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目录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节选

第二章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父亲辗转到达上海，起初与钱杏邨（阿英）一同编在“春野支部”，即“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该社是1927年冬，阿英、蒋光慈、洪灵菲、孟超等共产党员发起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同时还创办了“春野书店”与《太阳月刊》，这些实际上是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受瞿秋白领导。他们常到街上撒传单、贴小报，或者到电车工人中做宣传工作。
根据组织决定，父亲与潘汉年二人联手，创办《铁甲车》小报，宣传党的主张。当时工作条件很差，他们经常在小阁楼（上海称“亭子间”）上编写稿件，热得满身大汗，但他们干得非常开心。根据国民党要员孙科先亲共、后反共的态度变化，父亲写了一篇短文：《不堪回首话孙科》。不久，小报遭国民党政府封闭，后又更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出版，不久又被查封。父亲幽默地说：“铁甲车开到阴沟里了”。
当时同志们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父亲想方设法弄点钱买盒饭，几个人一块吃，还兴高采烈说是“打土豪”，十分风趣。他有一件大衣，经常到当铺去典当应急，因为次数多了，这件大衣得了个外号“沈不罗斯”，当铺就是它的“娘舅家”。
从事地下工作必须高度警惕，不但活动场所经常改变，就是家庭住址也不时更换。父亲在上海工作期间，先从武昌路广星里，搬到华德路余庆里，再到爱而近路春晖里、唐山路元络里等，大的搬家搞了好几次。好在家产很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搬家也不费劲。次数多了，市内交通熟悉，反为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父亲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遵照党的指示，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我们在延安时，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父亲高兴，无意间讲到在上海撒传单的故事：他身体较胖，穿上长袍马褂，里面塞满宣传品，乘坐电车时，站在窗口边上，看到没人注意，便一路走一路撒，效果甚佳，警察抓不到他。大家听后，都为他的机智感到高兴。
1. 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
1929年冬，国民党为了控制局势，着手建立秘密的特务组织，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CC）。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主管此事，任命他的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这年11月，父亲与胡底（原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电影工作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与父亲早前认识）会晤，经他介绍，在拍电影的棚子里，认识了钱壮飞。当时钱壮飞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他才华出众，办事得力，深受器重与信赖。胡底住在钱的家里，两人正为与党组织联系不上着急。三人互相介绍后，钱壮飞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他们研究认为，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是件好事。李克农迅即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出“你们把它拿过来”的重要指示。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保障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迅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大批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同志吸取血的教训，认为要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了解对方的军事、政治动向，便在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以情报、保卫为重点的特务工作部门。时间不长，但是成绩很大，意义深远，在粉碎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发挥了作用，为党在隐蔽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反对共产党，轰轰烈烈的**次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那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完全处于秘密状态。11月9、10日，召开紧急会议（以后称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中央办事机构，只设一个组织局，统管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等各项业务。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等三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1928年1月10日以后，改由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海是全国*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队伍具有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但它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许多外国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高度重视，军警宪特机关林立，还有帮会、流氓等黑恶势力，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皆设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配合，经常缉捕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革命先烈如陈延年、赵世炎等都英勇献身。在这样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通过隐蔽斗争，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否则随时可能遭受敌人袭击，威胁党的生存，便在1927年秋，建议成立了中央特科。原先在武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集聚到上海参加活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专为中央机关服务；二科是情报科，重点了解敌方情况；三科又叫“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李克农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为了适应地下环境的对敌斗争，中央特委办了训练班，周恩来、恽代英亲自讲课，就如何进行秘密工作，怎样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集中学习二十多天。1930年4月9日，中央又发出《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一封信》，强调安全保密，唤起党员注意，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同时，要求在特科工作的人员，向职业化、社会化发展，尽可能寻找公开职业，以掩护自己，积极开展活动，广泛结交朋友。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制定的保密纪律非常严格，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随意泄露。陈养山1928年4月进入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长的一位老人。他说：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还是1936年到西安之后才知道的，委实令人惊讶！
那时，为通过考试进入无线电管理局，父亲做了认真准备。他文史知识功底较好，字也写得漂亮，考试三个科目：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再用古文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你的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要合葬在一起”。父亲开头写道：“此是丧事，亦是喜事”，然后讲些道理，*后两句结语：“似此墓穴已安，人子之心可告无愧矣”。考试成绩优秀，李克农被录取在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随后，钱壮飞帮助胡底也进入无线电管理局。
起初，徐恩曾对父亲并不放心，经过暗中观察，发觉他办事稳妥、思维清晰，每日勤奋工作，不大出门，言行无可挑剔，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安插我们的同志到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0年初，父亲与钱壮飞共同向徐恩曾建议，以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采用新闻广播组织的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减少内部干扰，也便于开展活动。总部以“正元实业社”为名，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主持。在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派胡底任社长。上海市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这种安排，徐恩曾感到满意。由此开始，特别小组运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它的公开情报系统，展开活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做了有益的革命工作。
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有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被敌人发觉，敌人准备抓捕时，他们设法通风报信，让这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提前转移，让敌人扑空。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只要组织决定，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个别共产党员叛变投敌，构成危害，他们就将叛徒的身份、地点、投敌证据等，及时报告党组织，中央特科派“打狗队”将叛徒处理，保护党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个督察队长，抓过许多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手段狡猾，十分凶恶，成为一大祸患。父亲想出一个计策，让敌人自己把他除掉。父亲首先选定一处我们党曾经活动过的地点，组织人员在那里假装开会，还放上一部分共产党文件资料，故意让督察队长发现目标，向上级报告。在特务首脑机关任职的父亲，交代他“放长线钓大鱼”，暂缓行动，等待机会抓获更多共产党。如此拖延几次，再命令督察队长赶快破案，结果一个共产党也没抓到，搜到的几份文件也是警察局早就有的，没有丝毫价值。上司非常震怒，怀疑这个队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将他革职查办。督察队长鸣冤叫屈，却不晓得这是共产党特别小组给他的教训。
中央特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30年5月，中国各派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于应对，后方比较空虚。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这个消息，不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布置任务，强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要他务必重视，周密安排，*好开会时一网打尽，彻底解决心腹大患。如果成功，可获蒋介石悬赏的现金50万元。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与熊式辉是同乡，很受重用。他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处、租界巡捕房关系熟，信息灵通，权力也大。但他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归属中央特科陈赓领导，做过许多有益工作。他立即把熊式辉交代的事项向组织报告。周恩来、陈赓非常重视，迅速研究，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护措施，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由于设计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各地代表分头“出院”，有的直接回原地区，有的分散住进其他旅店。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搜捕，早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家在上海，钱本人与女儿、女婿常住南京，家庭和美，邻居羡慕。胡底比较年轻，文化人性格，因常在天津工作，家庭状况如何，局内同仁不大在意。李克农已届中年，在无线电管理局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人猜疑。遵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父亲写信请母亲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母亲虽有职业在身，考虑父亲工作需要，商得祖父同意，便带了我哥哥与弟弟去上海，担当掩护工作，同时照顾父亲的生活。那时，我过继在外祖父家，两个姐姐已上中学，生活能够自理，如此安排，母亲也可放心。
父亲原先和王少春同住一个房间。母亲带孩子们到上海后，出于工作需要，他租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新购了家具，生活面貌大大改观。他本来善于演戏，现在经常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戒指，出入酒楼茶馆，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为了工作需要，党组织又派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学生宋治家（又名宋季仁）到父亲身边工作，公开身份是“佣人”，实际是秘密交通员。父亲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他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指指点点，随意训斥，不是饭菜凉了，就是口味不好，接着就是“笨蛋”、“混账”一类的谩骂。宋治家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像个听话的奴仆，有时还故意抹点眼泪。晚上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为了节俭开支，回家后，父亲赶紧将西装脱下叠放整齐，换穿普通衣服，饭菜也很简单，没有床位，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饭桌子下面。只是这个时候一定把门关好，千万不能让旁人发觉。有时候，母亲带孩子在门外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她还帮助父亲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事情。由于条件改变，父亲故意装扮的官僚习气，反而使徐恩曾对他更加放心。
因为经济困难，宋治家很想挣点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穷人帮助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便也跟着推了几趟，谁知钱刚到手，便被当地几个经常推车的家伙打了一顿，把钱也抢走了，警察看见了不闻不问。他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家中。父亲看见宋治家被打，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起初宋不肯说，父亲以为他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便很生气。等到宋讲了真实情况，父亲一下激动地抱住宋治家，两个人都止不住流出热泪。父亲说：“上海这个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推车还要向警察交钱，真不容易。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儿朝天！”不久，组织上安排宋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改善一点经济条件，晚上仍然替父亲做交通员。后来安徽地方报纸登载了通缉宋治家的消息，父亲便让他安全离开。此后，宋治家在上海、南京、汉口、香港等地，一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出过差错。
旧中国，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军实力雄厚，其动向至关重要。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几次派人去收集情报都失败了。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虑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也要加强，组织机构需要整顿健全，便派陈赓扮作随员与钱壮飞一同去东北。于是，陈赓、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情况，一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同时，在沿途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为党中央了解东北、华北情况发挥了作用。他们回上海后，钱壮飞与父亲连夜加班，把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剪贴拼凑，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凭实据的东北军内部情况，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钱壮飞带回南京，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更加赏识钱的才能，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感。不久，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父亲报经中央特科同意，又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背地里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许多绝密信息，钱壮飞还是接触不到。因为特务系统严格规定，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三者插手。这个密码本，装在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知道，但没有机会下手。为了弄到密码本，钱壮飞与父亲花了不少脑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进一步打开了情报工作的局面。
徐恩曾年轻得志，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晚饭时父亲悄悄向他介绍，某处有位新来的漂亮姑娘，逗人喜爱。徐听说此事，立刻心动，便想去看看。父亲假装关心地说，那儿比较乱，你要当心，贵重物品*好不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感到他们两位都是身边可以信赖的人员，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替他暂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照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一遍。从此，特别小组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重要机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钱壮飞在南京“正元实业社”办公，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一批绝密文电。内容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江西剿共会议”，调遣江西省长鲁涤平与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策略，进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江西苏区，企图六个月内把这里的红军一举歼灭。特别小组将这个情报迅速报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很快通知江西苏区做好迎敌准备。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三路进攻，气势汹汹，苏区军民早有准备，奋勇迎战，粉碎了敌军**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消灭敌军约20000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特别是缴获了张辉瓒师部的无线电台，为我所用，开创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的历史。电台台长王诤从此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主持我们党和军队的通信建设，功勋卓著，建国后曾任军委通信部长、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电子工业部部长等领导职务，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
1931年4月，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20万，比**次增加一倍，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进犯江西苏区。这个情报，再一次被特别小组获得，报告中共中央，迅即转发苏区早作准备。结果，从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消灭敌人30000多，缴枪20000余支，又获大胜，巩固与扩大了江西中央苏区。战斗中再次缴获敌军一部大功率电台，红军总部与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始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那时候，中共中央领导部门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皆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随时都有被敌人破获的危险。中央领导人去外地，或者各地党组织领导人来上海，中央特科都要派人护送，保障安全。1930年秋天，刘伯承刚从苏联回国，父亲奉命护送他从上海去南京，再转道去江西苏区。按照约定的接头时间与地点，父亲身穿绸缎长袍，因为下雨，打了一把伞，遮掩脸面，手指上戴了一枚醒目的金戒指，眼睛盯着公园的人口。不一会，雨停了，他收起雨伞，看见公园进来两个人，认识其中一位是李立三同志。他便迎面走到他们的身旁，按一下头上的礼帽，掏出眼镜擦拭一下再戴上，这些动作都是规定的暗号，表示身后没有“尾巴”，可以接头。双方依旧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没有说话，父亲前边引路，领他们坐进停在公园门口的小汽车。这时李立三才介绍要送的客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他们紧紧握手，相互寒暄，父亲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笑着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当天安排刘伯承好好休息，第二天，他们换穿漂亮服装，扮成富豪模样，坐在头等车厢，品茶谈天。遇到军警人员查问，父亲随手掏出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证件，神态自若，怒目以对，很容易就把这些小特务吓走。顺利到南京后，父亲将下一站接送安排妥当，与刘伯承热烈握手，相互道别。
……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内容简介

他是我军唯一没有指挥过炮火硝烟战斗的开国上将，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毛泽东曾笑着告诉李冰：“父亲是共产党的大特务！”
他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时，与战友一起，冒着生命危险，将叛徒出场党中央的情报及时送达中央。毛泽东曾评价他说：李克农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中央的不少领导成员，包括周恩来都不会存在了……
他负责组建了一个又一个八路军办事处，为抗战做出了杰出贡献，是我党**个与张学良接触的代表。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写道：此人厉害！
他所领导的情报系统中的阎宝航获取了“德国法西斯要在6月22日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中共中央将这一消息及时通报给苏共中央……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取得的每一个重大战役的胜利都与他领导的情报工作分不开。毛泽东：“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成功的。”
建国初期，国民党特务妄图暗杀毛泽东这一惊天事件被他领导的保卫部门破获，妄图谋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被他管辖的情报部门侦破……
朝鲜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对他说：“我点了你的将，派你去坐镇开城。”……谈判取得胜利，他居功至伟，但停战协议签字时，却不能露面……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节选

第二章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初，父亲辗转到达上海，起初与钱杏邨（阿英）一同编在“春野支部”，即“太阳社支部”，过党的生活。该社是1927年冬，阿英、蒋光慈、洪灵菲、孟超等共产党员发起成立的革命文艺团体，同时还创办了“春野书店”与《太阳月刊》，这些实际上是党的秘密机关，直接受瞿秋白领导。他们常到街上撒传单、贴小报，或者到电车工人中做宣传工作。
根据组织决定，父亲与潘汉年二人联手，创办《铁甲车》小报，宣传党的主张。当时工作条件很差，他们经常在小阁楼（上海称“亭子间”）上编写稿件，热得满身大汗，但他们干得非常开心。根据国民党要员孙科先亲共、后反共的态度变化，父亲写了一篇短文：《不堪回首话孙科》。不久，小报遭国民党政府封闭，后又更名为《老百姓报》继续出版，不久又被查封。父亲幽默地说：“铁甲车开到阴沟里了”。
当时同志们生活艰难，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父亲想方设法弄点钱买盒饭，几个人一块吃，还兴高采烈说是“打土豪”，十分风趣。他有一件大衣，经常到当铺去典当应急，因为次数多了，这件大衣得了个外号“沈不罗斯”，当铺就是它的“娘舅家”。
从事地下工作必须高度警惕，不但活动场所经常改变，就是家庭住址也不时更换。父亲在上海工作期间，先从武昌路广星里，搬到华德路余庆里，再到爱而近路春晖里、唐山路元络里等，大的搬家搞了好几次。好在家产很少，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搬家也不费劲。次数多了，市内交通熟悉，反为地下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后来，父亲调到沪中区委任宣传委员，遵照党的指示，经常上街撒传单、贴标语，搞“飞行集会”一类的活动。我们在延安时，有一次全家聚会，当时父亲高兴，无意间讲到在上海撒传单的故事：他身体较胖，穿上长袍马褂，里面塞满宣传品，乘坐电车时，站在窗口边上，看到没人注意，便一路走一路撒，效果甚佳，警察抓不到他。大家听后，都为他的机智感到高兴。
1. 任中央特科特别小组组长
1929年冬，国民党为了控制局势，着手建立秘密的特务组织，对外名称是“中央俱乐部调查科”，后来改为“中统”（CC）。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主管此事，任命他的表弟、在美国学电气工程的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同时兼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
这年11月，父亲与胡底（原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电影工作者，1925年加入共产党，与父亲早前认识）会晤，经他介绍，在拍电影的棚子里，认识了钱壮飞。当时钱壮飞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秘书，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他才华出众，办事得力，深受器重与信赖。胡底住在钱的家里，两人正为与党组织联系不上着急。三人互相介绍后，钱壮飞说：“现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正扩大人员，为建立国民党特务机构做准备，缺少广播新闻编辑，要公开招聘”。他们研究认为，趁此机会打入敌人内部是件好事。李克农迅即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议：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建立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十分重视，发出“你们把它拿过来”的重要指示。
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保卫工作，是在严酷斗争中，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保障党的安全而创建的。周恩来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蒋介石迅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使大批共产党员与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等同志吸取血的教训，认为要与强大的敌人做斗争，必须了解对方的军事、政治动向，便在中央军事部下面设立了以情报、保卫为重点的特务工作部门。时间不长，但是成绩很大，意义深远，在粉碎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主动，发挥了作用，为党在隐蔽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摸索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1927年7月，武汉汪精卫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反对共产党，轰轰烈烈的**次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那时，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完全处于秘密状态。11月9、10日，召开紧急会议（以后称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调整中央办事机构，只设一个组织局，统管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等各项业务。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等三人组成，罗亦农任主任。1928年1月10日以后，改由周恩来任主任，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上海是全国*大的城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工人阶级队伍具有英勇善战的光荣传统。但它也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冒险家的乐园，许多外国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国民党对上海的统治高度重视，军警宪特机关林立，还有帮会、流氓等黑恶势力，社会情况异常复杂。中共中央与江苏省委皆设在这里。帝国主义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配合，经常缉捕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革命先烈如陈延年、赵世炎等都英勇献身。在这样情况下，周恩来认为地下党必须设立情报和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通过隐蔽斗争，防止敌人破坏，保卫党的安全，否则随时可能遭受敌人袭击，威胁党的生存，便在1927年秋，建议成立了中央特科。原先在武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也集聚到上海参加活动。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开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设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专为中央机关服务；二科是情报科，重点了解敌方情况；三科又叫“红队”，镇压叛徒特务；四科主管通讯，设置电台。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决定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李克农任组长，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李克农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为了适应地下环境的对敌斗争，中央特委办了训练班，周恩来、恽代英亲自讲课，就如何进行秘密工作，怎样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集中学习二十多天。1930年4月9日，中央又发出《中央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一封信》，强调安全保密，唤起党员注意，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同时，要求在特科工作的人员，向职业化、社会化发展，尽可能寻找公开职业，以掩护自己，积极开展活动，广泛结交朋友。周恩来亲自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制定的保密纪律非常严格，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活动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别人，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随意泄露。陈养山1928年4月进入情报科工作，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撤消，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长的一位老人。他说：当时都是单线联系，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况，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还是1936年到西安之后才知道的，委实令人惊讶！
那时，为通过考试进入无线电管理局，父亲做了认真准备。他文史知识功底较好，字也写得漂亮，考试三个科目：三民主义、科学常识、再用古文写一篇命题作文，题目是：“你的母亲死了，父亲也死了，要合葬在一起”。父亲开头写道：“此是丧事，亦是喜事”，然后讲些道理，*后两句结语：“似此墓穴已安，人子之心可告无愧矣”。考试成绩优秀，李克农被录取在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广播编辑。随后，钱壮飞帮助胡底也进入无线电管理局。
起初，徐恩曾对父亲并不放心，经过暗中观察，发觉他办事稳妥、思维清晰，每日勤奋工作，不大出门，言行无可挑剔，逐渐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提升他为电务股长，掌握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利用这个机会，父亲安插我们的同志到国民党要害部门任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30年初，父亲与钱壮飞共同向徐恩曾建议，以公开掩护秘密的方式，采用新闻广播组织的名称，将特务机关公开挂牌，单立门户，减少内部干扰，也便于开展活动。总部以“正元实业社”为名，设在南京市中山东路，成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等掩护单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钱壮飞负责主持。在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派胡底任社长。上海市则以无线电管理局为基地，由李克农负责。这种安排，徐恩曾感到满意。由此开始，特别小组运用国民党特务机关与它的公开情报系统，展开活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做了有益的革命工作。
他们利用有利条件，掩护党的地下活动。有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被敌人发觉，敌人准备抓捕时，他们设法通风报信，让这些革命人士、党员或党组织提前转移，让敌人扑空。有些共产党员被捕，只要组织决定，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加以营救。个别共产党员叛变投敌，构成危害，他们就将叛徒的身份、地点、投敌证据等，及时报告党组织，中央特科派“打狗队”将叛徒处理，保护党的安全。
上海警察局有个督察队长，抓过许多共产党员与革命人士，手段狡猾，十分凶恶，成为一大祸患。父亲想出一个计策，让敌人自己把他除掉。父亲首先选定一处我们党曾经活动过的地点，组织人员在那里假装开会，还放上一部分共产党文件资料，故意让督察队长发现目标，向上级报告。在特务首脑机关任职的父亲，交代他“放长线钓大鱼”，暂缓行动，等待机会抓获更多共产党。如此拖延几次，再命令督察队长赶快破案，结果一个共产党也没抓到，搜到的几份文件也是警察局早就有的，没有丝毫价值。上司非常震怒，怀疑这个队长有意放跑了共产党，将他革职查办。督察队长鸣冤叫屈，却不晓得这是共产党特别小组给他的教训。
中央特科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1930年5月，中国各派军阀掀起中原大战，蒋介石抽调军队忙于应对，后方比较空虚。中共中央决定趁此机会在上海召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夺取新的胜利。这个消息，不久就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知道了，警备司令熊式辉召见政治密查员宋再生布置任务，强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要他务必重视，周密安排，*好开会时一网打尽，彻底解决心腹大患。如果成功，可获蒋介石悬赏的现金50万元。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与熊式辉是同乡，很受重用。他与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处、租界巡捕房关系熟，信息灵通，权力也大。但他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秘密党员，归属中央特科陈赓领导，做过许多有益工作。他立即把熊式辉交代的事项向组织报告。周恩来、陈赓非常重视，迅速研究，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护措施，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由于设计周到，布置严谨，这次大会开得极为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两天后散会，各地代表分头“出院”，有的直接回原地区，有的分散住进其他旅店。全部人员撤离后，宋再生才向警备司令部报告，并带着军警特务前往搜捕，早已人去楼空，一无所获。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家在上海，钱本人与女儿、女婿常住南京，家庭和美，邻居羡慕。胡底比较年轻，文化人性格，因常在天津工作，家庭状况如何，局内同仁不大在意。李克农已届中年，在无线电管理局是中层官员，收入不菲，如果长期没有家庭生活，难免引人猜疑。遵照党的指示，1930年上半年，父亲写信请母亲带孩子到上海团聚。母亲虽有职业在身，考虑父亲工作需要，商得祖父同意，便带了我哥哥与弟弟去上海，担当掩护工作，同时照顾父亲的生活。那时，我过继在外祖父家，两个姐姐已上中学，生活能够自理，如此安排，母亲也可放心。
父亲原先和王少春同住一个房间。母亲带孩子们到上海后，出于工作需要，他租了一套比较宽敞的房子，新购了家具，生活面貌大大改观。他本来善于演戏，现在经常西装革履，或者长袍马褂，手上戴着金戒指，出入酒楼茶馆，假装会晤朋友，摆出一副绅士派头，让人不敢怠慢。为了工作需要，党组织又派安徽老乡、原芜湖民生中学学生宋治家（又名宋季仁）到父亲身边工作，公开身份是“佣人”，实际是秘密交通员。父亲在无线电管理局上班时，宋治家给他送午饭，他经常当着众人的面，指指点点，随意训斥，不是饭菜凉了，就是口味不好，接着就是“笨蛋”、“混账”一类的谩骂。宋治家总是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完全像个听话的奴仆，有时还故意抹点眼泪。晚上回到家中，关上房门，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一起，为白天的表演笑得前仰后合。为了节俭开支，回家后，父亲赶紧将西装脱下叠放整齐，换穿普通衣服，饭菜也很简单，没有床位，孩子们晚上就睡在饭桌子下面。只是这个时候一定把门关好，千万不能让旁人发觉。有时候，母亲带孩子在门外玩耍，其实是暗中放哨。她还帮助父亲做些文件保管、抄写方面的事情。由于条件改变，父亲故意装扮的官僚习气，反而使徐恩曾对他更加放心。
因为经济困难，宋治家很想挣点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有一次，他看到几个穷人帮助推人力车上桥，可以弄到一点施舍，便也跟着推了几趟，谁知钱刚到手，便被当地几个经常推车的家伙打了一顿，把钱也抢走了，警察看见了不闻不问。他只好自认倒霉，回到家中。父亲看见宋治家被打，忙问他出了什么事情？起初宋不肯说，父亲以为他在外边干了什么坏事，便很生气。等到宋讲了真实情况，父亲一下激动地抱住宋治家，两个人都止不住流出热泪。父亲说：“上海这个地方是洋人、阔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穷人推车还要向警察交钱，真不容易。这样的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叫它底儿朝天！”不久，组织上安排宋到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改善一点经济条件，晚上仍然替父亲做交通员。后来安徽地方报纸登载了通缉宋治家的消息，父亲便让他安全离开。此后，宋治家在上海、南京、汉口、香港等地，一直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没有出过差错。
旧中国，各地军阀割据，东北军实力雄厚，其动向至关重要。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想了解与拉拢东北军，几次派人去收集情报都失败了。1930年上半年，陈立夫、徐恩曾派钱壮飞去完成这项艰巨任务。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虑我们党在东北地区的情报工作也要加强，组织机构需要整顿健全，便派陈赓扮作随员与钱壮飞一同去东北。于是，陈赓、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证件，花着国民党提供的经费，一边调查国民党想了解的情况，一边巡视中共中央特科组织在东北与华北地区的工作。同时，在沿途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下，带回许多重要的情报资料，为党中央了解东北、华北情况发挥了作用。他们回上海后，钱壮飞与父亲连夜加班，把当地报纸上的消息剪贴拼凑，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凭实据的东北军内部情况，写了一份四万多字的详细报告。钱壮飞带回南京，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多的好材料！”更加赏识钱的才能，增加了对他的信任感。不久，国民党中常委秘书长陈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其他党派与地方势力的情报，准备进一步扩大特务组织。利用这个机会，父亲报经中央特科同意，又认真“帮助”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建立情报网点，背地里为我们党的情报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尽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许多绝密信息，钱壮飞还是接触不到。因为特务系统严格规定，凡属绝密电报，只能由负责长官亲自翻译，不能让第三者插手。这个密码本，装在徐恩曾的口袋里，钱壮飞知道，但没有机会下手。为了弄到密码本，钱壮飞与父亲花了不少脑筋，终于想出一条妙计，进一步打开了情报工作的局面。
徐恩曾年轻得志，性情放纵，喜爱女色，平时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乐、嫖女人，这已成为惯例。父亲投其所好，在上海帮他租了一套房子，让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钱壮飞陪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晚饭时父亲悄悄向他介绍，某处有位新来的漂亮姑娘，逗人喜爱。徐听说此事，立刻心动，便想去看看。父亲假装关心地说，那儿比较乱，你要当心，贵重物品*好不带，钱也不要多带，小心为上。徐恩曾觉得有理，正在沉思。钱壮飞指着他身上小声提醒，那个密码本千万收好，万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担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觉，感到他们两位都是身边可以信赖的人员，犹豫片刻，便将密码本交给钱壮飞替他暂管。徐恩曾离开后，父亲与钱壮飞十分兴奋，立即用照相机将这个难得到手的密码本翻拍一遍。从此，特别小组不仅掌握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重要机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钱壮飞在南京“正元实业社”办公，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一批绝密文电。内容是蒋介石亲自主持“江西剿共会议”，调遣江西省长鲁涤平与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率领十万大军采取“长驱直人、分进合击”的策略，进攻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江西苏区，企图六个月内把这里的红军一举歼灭。特别小组将这个情报迅速报到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很快通知江西苏区做好迎敌准备。1930年11月，国民党军队三路进攻，气势汹汹，苏区军民早有准备，奋勇迎战，粉碎了敌军**次围剿，取得重大胜利，消灭敌军约20000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特别是缴获了张辉瓒师部的无线电台，为我所用，开创了人民军队无线电通信的历史。电台台长王诤从此参加革命，几十年来主持我们党和军队的通信建设，功勋卓著，建国后曾任军委通信部长、国家邮电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电子工业部部长等领导职务，受到党和人民的赞扬。
1931年4月，蒋介石又策划发动对苏区红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动用兵力20万，比**次增加一倍，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指挥，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策略，进犯江西苏区。这个情报，再一次被特别小组获得，报告中共中央，迅即转发苏区早作准备。结果，从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指挥下，经过五次大战，消灭敌人30000多，缴枪20000余支，又获大胜，巩固与扩大了江西中央苏区。战斗中再次缴获敌军一部大功率电台，红军总部与上海党中央机关开始建立起无线电通信。
那时候，中共中央领导部门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皆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随时都有被敌人破获的危险。中央领导人去外地，或者各地党组织领导人来上海，中央特科都要派人护送，保障安全。1930年秋天，刘伯承刚从苏联回国，父亲奉命护送他从上海去南京，再转道去江西苏区。按照约定的接头时间与地点，父亲身穿绸缎长袍，因为下雨，打了一把伞，遮掩脸面，手指上戴了一枚醒目的金戒指，眼睛盯着公园的人口。不一会，雨停了，他收起雨伞，看见公园进来两个人，认识其中一位是李立三同志。他便迎面走到他们的身旁，按一下头上的礼帽，掏出眼镜擦拭一下再戴上，这些动作都是规定的暗号，表示身后没有“尾巴”，可以接头。双方依旧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没有说话，父亲前边引路，领他们坐进停在公园门口的小汽车。这时李立三才介绍要送的客人，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伯承。他们紧紧握手，相互寒暄，父亲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刘伯承笑着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当天安排刘伯承好好休息，第二天，他们换穿漂亮服装，扮成富豪模样，坐在头等车厢，品茶谈天。遇到军警人员查问，父亲随手掏出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的证件，神态自若，怒目以对，很容易就把这些小特务吓走。顺利到南京后，父亲将下一站接送安排妥当，与刘伯承热烈握手，相互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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