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政治军事-社会科学-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目录

中文版序言
译者前言
导言：伤害+侮辱凯文·奥尔森
**部分再分配或承认？一个虚假的对立
1.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南茜·弗雷泽
2.纯粹的文化维度朱迪思·巴特勒
3.异性恋、错误承认与资本主义：答朱迪思.巴特勒南茜·弗雷泽
4.“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理查德.罗蒂
5.为什么克服偏见是不够的：驳理查德.罗蒂南茜·弗雷泽
6.难以驾驭的范畴：对南茜·弗雷泽二元体系理论的批判艾利斯·马里恩·杨
7.反对盲目乐观主义：答艾利斯.杨南茜·弗雷泽
8.从不平等到差异：一个替代的典型案例？安妮.菲利普斯
第二部分调和再分配与承认：正义的两个维度
1.重新思考承认：克服文化政治中的替代和具体化南茜·弗雷泽
2.关于参与平等的争论：论南茜·弗雷泽的社会正义概念克里斯托弗·f.泽恩
3.肯定的行动与弗雷泽的再分配—承认难题伊丽莎白·安德森
4.南茜·弗雷泽对分配正义理论的批判合理吗？英格雷德·罗宾斯
5.资源平等主义与承认政治约瑟夫·希思
第三部分引入政治维度：正义的第三个维度？
1.地位不正义：国家的作用利奥纳德·费尔德曼
2.参与平等与民主正义凯文·奥尔森
3.重构全球化世界中的正义南茜·弗雷泽
第四部分哲学基础：承认.正义。批评
1.关于承认含义的斗争尼古拉斯·孔普雷迪斯
2.要事优先：再分配、承认与合理化瑞尼尔·福斯特
3.把参与平等置于正义的优先地位：答孔普雷迪斯和福斯特南茜·弗雷泽
作者简介

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由k·奥尔森编辑的、南茜·弗雷泽与美国和欧洲的批判理论家进行广泛辩论的论争集。它刊载了弗雷泽与众多当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如r.罗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杨（iris marion young）和r.福斯特（rainer forst）等人的交流和对话，大致上反映了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在近10多年的发展概貌。
奥尔森将全部争论分为四个部分，基本覆盖了这场争论的主题：是否存在承认和再分配的分裂；再分配和承认这两种社会正义的范式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结合起来；再分配和承认是否真正穷尽了正义的充分意义，或是否应当建立正义的政治维度；正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弗雷泽理论的规范基础和社会本体论是否成立？本书放弃了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致力于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体现了批判理论家建立正义的规范基础的理论努力。

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节选

《伤害＋侮辱》是一本由K·奥尔森编辑的、南茜·弗雷泽与美国和欧洲的批判理论家进行广泛辩论的论争集。它刊载了弗雷泽与众多当代*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如R.罗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杨（Iris Marion Young）和R.福斯特（Rainer Forst）等人的交流和对话，大致上反映了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在近10多年的发展概貌。

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 相关资料

3.异性恋、错误承认与资本主义：答朱迪思·巴特勒
南茜·弗雷泽
朱迪思·巴特勒的文章受到欢迎，有如下几个理由。它让我们回想起社会理论中深奥而又重要的问题，却已很久没有论及。它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对当前政治危机中左派所遇到的问题的诊断联系起来。但是，更重要的是，巴特勒在文中致力于辨识和寻回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种行为受到当前知识界和政治风尚的一致压制。例如，她的兴趣在于把这些范式的真知灼见与当前各种范式的防御立场结合起来，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我也全心全意致力于这些事业。
但是，巴特勒与我观点不同。我们最重要的分歧，以及最富有成效的讨论开始于如何完全实现共有事业的改造和整合。我们观点的分歧在于，什么正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朽遗产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相关洞见。我们还对各种后结构主义思潮价值的评判存在分歧，以及这些思潮如何能够完美地表述包含唯物主义因素的社会理论化上有异见。最后，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看法。
为了清除障碍，以便有效地讨论这些问题，我想一开始就迅速去除我认为是转移主题的话语。巴特勒把对我的《正义的中断》的讨论与对一群无名对话者的批判结合起来，这些对话者被她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她对这一群体的批判有何价值——这一问题我将在后面论及——她用这种批判来讨论我的观点，这一策略十分不合时宜。尽管她的矢口否认适得其反，但读者们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我与“新保守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消除对男女同性恋的压迫视为属于“纯粹的”文化领域，因而是次要的、派生的，甚至是琐屑的。他们或许假定，我认为性压迫不如阶级压迫那样具有根本性、物质性和真实性，而且我希望把反对异性恋的斗争从属于反对工人剥削的斗争。于是，读者们发现我跟“性保守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混在了一起，甚至会认定，我把男女同性恋运动视为毫无道理的排他主义，这种排他主义分裂了左派，而我则强烈希望把左派的同一性强加于这种排他主义上。
当然，我一点也不这样认为。相反，在《正义的中断》一书中，我分析了当前所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的分裂，并把这种分裂作为“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既定特征。我试图超越这些分裂，并在清楚阐明左派统一阵线的基础之后，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避免了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首要”与“次要”压迫之间进行正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