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目录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内容简介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是一部颇具新意的研究日本对外关系的专著，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代日本对外关系的诸多方面。除了日本同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关系之外，本书还包括了日本同欧洲、非洲、中亚、印度、蒙古、越南、伊朗的关系；除了日本对外经贸、政治、安全关系之外，本书还涉及日益受到重视的环境领域和麻生太郎提出的“动漫外交”等公共外交领域。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当代日本外交脉搏的跳动。

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节选

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理想与现实 刘江永
在当代日本对外关系中，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重要国家。对日本来说，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正趋于上升。
2012年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当年，正是在中日誓不再战、世代友好的大旗下聚集起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两国民”意。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两国民间友好感情迅速上升。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又提出中日关系四项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从那时起，中日关系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友好是互利之根；互利是友好之果；信赖是稳定之基；稳定是信赖之果。离开友好而只讲利益或离开利益而空谈友好都难以持久；没有信赖的稳定或没有稳定的信赖也都难以持续。
从理论上讲，中日政府之间的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应该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但有时实际情况则未必理想，会出现不同步的矛盾现象。在信息化社会，伴随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透明度不断增大，民众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无形中对相对封闭的传统外交模式和中日关系产生着新的影响，提出新的挑战。
2008年，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出现高潮，达五次之多，特别是中国国家主席一年内两次访日，创历史*高纪录。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访日，与福田康夫首相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果从高层互访的角度看，2008年的中日关系也许可以称为“政热”。2009年，中日两国继续保持高层互访和交往的良好势头。
然而，与之相比，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改善则有较大温差；与中国民众对日感情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日本民众对华感情改善则不明显，甚至还有所倒退。日本民众对日中关系的看法比较严峻。据日本总理府2008年10月所做的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中“不认为日中关系良好”的人占71.9%，甚至高于上年同期调查时的68%。同期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也有所下降。
这说明，中日战略互惠与民间友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距离。中日关系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以及特有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福田康夫首相辞职后，麻生太郎内阁的支持率也不断下跌。日本政局进入新的动荡期。未来日本新领导人的对华态度引人瞩目。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还需中日双方付出长期的不懈努力
一、冲破“倒春寒”的“暖春之旅”
2008年5月胡主席访日前，日本国内并不平静。从年初发生的“毒饺子事件”到拉萨发生的“3·14”事件，日本舆论在“食品安全”、“涉藏问题”上对中国的看法十分严峻。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与评价充斥日本报纸和电视媒体。日本右翼势力、海外“藏独”势力加紧在东京和奈良等地集结，准备举行示威活动。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似乎遇到一股“倒春寒”。加之福田康夫内阁在日本国内处境困难，民调支持率跌至20%以下，所以在胡主席访日前，日本许多人都不对这次访问抱有太高期待。
然而，在访问前夕日本主流媒体的态度似乎悄然变得积极起来。2008年5月4日胡主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了日本16家驻京媒体记者的联合采访，并首次表示：“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可以说是一次暖春之旅。我衷心祝愿中13两国人民的友谊春暖常在。”包括对华报道消极的日本《产经新闻》在内，日本几乎所有报纸都对此做了比较客观而友善的报道。中国政府重开与达赖喇嘛代表对话的灵活姿态，也得到日方的好评。访问结束后，研究日中关系的日本专家学者普遍反映，“这次超出许多观察家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次访问体现了中方对日本的高度重视和日方的精心安排，具有许多个**次。它既是21世纪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日，也是中共十七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这次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首次由中国国家主席签署，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还是**次。双方还首次把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作为两国合作领域写入新的中日联合声明。无论是孙文夫妇曾经居住过的松本楼，还是鉴真和尚安息的唐招提寺，都是**次迎来中国国家主席到访，使人们得以重温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还亲自展开“乒乓外交”，给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留下美好印象。
这次访日期间，明仁天皇与胡锦涛主席三度亲切交谈，畅谈他1992年应邀访华时的情景，这在过去是比较罕见的。胡主席同福田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且亲切会见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界人士和长期从事日中友好的老朋友及其后代。在五天访日行程中，胡主席总共出席了55场活动，中日双方就70个合作项目达成一致。领导人会谈的成果获得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肯定。
胡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7年中日两国贸易已经是1978年缔结和平条约时的53倍，中日人员往来是当时中日往来人员次数的120多倍，今后还会有所增加。胡主席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再次肯定了日本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这一讲话通过日本电视台善意的报道，在日本各界产生良好反响。
这次访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胡锦涛主席和福田康夫首相签署并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被称之中13之间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之间前三个政治文件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13联合声明》。它是由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签署的，标志着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即把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第二，1978年8月12日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它是当时的中国外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代表两国签署的，并经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批准，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双方确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称霸，反霸权。第三，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简称《中日联合宣言》）。它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后发表的，但未经两国领导人签署。日方首次以书面文件形式表示：“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尽管日本领导人在口头上曾多次对过去的侵略表示“道歉”，但迄今日本政府尚未在任何中日双边关系文件中写明“道歉”。
这次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涵盖了从2006年安倍首相访华的“破冰之旅”到胡主席访日的“暖春之旅”，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主要共识，指明了21世纪中日关系前进的方向。笔者认为，这项新的联合声明共有六条内容，似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三大支柱”。一个中心是：中日双方认为“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围绕这一中心的三大支柱是：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联合声明的前两条中，中日双方重申，中日两国原有的三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两国确认将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两国领导人签署这一声明，使1998年双方没有签署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的各项规定和承诺也得到确认和继承。
第二，增进互信，加强友谊。新联合声明的第三到第五条表示，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双方首次通过文件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日方对中国的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机遇予以积极评价；中方对日本战后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也给予肯定。双方同意就联合国改革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日方重申，坚持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第三，深化合作，规划未来。新联合声明第六条宣布，在五大领域构筑对话与合作框架，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增进政治安全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加强互利合作、共促亚太发展、应对全球课题等。双方首次把东海问题、食品和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对普世价值的理解与追求，以及气候变化等，作为合作领域写入联合声明。日方认为，这些反映了日本关心的议题。
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认为：“安倍访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日关系，但是从心底相互信赖的领导人关系，应该说是从胡锦涛主席和福田首相开始的。”这句话包含着深刻含义。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初是2006年安倍晋三提出的。总体上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含有强调利益而淡化友好的倾向。安倍曾表示：“友好就能万事大吉吗？未必。外交与各自国家利益相关。可以相互得到利益的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关系。”安倍内阁还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和“自由繁荣之弧”构想，企图建立日、美、澳、印四国联盟牵制中国。
然而，福田康夫执政期间，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强调，长期和平友好是13中两国的唯一选择。这就给中日战略互惠注入了灵魂并得到中方的赞同。针对所谓“价值观外交”，福田并不认同。福田从小学过《论语》，认为“不仅是日中，今后世界都要好好学习《论语》。若孔子的话能成为世界的常识，世界就能和平了”。福田首相2007年末访问曲阜，也堪称是同中国在价值观方面的一次求同之旅。孔子说过：“德不孤，必有邻”；“君子怀德”，“小人怀惠”；“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些话的意思是，有德者不会孤立，必有善邻。君子心中有德，小人只贪图利，而只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必然招来很多怨恨。那么，何为德呢？《管子》称：“爱民无私日德。”笔者认为，中日之间不搞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而保持友好，就堪称是两国之间的大德与大爱。在和平友好的基础上谋求战略互惠与合作就能产生政治互信。
针对安倍内阁的“自由繁荣之弧”战略，福田任内也提出了他不同的亚太战略设想。2008年5月22日福田首相在一篇重要演讲中提出了着眼未来30年日本的亚洲区域合作构想。其核心思想是，要使亚洲各国以太平洋为“内海”彼此开放、相互合作，包括日本、东盟、韩国、美国、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直到中东的广阔地区，形成不断扩大、开放、相互连接的网络。日本将作为和平国家履行责任，与各国建立相互信任，共同前进。福田在战略上不是把中国作为多方牵制的对立面，而是作为超越不同社会制度和地缘战略环境的合作伙伴。这篇演讲被一些媒体称为“新福田主义”。福田提出日本要积极推进海洋和平开发与利用的海洋立国战略，但不再把日本孤立地视为海洋国家，强调太平洋不应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而应成为共同前进、和平合作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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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本对外关系 作者简介

刘江永，1953年生，清华大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副所长。现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中日友好协会理事、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重点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专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荣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