命令督察队长赶快破案，结果一个共产党也没抓到，搜到的几份文件也是警察局早就有的，没有丝毫价值。上司非常震怒，怀疑这个队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将他革职查办。督察队长鸣冤叫屈，却不晓得这是共产党特别小组给他的教训。
中央特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30年5月，中国各派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于应对，后方比较空虚。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这个消息，不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布置任务，强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要他务必重视，周密安排，*好开会时一网打尽，彻底解决心腹大患。如果成功，可获蒋介石悬赏的现金50万元。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与熊式辉是同乡，很受重用。他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处、租界巡捕房关系熟，信息灵通，权力也大。但他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归属中央特科陈赓领导，做过许多有益工作。他立即把熊式辉交代的事项向组织报告。周恩来、陈赓非常重视，迅速研究，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护措施，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由于设计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各地代表分头“出院”，有的直接回原地区，有的分散住进其他旅店。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搜捕，早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家在上海，钱本人与女儿、女婿常住南京，家庭和美，邻居羡慕。胡底比较年轻，文化人性格，因常在天津工作，家庭状况如何，局内同仁不大在意。李克农已届中年，在无线电管理局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人猜疑。遵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父亲写信请母亲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母亲虽有职业在身，考虑父亲工作需要，商得祖父同意，便带了我哥哥与弟弟去上海，担当掩护工作，同时照顾父亲的生活。那时，我过继在外祖父家，两个姐姐已上中学，生活能够自理，如此安排，母亲也可放心。
父亲原先和王少春同住一个房间。母亲带孩子们到上海后，出于工作需要，他租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新购了家具，生活面貌大大改观。他本来善于演戏，现在经常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戒指，出入酒楼茶馆，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为了工作需要，党组织又派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学生宋治家（又名宋季仁）到父亲身边工作，公开身份是“佣人”，实际是秘密交通员。父亲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他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指指点点，随意训斥，不是饭菜凉了，就是口味不好，接着就是“笨蛋”、“混账”一类的谩骂。宋治家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像个听话的奴仆，有时还故意抹点眼泪。晚上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为了节俭开支，回家后，父亲赶紧将西装脱下叠放整齐，换穿普通衣服，饭菜也很简单，没有床位，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饭桌子下面。只是这个时候一定把门关好，千万不能让旁人发觉。有时候，母亲带孩子在门外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她还帮助父亲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事情。由于条件改变，父亲故意装扮的官僚习气，反而使徐恩曾对他更加放心。
因为经济困难，宋治家很想挣点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穷人帮助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便也跟着推了几趟，谁知钱刚到手，便被当地几个经常推车的家伙打了一顿，把钱也抢走了，警察看见了不闻不问。他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家中。父亲看见宋治家被打，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起初宋不肯说，父亲以为他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便很生气。等到宋讲了真实情况，父亲一下激动地抱住宋治家，两个人都止不住流出热泪。父亲说：“上海这个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推车还要向警察交钱，真不容易。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儿朝天！”不久，组织上安排宋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改善一点经济条件，晚上仍然替父亲做交通员。后来安徽地方报纸登载了通缉宋治家的消息，父亲便让他安全离开。此后，宋治家在上海、南京、汉口、香港等地，一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出过差错。
旧中国，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军实力雄厚，其动向至关重要。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几次派人去收集情报都失败了。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虑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也要加强，组织机构需要整顿健全，便派陈赓扮作随员与钱壮飞一同去东北。于是，陈赓、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情况，一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同时，在沿途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为党中央了解东北、华北情况发挥了作用。他们回上海后，钱壮飞与父亲连夜加班，把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剪贴拼凑，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凭实据的东北军内部情况，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钱壮飞带回南京，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更加赏识钱的才能，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感。不久，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父亲报经中央特科同意，又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背地里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许多绝密信息，钱壮飞还是接触不到。因为特务系统严格规定，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三者插手。这个密码本，装在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知道，但没有机会下手。为了弄到密码本，钱壮飞与父亲花了不少脑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进一步打开了情报工作的局面。
徐恩曾年轻得志，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晚饭时父亲悄悄向他介绍，某处有位新来的漂亮姑娘，逗人喜爱。徐听说此事，立刻心动，便想去看看。父亲假装关心地说，那儿比较乱，你要当心，贵重物品*好不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感到他们两位都是身边可以信赖的人员，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替他暂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照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一遍。从此，特别小组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重要机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钱壮飞在南京“正元实业社”办公，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一批绝密文电。内容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江西剿共会议”，调遣江西省长鲁涤平与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策略，进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江西苏区，企图六个月内把这里的红军一举歼灭。特别小组将这个情报迅速报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很快通知江西苏区做好迎敌准备。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三路进攻，气势汹汹，苏区军民早有准备，奋勇迎战，粉碎了敌军**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消灭敌军约20000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特别是缴获了张辉瓒师部的无线电台，为我所用，开创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的历史。电台台长王诤从此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主持我们党和军队的通信建设，功勋卓著，建国后曾任军委通信部长、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电子工业部部长等领导职务，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
1931年4月，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20万，比**次增加一倍，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进犯江西苏区。这个情报，再一次被特别小组获得，报告中共中央，迅即转发苏区早作准备。结果，从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消灭敌人30000多，缴枪20000余支，又获大胜，巩固与扩大了江西中央苏区。战斗中再次缴获敌军一部大功率电台，红军总部与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始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那时候，中共中央领导部门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皆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随时都有被敌人破获的危险。中央领导人去外地，或者各地党组织领导人来上海，中央特科都要派人护送，保障安全。1930年秋天，刘伯承刚从苏联回国，父亲奉命护送他从上海去南京，再转道去江西苏区。按照约定的接头时间与地点，父亲身穿绸缎长袍，因为下雨，打了一把伞，遮掩脸面，手指上戴了一枚醒目的金戒指，眼睛盯着公园的人口。不一会，雨停了，他收起雨伞，看见公园进来两个人，认识其中一位是李立三同志。他便迎面走到他们的身旁，按一下头上的礼帽，掏出眼镜擦拭一下再戴上，这些动作都是规定的暗号，表示身后没有“尾巴”，可以接头。双方依旧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没有说话，父亲前边引路，领他们坐进停在公园门口的小汽车。这时李立三才介绍要送的客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他们紧紧握手，相互寒暄，父亲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笑着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当天安排刘伯承好好休息，第二天，他们换穿漂亮服装，扮成富豪模样，坐在头等车厢，品茶谈天。遇到军警人员查问，父亲随手掏出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证件，神态自若，怒目以对，很容易就把这些小特务吓走。顺利到南京后，父亲将下一站接送安排妥当，与刘伯承热烈握手，相互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