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夏商周史(彩色图文本) 内容简介

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博物馆工作的专家，有着比较丰富的文物展览王作经验。所以，我相信读者读这部书，会有走进一座恢宏的历史博物馆的感觉。精心选择的、优美的典型文物图像，附以简练的文字介绍，使读者既可以了解历史，又可以领悟与欣赏文物，增加许多文物知识。这应该是本书*突出的特点。当然，据我所知，类似的著作在中国内地、香港以及日本都出版过，体例并非本书首创，但是由于本书作者们均具有博物馆专家、学者身份，故而本书在文物选择之得当与诠释之准确方面，应该是同类书很难达到的。
本书虽不属于学术专著，但是，从将文物、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通过文物去研究、阐释历史方面看，本书显然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我认为，以文献研究为主的历史学只能称为狭义的历史学，如何将其更好地与考古学相结合，使二者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双翼，这个问题虽已开始受到历史与考古学界的重视，两种学科的交流、融合也不断产生着新的成果；但是目前大学历史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似仍未能充分重视从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 个方面全方位地培养学生，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对于促进历史学科教学的发展，特别是进一步合理化、科学化是有裨益的。

文物夏商周史(彩色图文本) 本书特色

阅读文物中国史，走进历史博物馆，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文物夏商周史(彩色图文本) 目录

文物夏商周史(彩色图文本) 节选

**章 夏王朝
第二节 夏文化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在商王朝以前还存在着一个夏王朝。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国古代史学家确信无疑。然而到了近现代，一些学者对夏王朝存在的可信性产生了怀疑。目前，这些怀疑主要来自国外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由于缺少文字证据，夏至多属于神话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这样，有关夏王朝的历史研究就因关系到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这样重大的问题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今天，中国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夏王朝。主要的依据是：在中国*早的文献《尚书》中就有关于夏的记载；周人较早的文献《诗经》以及东同时期的其他著作或西周、东周的铜器铭文中还具体提到了禹的事迹；西汉时期的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材料写成的《史记·夏本纪》，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世系和历史；另外，甲骨文的发现使《史记·殷本纪》得到了印证，特别是《史记·殷本纪》中所记属于夏朝时期的商先公，其中一些也在甲骨文中得到了证明。据此判断，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史记·夏本纪》就决不会全属虚有。因此，他们相信夏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客观存在的史实。由于探索夏文化的学术意义重大，所以他们不辞劳苦，前赴后继地追寻夏王朝的文化踪迹。
一、方法途径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就开始了探索夏王朝历史的尝试。当时学者主要是依靠文献资料来考订夏代都邑的地望，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认识到夏代早于商代，夏人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中游地区等。但是，仅仅依靠十分有限的文献材料还无法有效地辨认出夏王朝时期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特征。那么，用什么方法去辨别和寻找夏王朝的遗存呢？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当人们挖掘土地时，往往会发现一些古代遗留下来的痕迹和物品。只要人们能够正确释读这些沉默的古代遗存，它们就会真实地述说其所经历的历史。有人指出，要解决古史中的疑问，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
20世纪初期，随着国外一批考古学家在中国开展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和中国部分留学国外的学者的介绍，考古学的田野发掘和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其中，1928年至l937年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可以看作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王朝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从考古学文化中确认出商文化这一成功的例子，不禁使人们自然地想到：夏文化是否也能通过考古学找到呢？夏文化问题就这样在中国考古学上提了出来。
夏文化的探讨涉及到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继历史文献学之后，古文字学、考古学、地理学、天文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到探索夏文化的行列：从事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致力于对有关文献的可信性进行考证，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对夏王朝所经历的绝对年代、夏族的迁徙、社会形态、信仰习俗、与周边方国古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古文字学家通过对与夏、夏王或重要的地名有关的关键字进行辨识以求有所作为；考古学家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通过对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实物遗存材料的分析研究，对夏文化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与周邻相关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有关文化特征和性质作出判断；地理学家除对与夏王朝重要历史事件有关的地望进行历史地理研究外，近来还更多对地貌环境予以关注；天文学家借助文献中记载的发生于夏王朝时期的重要天文现象，对“仲康日食”、“五星联珠”等天文现象发生的绝对年代进行推算；物理学家主要是运用测年技术对考古学提供的标本进行绝对年代测定。
多学科研究成果的互相参照，无疑为夏文化探索提供了更多的依据。1996年至2000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有关学术问题实施多学科联合共同探讨的方法。
文献记载中有关夏的活动线索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省区十分广袤的地域，年代涉及前23世纪至前l6世纪约六百余年的跨度，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范围内分布着十多个不同的文化类型。为了有效地探索夏文化，有关学者必须*大限度地将夏文化确定在*可靠的时空范围内。因此，探索夏文化首先从三个方面着手研究：
首先是限定夏年范围。关于夏王朝所处的历史编年位置，以往中国历史教科书一般写作约前21世纪至前l6世纪。近年来在夏文化研究中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在前23世纪至前17世纪。这两种意见都是根据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积年的记载，由两周之际的周平王于前770年东迁雒邑为基点向前推算出来的。由于文献中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各自纪年记载不同，所以推算出来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由于后一说的推算多采用文献中所见三代纪年中较大数据，所以将夏王朝历史年代大约界定在前21世纪至前l6世纪之间的说法比较稳妥。
关于夏王朝本身的年代跨度，文献记载有所不同，主要有《古本竹书纪年》等记载的471年（或472年），《路史》记载的483年，《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的431年（或432年），《晋书．束哲传》记载的“夏年多于殷”等不同说法。
由于商王朝自汤至纣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多于夏王朝的十四世十七王，所以夏年不可能多于殷。
有学者统计过，汉以后各王朝每位皇帝平均在位26年，故夏王朝十七王亦不大可能超过450年，以400余年为宜。
其次是限定夏人活动地域。按照先秦时期有关夏人活动地域的文献记载，除了《左传·襄公四年》较为笼统地说“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外，还有一些对夏人活动地域的记载比较具体，如：
夏墟，《佐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大夏，《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国语·晋语》也说：“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按照考古学所发现西周初期晋国始封地在山西南部的事实判断，这两地亦应在晋南。
有夏之居，《逸周书．度邑解》：“自洛汭延于伊油，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表明河南面部地区伊、洛河流域是夏人活动地区。
由此看来，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属于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域范围，应当予以重视。
*后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寻找相应的文化遗存。上面所列出的两个标准大大限定了探寻夏文化的范围，即只有符合分布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绝对年代在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之间，相对年代介于当地龙山文化和商代早期文化之间，符合这样条件的文化遗存，才能够成为夏文化探讨的对象。
二、探索历程
近现代中国学者探索夏文化的学术历程大致开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有学者在有关文献大致限定的地域范围内，根据当时已经发现的早于河南安阳殷墟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去寻找夏文化，先后提出过“仰韶文化是夏文化”和“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等判断。由于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和认识都还没有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主要由历史学者作出的“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者“龙山文化是夏文化”的推断，在今天看来，无论在年代或文化内容等方面都与有关考古学发现严重脱节。尽管如此，他们所作的这些探索工作是在古史与考古学结合研究方面迈出的新的一步，自有其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展很快，各主要地域考古学文化体系的相继建立，促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在中原地区所取得的成就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把河南龙山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空白填补了起来。这主要是通过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完成的，即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二里岗发现的早于殷墟晚商文化的二里岗商文化遗存和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的早于二里岗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文化面貌又与两者不同的二里头文化。至此，中原地区河南境内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即仰韶文化一龙山文化一二里头文化一二里岗文化一殷墟文化就联系起来，基本上没有缺环。
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徐旭生先生，根据古代文献中所记夏人活动地域多集中于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这一线索，于1959年在这两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夏墟考古调查工作。通过调查，徐旭生先生不仅明确指出豫西和晋南是探索夏人活动的具体范围，还根据“当时的中国远非统一，夏后氏或部落活动范围相当地有限制”这样的特征，提出“从它的活动范围内去研究夏文化的特征，用文化间的异同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特点”的认识。这一见解对于如何辨认夏文化特征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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