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内容简介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的时代，而法国大革命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事件。但是，上述说法虽然概括而凝练，但未免忽略了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的独特性。而雅克•索雷的《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揭示当时欧美历次革命运动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如果说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之类的论点突出了各个革命之间的横向联系，那么索雷的论述则在关照横向联系的同时，又把每次革命运动置于其由以发生的独特的民族历史的纵向背景中。这样我们就清晰地看到普加乔夫起义的保守性抗议的本质，看到莱茵地区抵制法国大革命时宗教因素、民族情感所起的重要作用，看到拉美革命独特的宗教文化特质。
也许正是要突出其他革命的原创性，并表明自己摆脱“法国中心论”的意向，索雷没有以专章介绍法国大革命，但他并没有忽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特别它是对英国激进运动、西欧革命运动和海地革命的推动。作为一个深受英国史学传统影响的史学家，索雷没有对这个革命时代作太多的宏观评论，而是注重对历次革命运动的各种维度作经验式的描写，通过事实引出评论，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同时引发读者去思考。

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本书特色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被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为“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的时代，而法国大革命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事件。但是，上述说法虽然概括而凝练，但未免忽略了欧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运动的独特性。而雅克索雷的《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的一个主旨就是要揭示当时欧美历次革命运动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如果说民主革命的时代、大西洋革命之类的论点突出了各个革命之间的横向联系，那么索雷的论述则在关照横向联系的同时，又把每次革命运动置于其由以发生的独特的民族历史的纵向背景中。这样我们就清晰地看到普加乔夫起义的保守性抗议的本质，看到莱茵地区抵制法国大革命时宗教因素、民族情感所起的重要作用，看到拉美革命独特的宗教文化特质。
也许正是要突出其他革命的原创性，并表明自己摆脱“法国中心论”的意向，索雷没有以专章介绍法国大革命，但他并没有忽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特别它是对英国激进运动、西欧革命运动和海地革命的推动。作为一个深受英国史学传统影响的史学家，索雷没有对这个革命时代作太多的宏观评论，而是注重对历次革命运动的各种维度作经验式的描写，通过事实引出评论，在为读者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同时引发读者去思考。

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目录

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 节选

北美的经验：一次成功的革命
英属殖民地的反叛及其与伦敦的决裂
1.决裂的深层起因
1770年代初，英属北美殖民地由三个极为不同的群体构成。在北方，17世纪初之后清教移民创建的马萨诸塞、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罗得岛因为海上贸易、农业和渔业而繁荣起来。那里商人的国际交往颇为发达。这个地区的居民中几乎没有黑人；与拥有25万居民的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相比，另两个殖民地的人口要少得多：都只有6.5万人。
从马里兰开始，越往南走，与同黑奴贸易相关的种植园制度的联系也越紧密。“绅士”是这个带有奴隶制色彩的社会的统治阶层。在这些殖民地中，弗吉尼亚*为古老（1607年），人口也*多。它的居民达45万，其中黑人近20万，经济以烟草种植为重。它东北面的马里兰也是如此，这个由天主教徒在1634年创立的殖民地有人口20万，其中黑人“仅有”6万。在南方，两个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更倚重于稻谷种植业。北卡罗来纳（建立于1653年）的人口状况类似于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因1670年的分离而建立起来）居民仅有13万，黑人占微弱多数，这与佐治亚的情形类似，佐治亚殖民地直到1733年才成立，居民仅为3万人。
在南北两个十分不同的地区之间是中部各殖民地，这里的特征是，来自德国、乌尔斯特地区和城市的移民占很大比例。宾夕法尼亚创始于贵格派首领彭威廉（William Penn），它的首府费城是英国人在北美的*大城市。这个殖民地的人口，从数目和构成上说都类似于马萨诸塞。而纽约殖民地的17万人口中有2万黑人；新泽西殖民地人口为12万，黑人所占比例与纽约相近。特拉华的黑人比例更小，这个由瑞典移民创建的殖民地当时只有4万人。
这些殖民地的基本特征是“自治”。它们很早就有了代议机构，并在1713年之后拥有很多主权性质的权力，如发行纸币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它们经济发展的基础。各殖民地在必要之时还可动员地方军队。*后，它们的议会还管理财政和行政事务，并在官员任命方面有很大权力。议会同样监控着会产生丰厚合同的公共工程，并在很多方面明显夺取了国王的特权。
王权要对北美的生机活力实行控制，确实有很大困难，这种生机活力尤其体现在商业领域内，在这里实行官方的重商主义政策已经不可能了。面对移民们有组织的抵制，英国的海关官员和他们的政府在18世纪前期就投降了。
殖民地发展中的其他特征也显露出来。人口的强劲增长促进了领土扩张和经济繁荣。繁荣不仅反映在农业上。1775年，各殖民地的铁产量已占到全世界的15%。无疑，它们的人均生活水平是世界上*高的。白人的生活条件比旧大陆要优越得多，当然这既取决于殖民地的生产发展，也得益于从宗主国的进口。因此这样看来，美国革命是历史上的**次消费者的革命。
殖民地同样也是文化财富的消费者。它们的城市规模虽然相对较小，但仍然构成一个现代性的实验室，并组织起一个紧密的信息传播网络，这特别得益于出色的邮政系统。出版物的市场虽然有限，并受到审查的控制，但局面十分繁荣，足以保障各个地区的联系，例如，波士顿与殖民地其他港口的联系要比与伦敦的联系更为频繁。各殖民地之间的人员和思想交流在其居民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
令人困惑的是，1763年英裔美洲人的胜利打开了殖民地与宗主国决裂的道路。1761年，就在战斗如火如荼之际，马萨诸塞的律师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便谴责伦敦议会干涉殖民地的内部事务。
在北美，法国人的溃败改变了英帝国的运作方式。在外部对手被清除之后，英帝国的内部成员发生了公开对抗，伦敦只得强化对独立性较强的殖民地的控制。总体上说，英国舆论赞成这样做。而移民则不能理解宗主国反对他们经济事业的政策，他们与天主教势力协调了利益关系，把印第安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大西洋两岸的互不信任日益加剧。驻北美的英国当局鄙视那些粗野无礼、胆怯又忘恩负义的乡巴佬，认为是这些人才使英国免于灾难；而美洲人在战争期间则看不惯英国士兵颐指气使的傲慢姿态。他们深信，没有他们，英国兵什么都干不成。这种情绪对政治联盟的维系很难说是有利的。
这个联盟把那些为自己的“纯粹”而自豪的殖民地和因议会体制而受谴责的英国捆绑到一起。美国人深受福音新教教义的浸染——这一教义刚刚在一场强大的宗教复兴运动中汲取了养分——他们将要与英国的“专制主义”发生对抗，个中原因既有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要从纯粹的物质要求来解释他们对伦敦的挑战，这是很困难的。他们不是地球上负税*轻的吗?他们谴责的税收只占贸易额的3%，而且殖民地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占到英国的一半。我们看到了他们惊人的生活水平，当然黑人不包括在内。
所以他们的反叛是个谜，相关的解释也大不相同。在各种解释中，有一种古老的看法认为，英国的压迫和移民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冲突。但这忽视了移民当中深刻的分歧和英国策略上的逻辑性。“进步主义”学派把伦敦遭遇的反抗与大众阶层中的准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但是反叛实际上是由众多精英分子发动的。1960年代以来，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他的弟子们把这个事实和思想因素的重要性结合到了一起，这些因素使精英们深信，他们面临着反自由阴谋的威胁。但这个解释忽略了广大并未参与革命运动的亲英派人士。为此罗伯特•米德尔考夫（Robert Middlekauff）等历史学家努力把革命与源于1740年代新教大复兴的信念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弗朗西斯•詹宁斯（Francis Jennings）等人把革命归因于期待大陆帝国主义的工匠们。
目前*广泛的综合论点[如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论点]承认殖民地在税收、经济、政治、土地和宗教方面的不满情绪是这场反叛的必须条件。但正如瓦尔特•A.麦克杜加尔（Walter A.McDougall）不久前指出的，还有两个谜需要解开。为什么那些十分富有的移民要为一种微不足道的利益、为一种纯属原则性的问题而拿生命、财产和荣誉去冒险呢?他们又如何能超越彼此之间十分深刻的分歧呢?
对于一个首先表现为精神现象的事件来说，一个纯粹的物质或法学的解释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革命者的各种信念与自治、宗教自由、经济发展和土地扩张并没有分离开。这种随处可见的联系使他们在反叛中团结在一起。他们赋予这场反叛以某种信仰的全部特征，从而使其事业神圣化，这些信仰特征如：关于创造的神话、政治神学、道德法典、殉道者、“无疆界帝国”（杰弗逊语）的末世期许。这些或多或少受新教教义启示的爱国者一起把美国转化为一种宗教，而这种宗教又将他们对英国的反叛变成一场圣战。
2.从政治冲突到战争爆发
1760年代初，当詹姆斯•奥蒂斯在马萨诸塞掀起风浪时，另一个年轻律师，弗吉尼亚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奋起捍卫他的殖民地免受伦敦暴政的侵害。在波士顿，清教牧师梅休（Mayhew）谴责英国国教会在美洲的教阶制度。这些抗议把自由、宗教和金钱结合在一起。面对这些抗议，英国政府决定增强税收压力。它认为伦敦的议会有权这样做。1764年的“食糖法案”开启了一场法律、政治和经济战的序幕。紧接着英国政府又采取措施对抗殖民地的纸币。殖民地领导阶层的利益受损，与此同时，弗吉尼亚等地的“边疆”居民提出了抗议。在所有沿海城市，英国的决定加剧了失业和日益众多的移民群体的贫困状态。在波士顿和纽约，移民中产生了很多街头鼓动者，从而加剧了社会紧张。大部分居民都起来反对英国，他们觉得在与英国的共同战斗中所获甚少。
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更让他们火上浇油。这个法案规定，所有印刷文件均需征收捐税，由此便造成以英国抗议者为楷模的“自由之子”运动，自由之子们决心采取一切手段来对抗这个新政策。他们在纽约的街道上、在他们殖民地的各个地区奔走。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由资产者领导的劳动者，他们秉承宗教异议分子的传统。帕特里克•亨利在弗吉尼亚议会上提到了布鲁托斯（Brutus）和克伦威尔（Cromwell）。在这年的整个夏天，从罗得岛到卡罗来纳，自由之子纷纷表达了在政治上和道义上拒绝服从伦敦的意志。波士顿的抵制运动特别激烈，该市*富有的商人为团结在萨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周围的积极分子提供资助，亚当斯梦想建立“基督教的斯巴达”，并以“宗教政治家”自居。梅休为洗劫征税所、吊死税收员模拟像、攻击官员住宅的群众祝福。在那些官员看来，权力已经掌握在“暴民”手里。10月，有9个殖民地代表参加的大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要求伦敦停止在美洲征税。
英国看来对局势颇为了解，并打算次年撤销这些政策。但是英国大臣唐森德（Townshend）不久又提出对来自殖民地进口的商品征税，并指定法庭在三个美洲港口负责相关的审判工作。殖民地居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牵涉他们的内部税收问题。戏弄收税人的小册子作家狄金森（Dickinson）在他的《通信》中谴责了英国人的这一举措。各殖民地议会纷起附和，自由之子们则成功地劝说了相当一部分人民抵制英国产品。这种施压方式自然提出了帝国内部的主权性质问题。
由于殖民地从起源上说是私人事业，因此在它们创立之时是外在于英国议会的。它们一直有抵制宗主国的传统。它们已经习惯于事实上的自治，并认为与英国王室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1768年，当议会声称它有权制定整个帝国的法律时，矛盾便显露出来。在帝国内部，美洲殖民地在支付共同开支时，便已经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英国领导人试图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殖民地，以维持帝国的一致性。
殖民地人民的看法并不一致。伦敦*近的决定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认为这些决定侵害了他们的权利。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态度会更加强硬，人们纷纷谈论密谋活动，并打起了英国人的自由旗帜。他们把那些抨击天主教会的古老言辞运用到乔治三世和英国国教会身上。如果说那些*激烈的小册子和报章在各港口引起了民意的骚动，但在更高的层面上，领导阶层开始在伦敦的政策面前感到踌躇。美洲的精英反感伦敦的“腐败”，但由于历史先例的教训，他们担心被这个腐败政府镇压。
美洲精英的“辉格”文化服膺英国自由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根源。这些根源曾抵抗法国气质的封建君主制，并引发了17世纪的革命。但是从1688年之后，一场反对传统权利的阴谋把*高领导层的君主和腐败的议会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威胁既是殖民地的，也是宗主国的。在大部分要求英国国王服从“古老宪法”（按照约翰•亚当斯的说法）的殖民地人民的作品中，都反复出现了这一主题。
英国领导层对事态的看法更为简单：若在帝国内部否认议会的权威，就意味着帝国的解体。对于那些宣称忠实于国王但不服从其议会的殖民地居民，他们的回答是，主权不能分割。柏克（Burke）曾在1769年评论说，美洲人坚信有人要压迫他们，而英国人则认为殖民地人民准备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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