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四编，内容包括：一个自由主义的、隐秘的黑格尔；黑格尔、马克思和自由主义传统；现代性的合法性和矛盾；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对黑格尔思想的解释。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本书特色

多梅尼克·洛苏尔是当代*了不起的黑格尔研究权威之一，他的这部著作必须被知晓于世界。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规模异质人群聚居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社会。黑格尔所反思的正是这个复杂的社会：如何让所有的社会阶层，如何让每一个人的自由都能够得到现实的实现？自由概念与平等概念之间有着怎样微妙的张力？ 本书将证明，黑格尔的理论恰恰是现代人的自由的真正坚定的捍卫者。全书将从“一个自由主义的、隐秘的黑格尔？”、“黑格尔、马克思和自由主义传统”、“现代性的合法性和矛盾”、“西方世界、自由主义和对黑格尔思想的解释”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阐述。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目录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节选

**章探寻“本真的”黑格尔
1.审查与自我审查
康德于1766年在一封信中承认：“实际上，我相信许多我永远也不会有勇气去说的事情，我对它们确信无疑，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去说任何我不相信的事情。”当时，康德所在的普鲁士处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之下。弗里德里希二世是法国启蒙运动主要代表们的一个对话者，有时候甚至是他们的朋友。这个国王标榜他对宗教以及那些没有危及到统治机器的东西的宽容。差不多30年以后的1794年，这个时期更加富有戏剧化：弗里德里希二世已经去世了，由法国大革命引发的骚动甚至在莱茵河的东岸也使得普鲁士的审查制度特别严格，甚至对宗教问题，当局也变得不宽容。在这个形势下，康德又写了封信来表达他的感受和思考：是的，当局可以禁止他“完全显露他的原则，”但是——他宣称——那正是“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对此我丝毫也不后悔）。”
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找到这样明确的信件。但是，我们的确拥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证据（testimonies）、要素（elements）和事实（facts）。在“他作品的完整版本，尤其是他的讲演出版以后”，黑格尔有着“巨大的冲击力”，青年恩格斯的这个观察不是唯一的。早两年，罗森克朗茨在评论《宗教哲学讲演录》（Lectures on thd Philosophy of Re—ligion）的出版时就预见到，它们*终将会增加一些人“对黑格尔哲学的憎恶”。当黑格尔还活着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就注意到，黑格尔在《讲演录》中使用了一种特别大胆和激烈的语言，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竭尽全力地要获得那些讲稿，甚至在它们已经被收集、印刷成册的时候也是如此。有时候，他们竟然联系黑格尔本人，他很容易联系上，对此也不作任何限制。他从不以任何方式否认，他的学生们记载下来并传播到甚至学术圈以外——有时候，甚至是德国以外——的那些讲稿是出自于他的。阅读那些记录稿中的一份，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富有启发性的话：“启蒙运动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在这里，它产生了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它的原则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释。然而，这些新的思想经常并没有被公开地与宗教教条区别开来；相反，为了达到对宗教至少表面上的承认，人们做出了牺牲和扭曲，甚至在今天也还有这种事情发生。”（Ph.G.，916—17）
黑格尔在这*后一句话里边所指的是哪个（些）作者？还是说，它可以被解读为一个自白（confession）？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描述的是掩饰和自我审查的技术，正如黑格尔所强调的，对这些技术的运用过去～直都在发生着，甚至延续至当前。黑格尔完全意识到，客观的情形要求一种小心谨慎的风格，上面引用的这段话并不是揭示这一点的唯一一段话；他指出，甚至是约翰·格奥尔格·哈曼也被迫“对王室当局隐藏他的讽刺作品”（W，XI，334）。
然而，对此关键点的反对依然很强烈。克劳迪奥·塞萨是*权威的黑格尔专家之一，他似乎不愿意太过看重审查和自我审查的问题：“德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们可以非常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当然，这是在理性范围之内。”事实上，甚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时候，黑格尔的一个“温和”的信徒都提到自己“反抗审查制度的首次斗争”。在写给其出版商的一封信里边——这封信写于1840年（因此，毫无疑问，当时的环境没有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普鲁士的环境那么危险）——海因里希·海涅写道：“正如我以前跟你说的，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记着你的审查问题，我已经展开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自我审查。”海涅究竟为什么要走得这么远呢？
让我们比较一下《法哲学》（Philosophy ofRight）§127的未加修饰的文本和出版文本。在未加修饰的文本中，我们读到，“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别人的所有权；我们只能勉勉强强地说他是在侵犯别人的所有权。极端需要的权利（Notrecht，不法）并不意味着侵犯另一个人的诸如此类的权利：关切仅仅只是指向一小片面包；他并没有把另一个人当作没有权利的人来对待”（V.Rph.，IV，341）。而在出版文本里，快要饿死的人的形象消失了，只留下了对必需的权利可能会“与另一个人的合法所有权发生冲突”这一事实的一个影射，而偷窃则成了“仅仅只是对自由的一个单一的、有限的破坏”（在出版文本中，黑格尔选择了根本就不提快要饿死的人对偷窃行为的“绝对权利”）。自我审查的努力是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不过在这里，通过对比发表在《普鲁士国家报》（PreuBische Staatszeitung）的《改革法案》（Reformbill）这篇文章和黑格尔的手稿文本，可能更有助于澄清审查的方法。多亏了霍夫迈斯特的版本，我们可以检视发生的诸多改动：至少表面上，论文仅仅集中于英国；然而不同于原始手稿的是，发表的文本有这样一个特征，它一直努力降低批评的调门。因而，英国主流阶层和教士们在对爱尔兰人民的镇压中体现出来的“贪婪”（Habsucht），成了只不过是“自私”（Eigennutz；B.Schr.，478）。这个术语不仅更加温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舍弃了自己的政治意义，倾向于一种更适于道德讲演的口吻。管理着英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那些原则的“贫乏”，成了只不过是单纯的“肤浅”（wenig Tiefe；8.Schr.，484），而它“更加怪异、更加笨拙的”那些方面（B.Schr.，463）则根本没有提及。在同样的语境下，“荒唐”成了“不正常”，而选举的特点“腐败”（Verdorbenheit）——包括主动的和被动的机构腐化——再一次成了“自私”（B.Schr.，466）。如果黑格尔谴责英国人对爱尔兰人的自由的“专横”，那么《国家日报》（theState Gazette）绝对会更加亲英（这一点很值得反思，我们后面还会讨论它），它会选用“骄傲”（Stolz）这个词（B.Schr.，482）。我们甚至可以引用一个更加刺激的例子：手稿公然抨击英国教会的十一税是个灾祸，这个税赋是用来负担教士们寄生、放荡的生活的，尽管它经常被牵扯进了许多非常严重的丑闻之中，但它依旧岿然不动。甚至有一个牧师，经常“带着两个来自公众妓院的妓女，绕着他所在城市的街道和桥梁”散步，“一手挽着一个”，他还是设法保住了他牧师的位子和俸禄。《国家日报》对此事实只是一笔带过，说这个牧师由“一个完全不恰当的随行人员”陪伴。类似的，黑格尔无情地揭露的此牧师“与其妻子及另一个居住在他家里的情人”之间奇怪的“关系”这个“细节”，则成了“这个男人的家庭关系”受到了质疑这样小事一桩（B.Schr.，475）。
这些变化不太像是仅仅意味着谨慎。不管怎样，在其他的事例中，政治上的关注点更加明显：《国家日报》完全删除了手稿中所谴责的“对猎狐者和乡村贵族的粗暴忽视”（B.Schr.，482）。的确，表面上看起来，指责的目标只是英国，但这个攻击也可以被运用到其他国家，由于用来指乡村贵族的词Landjunker事实上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普鲁士而不是英国，情况就更加如此了。而这里，还有一个《国家日报》完全删除了的说法：“一个人自动地就赋有必要的理智来履行根据他的出身或财富而被赋予的职位，这个偏见在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根深蒂固、不可撼动”（B.Schr.，482）。英国在这里被引为贵族的偏见和傲慢自大的*耸人听闻的——虽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但普鲁士自身并没有摆脱这些恶行，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和国家审查员们都非常清楚。
然而，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更加一般的问题，黑格尔的一个信徒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改革法案》这篇文章——阿诺德·卢格在1841年写到——“对英国来说是非常真实可信的，也是非常富有建设性的”，但是不清楚的是（这部分是因为黑格尔的作品是发表在《国家日报》，他表现得像个“外交官”），“英国封建制度的恶劣”与德国或“大陆”的封建制度是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它也与“法国革命的产物”形成了对比）。实际上，《改革法案》这篇文章充满了故意的含混。确定无疑的是，支配着英国的“实证思想”（positive）与“产生了大陆的法规和政治制度”的那些“一般原则”（general principles）（B.Schr.，469）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里的影射之一（如果不是**个影射的话）很明显乃是法国，虽然法国并没有被提及，它被隐藏在“大陆”这个类“概念”之中（B.Schr.，469）。黑格尔强烈地谴责如下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赞颂实证思想，赞颂历史上传下来的东西，赞颂建立在“先人智慧”（Weisheit der Vorfahren）基础上的东西（B.Schr.，466—67）。《改革法案》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这一谴责，它只提到了英国，但是黑格尔几乎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思想正如他对古斯塔夫·胡果和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的严厉批评所揭示的那样，也在德国和普鲁士出现了，并且扎下了深深的根。
……

黑格尔与现代人的自由 作者简介

多梅尼克·洛苏尔多国际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哲学教授、国际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思想学会主席。撰有多部学术著作，除本书外，译为英文的还有《海德格尔与战争意识形态：社群、死亡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