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如往昔,透着“孔氏幽默”,较于“47楼”语言辛辣少了些,但思想更进了一层,让读者深思多了些。《口号万岁》在讲“口号”的问题,但让每个中国人不得不省思我们这个“非左即右”的民族的弱性;《老刘家》幽默中透着心酸,悲天悯人之余,更有对历史的反思;《骑车上班》活脱脱画出“老孔”的百姓生活,在会心一笑之后,再次体悟“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生活真谛。深刻不意味着严肃,平和不表示放弃犀利,幽默深邃“孔风”更甚矣。
万兽无缰篇
口号万岁
咱中华上国堂堂五千年文明史,随便说个四大发明绕口令什么的,就能把洋鬼子吓得一溜托马斯全旋接后空翻转体3600度。其中标语口号,尤其是咱们国粹中的国粹,专门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圣作用。这个奥秘,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老一辈中产阶级革命家早已论述过多次。胡适说:“我们中国已成了标语口号的世界”(《打倒名教》),我老师的老师的老师朱自清先生也说过:“标语口号既然多而且滥,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让人们觉得没分量,不值钱”(《论标语与口号》)。我本来很佩服他们的见解,没什么可续貂的了。但昨晚看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的报道,吉林省四平市为了促销吉烟,向全市父老摊派,并且到处刷写着“抽吉烟,爱四平”的标语,我不禁觉得老一辈革命家毕竟没有赶上好时候,我还是能写几句他们写不出的文章来的。他们不过是批评标语口号的知行脱节或者枯燥无味,哪里料到在我们这个新时代,标语口号就像电脑中的瘟98瘟99一样奇妙无穷、日新月异呢?所以我便充满信心地写下了这个本身就是个口号的题目。
我一直以为自己的处女作是发表在大学时代,今日忽然明白,原来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笔耕生涯。那时我是独生子,经常遭受那些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人家子女的欺负,于是楼里楼外的墙上,便不时出现了我的大作。比如“打倒小军”,“王小花大王八”,“小杰是汉奸”,这属于宣言类。长大一些,创作水平有了提高,便有“杨长生偷死鸡吃”,“小勇天天尿炕”,“立兵他爸把他妈卖了”,这属于诬陷类。还有“齐伟出门让车轧死”,“刘波变成大疯狗”,“张霞全家中煤气”,这属于诅咒类。不管哪一类,都不是生活中的真事,所以后来读到萨特的“创作是对生活的反抗”,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等我长大到不再经常受欺侮,并且可以欺侮别人的时候,创作风格才发生了转变,由标语口号改成了吟风弄月。
然而,我身处的时代却似乎始终不肯长大,标语口号如同每日三餐一样想离都离不开。我不像鲁迅、胡适他们那样一概反对标语口号,我认为许多标语口号是自然的,必需的。比如我小时的那些口号虽然没有让他们轧死或者变成大王八,但使他们很怕我,有时还讨好我,大大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词典上说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而标语是“用简短的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即标语也是口号。这样看来,标语口号本身无罪,只看人们编造的是什么口号和如何运用这口号。“时日盍丧,予及汝皆亡”,是思想性艺术性兼备的好口号;“大楚兴,陈胜王”,是思想性差但艺术性和有效性比较好的口号;“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是阿Q式的潜伏着危机的功利性口号;“劳工神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辟的经典性口号;“建设王道乐土的大东亚新秩序”,是一厢情愿的欺骗性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特定年代激动人心的但不能跨越时代乱用的好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现实针对性强但理论上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实用性口号;至于“抽吉烟,爱四平”,则是***(此处系统自动屏蔽不文明词语,请文明发帖子)民意、厚颜无耻的连文字也不通的拙劣口号,写这口号的人忘记了“困长春,打四平”时代人民子弟兵洒在四平街的滚滚鲜血……
口号由于简短和目的性强,往往产生一些言外之意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副作用。我近年来在祖国各地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提的口号。比如关于计划生育的,在西北,我看到了“计划生育,丈夫有责”,这说明那里的主要障碍在男方。在山东,我看到了“一人结扎,全家光荣”,我仿佛回到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战争年代,不知道结扎这事有何荣可光,难道说也放鞭炮、骑大马、戴红花,逢人便趾高气扬地宣布:“俺结扎啦!快来俺家喝酒吧!”在河南,更有邪门的,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说明那里的计生工作很艰难,经常要采取严厉手段,但用“扒房牵牛”来强迫人家流产,一是违法,二是容易给帝国主义国家和境外敌对势力趁机攻击我人权政策造成口实。
说到法制,也有一些有意思的口号。在河北,我看到一条标语:“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真令人哭笑不得,它的意思是说,和平抗税就是合法的了。高速公路旁闪过一条标语:“不得袭击警车”,我不禁一阵紧张,因为我坐的是“民车”。于是想到许多口号本是人们普遍应该做到的,比如十字路口写着:“红灯时请您停车”,但我想假如一个人连红灯都不在意的话,他对这个红灯的“画外音”恐怕也不屑一顾。公共厕所里写着:“请您便溺入池”,我不懂一个人既然已经进了公共厕所,为什么还要在里面随地便溺。倒是一所大学的厕所里一条外国留学生写的标语让我觉得格外触目:“中国同学,请你便后冲水!”
车子驶过一座县城,这个县的支柱产业是散装水泥,马路上空赫然高悬着巨幅标语:“大力发展散装水泥,是我们的基本国策!”我身居北京城,心向党中央,从未听说有过这么一项“基本国策”,暗想这个县的干部可真大胆,要在封建时代,这叫做“矫诏”,是杀头之罪呀。
除了这些奇怪的口号,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标语,倘若细想起来,也往往问题甚多。比如建筑工地上常见这样的标语:“大干××天,工程提前完”。首先这个“完”让人产生疑惑,是“完成”呢?还是“完蛋”呢?更重要的是,工程为什么要“提前完”?一个工程需要多少天完成,应该是有严格的科学依据的,需要100天完成的,你50天完成了,质量能让人放心吗?君不见,几乎所有的“献礼工程”,都在节日过去以后,开膛破肚,重新“梳笼”,还美其名曰“多快好省,坏了再整”。所以“提前完”的结果多数是要提前完蛋。*近又流行一个公式化的口号,叫做“某某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很多城市和单位都竖起了这样的标语牌。我刚刚去过的世界头号污染城市太原的街头,就立着不少烟熏火燎、污渍斑斑的牌子,上写“太原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宛如是故意讽刺。回到北京,发现我们小区也立起了牌子,上写“育新花园是我家,清洁卫生靠大家”。但我们中国,凡是靠“大家”的事,等于谁也不靠。中学时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到“创造这奇迹要靠谁”时,都笑望别人唱道“要靠你,要靠你”,而唱到“美好的未来属于谁”时,则都唱“属于我,属于我”。什么事都靠“大家”,还要政府和公仆干什么?
朱自清说:“标语口号用在战斗当中,有实现性的必然的。”(同上)的确,标语口号的“精神变力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在如今的和平建设年代,主要应该提倡按客观规律办事,按邓小平理论办事。可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年代,盖一座楼叫“会战”,谈一次话叫“交锋”,连泡了个妞都叫“拿下”,看来我们还要长期生活在战争的阴影底下。不过,如今另外一种口号也包围上来了,那就是商业口号。比如“存款到农行,可靠又吉祥”,我的款是存在工商行的,看来是“危险又泡汤”了。还有“大大方方补肾,踏踏实实做人”,我们这些不去补肾的家伙,从此都成了不安定因素。以前说“大寨的姑娘都是铁肩膀”,现在则变成了“做女人‘挺’好”,教唆得女人你追我赶比“波段”,满街望去,都是麻将中的“二筒”……胡适气愤地喊出:“打倒名教”,但他这话本身就是一个口号。还是我老人家高瞻远瞩,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我们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打倒过,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打倒过,被“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不吃资本主义的苗”打倒过,今天正在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和“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所打倒。因此我趁早趋炎附势,高喊一声“口号万岁”,也算混入了辉煌的口号发明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口号照汗青!
(本文发表后,被多家媒体转载、删节、篡改,并被不止一位杂文家抄袭、剽窃。本人郑重高呼:抓贼万岁!)
阿骨打的骨气
女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了女真人的生活和他们与辽国的矛盾斗争。这些描写未必合乎史实,但却写出了女真人 勇悍的气质和不屈的骨气。我近日读到的一份材料,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
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但是当辽国皇帝命令女真的各 部落酋长轮流为他起舞助兴时,有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酋长却拒绝了。这在大辽国看来真是尴尬和扫兴,从史书中的特意记载可以看出,辽国人对这一“公然践踏国 际准则”的行为是不会不怀恨在心的。起码也要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舆论:这个野蛮的阿骨打,真不识抬举!
其实女真人无论酋长和平民都能歌善舞,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歌舞,部落酋长一般更是此中的佼佼者。完颜部落年轻的英雄阿骨打不仅是部落的军事 行政首领,同时也是巫师(萨满)——即现在东北人所说的“跳大神儿的”,他不会跳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辞以不能”。这个“不能”的意思不是说“俺不 会”,而是说 “俺不能在你狗日的面前跳这个舞。俺的舞是跳给老婆孩子、父老乡亲们看的,俺们虽然贫穷落后些个,但俺好歹也是个一酋之长,不能在这里耍猴给你看”。
好一个阿骨打,他居然不怕“破坏大辽和女真友好关系”的罪名,不怕大辽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不怕本部落民众的误解与非议,甚至不怕其他酋 长的趁机出卖与陷害,他就在“可杀不可辱”的情况下,毅然地举起了民族自尊、反辽抗暴的大旗。实际上,他的壮举正合其他酋长的心意,正合全体女真人民的心 意。多少个没有骨气的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但落后却不一定就会被打败。被打败的,首先是那些丧失了骨 气、丧失了尊严的民族。正是高举着民族尊严的旗帜,后来,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了大金,灭了大辽,史称“金太祖”。
(本文曾被多家媒体转载,并得到中央领导称赞)
回望20世纪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回顾百年”,大多是热烈歌颂刚刚过去的那100年的“丰功伟绩”。我本人对时间是很超脱的,平常对过节过生日都比较淡漠,心情好就 是节日,心情不好这节日对我就没什么意义。如果真要把时间之流生生截下一段来,问问这100年怎么样,那么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100年中过得很不幸。同时,更严重的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 题,还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经常沉浸在各种美梦中。比如沉浸在科学的美梦中,沉浸在革命的美梦中,沉浸在进步的美梦中,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比以前好。 实际上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体上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死亡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种种酷刑。 除了肉体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奥斯威辛、毒气室、中国的喷气式批斗,全世界几千万几千万人的杀戮,这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望尘莫及的。
以前的世纪,人们虽然也经常处在不幸中,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幸。比如曹操那个时代就认识到那是个荒凉的时代,“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学作品中*突出的是两大分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大面积再现苦难,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苦难的产 物。因为有了苦难才有了现代主义这种变形的表现,现代主义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苦难变形,所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 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 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 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 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 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 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 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 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 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 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 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 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 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 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
孔庆东,人称“北大醉侠”,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央视“百家讲坛”著名坛主,新浪文化博客首席博主。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曾被评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
十余年来,孔庆东博士先后写出当下中国罕见的酣畅淋漓、嬉笑怒骂的痛快文字,其《47楼207》、《笑书神侠》、《千夫所指》、《空山疯语》、《口号万岁》、《四十不坏》等书一直畅销不衰,为当今影响最大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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