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摘录

只有制度的变革，才能使中国在那个时代的那个世界上搏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所谓制度，倒不是说专制或者立宪云云。德意志帝国是专制的，其国力却能一跃而起超越法俄；“近东病夫”奥斯曼帝国早有宪法，却不能保证最后不亡。清朝迫在眉睫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能不能彻底抛开中国传统的那一套定西。但是清朝最致命的缺陷就在这里：清承明制，整个中华帝国上千年来过度成熟的皇权专制、理学思想、科举制度、官僚士大夫势力，在明朝达到登峰造极的阶段，又由清朝全盘接受。由此形成的自大保守、冥顽僵化、贪污腐败的整个帝国体系，已将在旧制度下进行改良的各条出路全都统统封死。日本式的封建制度并不完美，有很多漏洞，所以维新派可以对其加以改造，在原有基础上建设资本主义化国家，对幕府以外的旧有统治阶级不造成过大的触动。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实在是发展得太完美、太完善了，如果进行改造，必然要引进各种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势必导致以儒家宗教礼法为核心的旧文化思想系统的崩溃，以及奉其为圭臬的主要统治力量——熟读孔孟之书却别无长技的官僚士大夫，整整一个帝国的旧官僚——的失势甚至灭亡，所以这也是他们要痛心疾首竭力反对的。即使上面有一个开明的好皇帝下决心彻底变法维新，负责具体实施各种改革措施的也是上至内阁六部、下到省道府县的官员。在他们的反对和抵触下，各种新制度新措施也不能推行下去。何况当时在“好皇帝”之上，还有一个“坤纲独断”的老皇太后。

——引自第120页

在1868年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相当于施政纲领）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成了日本的国策。1872年，日本派出了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包括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国策制定者和当时几乎所有政府领导人的庞大使节团，游历美、英、法、荷、比、德、丹、瑞、俄、意、奥等十余国。岩仓使节团的目的，一是试图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考察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日本制定国家发展的蓝图。此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黄金时代，在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雄视全球的强大舰队、林立的工厂和矿山令日本使节艳羡不已，惊叹道：“经过梦中二千年，今后为国而谋者不可不发感于兹，不可不有所奋为。”而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参谋总长老毛奇对日本使节团言传身教德国式的君主专制立宪制度，老毛奇对岩仓的一段谈话更是令日本人如醍醐灌顶：“……万国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日本使节的心坎。木户孝允兴奋地说：“可效法者，当以德国为最！”这次考察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意义深远。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沿着俾斯麦所说的“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方针来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日本以牺牲邻国为自身发展代价的“宇内经营”策略，以及实现这一策略的工具——海军的大力兴办，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引自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